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尼克松和周恩来进行会见。摄影师杜修贤站在一旁，注意到美方一名随行人员的口袋里突然传出声响。那不是普通物件，而是一台正在工作的微型录音机。
这场会见，本身就已经足够特殊。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年59岁，毛泽东即将年满79岁。两国隔绝多年，彼此之间存在着尖锐分歧，台湾问题、国际格局以及中美关系走向，都不是几句客套话能够带过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录音机的出现并没有打断谈话。毛泽东只是看了一眼，神情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随后继续与尼克松交谈。没有质问，没有斥责，也没有当场制造尴尬。这个处理，看似平淡，实际非常有分量。
据杜修贤后来回忆，那名美方人员原本把录音机藏在衣袋里，机器发出声响后，他曾试图在口袋中关闭，却没有成功，只好将它拿了出来。会见内容并不涉及需要秘密保存的军事部署，对方的举动更多显得失礼，而不是造成了实质威胁。
毛泽东没有抓住这个插曲不放，并非没有原则，而是清楚这次会见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中美关系要打开局面，靠的不是一场争执，而是让对方明白：中国可以谈判，也有自己的立场和尺度。
当时的气氛，随着交谈逐渐缓和。毛泽东谈到中美之间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尼克松则提及国际形势变化。毛泽东说：“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这句话没有回避过去，也没有把会谈变成旧账争论。
“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尼克松回应。
两人的谈话并不意味着分歧消失。恰恰相反，正因为分歧仍然存在，双方才更需要直接接触。中方没有要求美方放弃全部立场，美国也没有立即接受中国的全部主张，能够坐到一起，本身就是外交关系出现转折的重要信号。
早在尼克松到来之前，中方已经确定了接待原则：不卑不亢。这个原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每个细节中。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开始为尼克松访问铺路。到了公告措辞环节，中美甚至在“谁主动提出访问”这一问题上反复斟酌。
中方不愿把访问写成单方面请求，也不接受把美国总统说成普通旅行者。经过修改，公告采用了较为克制的表达，避开了谁邀请谁、谁要求谁的表述。毛泽东看过后认为，这样处理留有余地，也维护了双方的体面。
联合公报的起草同样不顺利。美方希望用含糊的共同点遮盖分歧，中方则认为，回避矛盾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周恩来提出，公开存在分歧，反而可能成为继续谈判的起点。后来形成的《上海公报》，正是既写共同点，也写不同点，没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包装成意见一致。
机场上的握手，也被杜修贤记录了下来。尼克松走下舷梯后主动伸手，周恩来站在原地迎接。杜修贤提前按下快门，捕捉到两人即将握手的瞬间。周恩来审看照片时，选择了那张尚未完全握上的画面。
这个选择并非偶然。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18年后，美国总统主动伸手，而周恩来保持着沉着姿态。照片没有刻意渲染胜负，却把两国关系的变化留在了一个动作里。
杜修贤能站在现场，也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他少年时离开陕西米脂，辗转进入革命队伍，后来在延安学习摄影，师从吴印咸。1960年后，他承担周恩来身边的摄影工作，逐渐熟悉了重大外交场合的拍摄规范。
周恩来对工作人员一向平和。一次在西花厅，他主动与杜修贤握手，还让旁边记者补拍合影。按照当时的工作规矩，工作人员不能抢镜，也不能主动要求与领导人合影，因此这张照片显得格外难得。
会见毛泽东时，杜修贤起初对握手照片并不满意。毛泽东身体状况已经不好，站立和行走都很困难。杜修贤担心画面不够理想，便写条子请周恩来示意，能否在会见结束时补拍。周恩来圈出“可以”字样，给了明确答复。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扶着沙发站起，缓慢走向尼克松。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刚开始那副略显疲惫的状态，神情逐渐舒展，嘴角带着笑意。杜修贤按下快门，留下了那次会见中另一个重要瞬间。
尼克松回国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最难忘的是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那台意外暴露的录音机，没有改变会谈方向；真正决定历史分量的，是双方在巨大分歧面前仍然选择坐下来，直面问题，继续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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