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北京，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开后，一封发往北京的电报摆在了有关工作人员面前。发电人署名王勋，只有一个请求：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与此同时，李敏也收到了他的来电。看完内容，她立即说道：“快请他来，他是我叔叔。”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背后却藏着一段长期隐秘的亲属关系。王勋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毛泽全，是毛主席的族弟。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也为了避免别人因这层关系给予特殊照顾，他很早便改用了“王勋”这个名字。

更重要的是，王勋并未依靠兄长的身份谋求便利。相反，他在部队中长期从事后勤、供给和生产工作，许多时候，连身边的妻子也不知道他与毛主席的真实关系。

毛泽全出生于1909年，家在湖南韶山东茅塘。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既种过田，也做过长工。1926年，毛主席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年纪尚小的毛泽全曾在一旁听过这位族兄讲话。那时的他未必完全明白革命意味着什么，但“三哥”的形象已经深深留在心里。

1936年，毛泽全在南京失去依靠，随后开始寻找毛主席。1937年冬，他终于抵达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听到门外熟悉的喊声，放下手中的笔，迎出来握住他的手：“十二老弟，是你呀！”

这次相见，对兄弟二人而言都不寻常。毛主席询问家乡亲人的情况，毛泽全谈到韶山乡亲遭受的苦难，也提及杨开慧等人的牺牲。谈到伤心处，他一度落泪。毛主席沉默片刻，只说：“活着的人，要把革命的事情做好。”

毛泽全原本想要一支枪上前线，毛主席却提醒他，革命队伍有明确分工，组织安排做什么，就要把什么做好。后来，毛泽全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从皖南兵站到苏中部队，主要负责政治和后勤事务。

他没有把自己当作“毛主席的亲属”，而是把身份藏在“王勋”这个名字之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供给部门负责人、后勤部长，还参与筹措粮款和物资。解放战争后期，他主持海安粮行，为部队补充粮食和军需，这些工作不在前线，却同样关系到部队能否持续作战。

1949年以后，王勋任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1950年，他到北京开会，主动请求见毛主席。消息传到中南海后，毛主席十分高兴，马上让人接他前来。

两人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王勋走进中南海时，看到熟悉的身影，一度停下脚步。身份变了，称谓变了，可毛主席仍像当年的三哥一样迎上来，握住他的手说：“十二弟，走，我们进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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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中，毛主席问起他的工作、婚姻和孩子，也问到韶山亲属的近况。王勋说，自己1942年成婚，妻子徐寄萍也在部队工作，家中已有三个女儿。听到弟弟工作顺利、家庭安稳，毛主席显得很欣慰。

回家后，王勋才向妻子说明实情：“我本名叫毛泽全，毛主席是我的堂兄。”徐寄萍起初十分意外，随后理解了丈夫当年改名的原因。1952年秋，毛泽全一家到北京生活，毛主席见到侄女们十分高兴，还特意询问少了哪个孩子。得知孩子已经睡着，他才放下心来。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招待亲属时，饭菜并不铺张。几样家常菜，一盆炒鸡蛋，孩子们临走时，他还让工作人员拿些糖块。亲情没有被特殊排场包裹，反而保留着普通家庭的朴素气息。

1957年，毛泽全调往外地工作。此后多年，他几次进京，却始终没能再见到毛主席。那张毛主席在西湖边拍摄的照片，成为他珍藏多年的物件。思念时，他便拿出来看一看。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此时的毛泽全已67岁，得知噩耗后悲痛难抑，随即向北京方面发电，请求参加9月18日举行的追悼会。李敏得知这位叔叔要来，没有多问，只留下那句：“快请他来。”

在追悼会现场，毛泽全终于见到了二十一年未见的“三哥”。这一次，不再是中南海门前的重逢，也不是书信往来，而是在鲜花环绕中作最后的告别。返回家中后，他因悲痛过度病了一场。

1989年3月7日，毛泽全在太原逝世，享年80岁。李敏获悉消息后，专门送去花圈。一个化名使用半生、始终靠自己工作的普通干部，就这样走完了与毛主席相伴又相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