这句话听起来严厉，背后却牵出一段特殊岁月里的饮食往事。那几年，国家正处在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许多家庭都在想办法节省口粮。中南海的饭桌，也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
程汝明出生于1920年山东莱州一个贫寒家庭。年少时，他因家里难以维持生计，早早离开学校，跟随亲人到天津谋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陌生城市没有太多选择，能找到一门手艺，便意味着多了一条活路。
他最初进入饭店当学徒，干的是烧火、洗菜、刷锅之类的杂活。厨房里的规矩很重，师傅一句呵斥，徒弟就得立刻照办。挨骂受累是常事，但程汝明没有因此退缩，反而把每一个步骤都记在心里。
有意思的是，他接触的不只是传统中餐，还学习了西餐制作。刀工、火候、配料，样样都要练。师傅愿意教，他便认真听；师傅没有讲透，他就自己琢磨。时间久了，这个年轻学徒逐渐掌握了中西餐的路数。
到二十多岁时，程汝明已经在天津餐饮界小有名气。可命运并没有立即把他送进厨房。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安排到铁路系统从事运输工作。岗位变了，做事的态度没有变，依旧肯吃苦、肯钻研。
1952年，铁路专列承担接待外宾的任务。车上缺少熟悉西餐的厨师，程汝明得知后主动请缨。他根据客人的饮食习惯调整菜式，既保留食材特点，也注意口味差异。一次任务下来，他的手艺得到认可，重新回到了专业厨房。
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铁路系统后来安排他承担重要接待任务，他既做中餐，也做西餐。面对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客人，菜品不能只讲究味道，还要考虑礼仪、营养和供应条件。厨师的工作，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掌勺。
1954年，程汝明被调到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工作。那时，毛泽东经常乘专列到各地考察，列车既是交通工具，也是处理公务的重要场所。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厨师不仅要保证日常饭菜，还要应付临时增加的用餐安排。
刚到专列时，程汝明难免紧张。毛泽东询问他的出身和工作情况，态度平和，使他慢慢放松下来。之后，他跟随经验丰富的厨师熟悉规矩，逐步了解毛泽东的饮食习惯。
毛泽东是湖南人，口味偏重，喜欢辣椒，也喜欢红烧肉。但程汝明第一次做红烧肉时，毛泽东只尝了一块便停下了筷子。后来他才知道，毛泽东并不是不喜欢这道菜，而是不吃用酱油烧制的菜肴。
这给厨师出了难题。红烧肉若不用酱油，怎样上色？程汝明反复试验，改用冰糖炒汁，再配合火候和调料，使肉块呈现出自然色泽。成菜端上桌后，毛泽东吃得很满意。这种做法后来被许多人称为毛氏红烧肉，但它的形成，本质上是厨师根据实际需要作出的调整。
1958年，程汝明随毛泽东转到中南海工作。此后，厨房里的难题更多来自食材限制。豆豉、辣椒、苦瓜等普通材料，经过不同处理，也能做出适合口味的菜肴。他常把辣椒烤制后再调味，或者用豆豉搭配苦瓜，尽量让简单饭菜不显单调。
真正让他难忘的，是1960年的那块葱花饼。当时生活困难，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执行节约标准，厨房不能随意增加肉食。程汝明担心长期清淡饮食影响身体，便把猪肉熬成油，用来炒葱花，再和面烙饼。
葱花饼香味足，外表看不出特殊之处。毛泽东吃后觉得可口，偶尔会多吃一块。程汝明见此，便连续做了一段时间。后来，他担心营养仍然不足，又自作主张在饼中加入少量肉丁。
秘密没有瞒住。毛泽东察觉后询问缘由，程汝明只得如实回答：“是我自己加的，想让您多补充一点营养。”毛泽东没有处罚他，却明确表示，困难时期不能搞特殊，国家和人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领导干部更要和群众共同承担。
这场插曲之后，葱花饼没有再作为固定饭食出现。对程汝明而言，毛泽东的批评并非只针对一块饼，而是提醒厨房人员，任何善意都不能越过制度和纪律。厨师要把饭做好，也要守住边界。
程汝明后来回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最重要的收获不是掌握了多少菜式，而是懂得了谨慎和克制。涉及领导人的饮食、行程与生活安排，他很少向外谈论。有人觉得他沉默寡言，他却认为，这是岗位要求。
2012年3月14日，程汝明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从山东乡村的贫寒少年，到铁路系统的专业厨师，再到中南海厨房的一员，他始终没有离开“把本职工作做好”这条路。那块被发现的葱花饼，也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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