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别急着下结论。本文要驳的是“全部都是”四个字，不是否认那个年代读书难。
网上流传一种绝对化论断：解放前能够一路读到大学、出国深造、后来当选院士的人，家里基本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有条件持续读书的家庭大都非富即贵。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就讲一个县级市——江苏常熟。
一个县级市，走出12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仅计学部委员制度下当选者，不含1994年后新增院士）。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常熟占6位；1980年增选，再添5位；1991年增选1位。合计正好12位。
完整12人名单：
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6人）：1.王淦昌、2.张青莲、3.张光斗、4.李强、5.戴松恩、6.夏坚白
1980年增选（5人）：7.郑国锠、8.陆宝麟、9.姚錱、10.钱人元、11.时钧
1991年增选（1人）：12.曹楚南
这12人分布在核物理、化学化工、水利测绘、生物医学、遗传育种、腐蚀电化学等领域，出身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不属于“非富即贵”一类。
按现有可查史料，这12人中，没有一人出身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家。他们中有中医家庭出身的孤儿（王淦昌），有跟着母亲摆摊谋生的贫苦子弟（戴松恩），也有书香门第或普通读书人家走出来的读书人（李强、张青莲、时钧等）。按宽泛标准，其中约三分之一可算“小康”或“比贫苦人家宽裕”；但小康与大地主、大资本家之间隔着量级，没有一人属于后者。曹楚南1948年入学档案中自填的“地主”系民国学生自述，与土改阶级成分性质不同，权威传记均以“书香门第家庭”定性，不构成“大地主”，详见后文及注释。
以下按当选年份与人物逐一展开（1955年首批→1980年增选→1991年增选）。
1. 王淦昌：4岁丧父，13岁丧母，后来成了“两弹一星”元勋
王淦昌，常熟支塘镇枫塘湾人，与张青莲同是支塘镇人。父亲是支塘一带的中医。
但他命苦。4岁父亲去世，13岁母亲也去世，一下子成了孤儿，由大哥王舜昌和外婆抚养成人。母亲在世时重视教育，6岁送他入王氏义庄私塾，后转入太仓沙溪小学，1920年毕业。父母双亡后家境大不如前，家人仍送他去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大哥王舜昌年长他十余岁，父亲去世后继承父业行医、兼营药材，叮嘱他：“目前家境不好，你在外面读书，一要节俭，不要乱花钱；二要用功读书。”晚年的王淦昌回忆说：“大哥能让我去上海读书，我很领他的情。”据记载，大哥给他的钱主要用于学费和住宿，零花钱极少。这段经历，据王淦昌晚年回忆，养成了他一生艰苦勤俭的作风。浦东中学的教务主任兼英语老师崔雁冰是他表兄，外婆特意托付这位亲戚关照王淦昌，让这个失去双亲的少年在异乡多了一分照应。
他靠读书一路考上清华，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他是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他领导的研究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1956年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后被莱因斯实验证实；还首倡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1961年，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隐姓埋名17年，投身核武器研制，此后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与核科学组织领导工作。他说：“我愿以身许国！”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回看出身：中医家庭，幼年孤贫，靠亲戚接济完成中学学业。与“大地主、大资本家”不沾边。
2. 张青莲：也是支塘镇人，核武器背后的“重水人”
张青莲，常熟支塘镇人。祖父张云孙经商，十分希望儿孙受到良好教育；父亲张企贤爱好文学、擅长园艺；母亲出身文人家庭，在张青莲年幼时因病早逝。这是一个典型的“商而兼文”的集镇小康之家：有稳定的商铺收入供子弟读书，也有文学、园艺这类文化生活的浸润，但财富规模远够不上大地主、大资本家。祖父“十分希望儿孙受到良好教育”这一句，直接解释了张青莲后来能够一路读到光华大学、柏林大学——这个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是从祖辈就开始的自觉选择，不是偶然。
他6岁入支塘小学，14岁考入苏州桃坞中学。1926年高中毕业时，他本可免费直升圣约翰大学，但因1925年该校美籍校长侮辱我国国旗，爱国师生愤而离校、另组光华大学，张青莲放弃免费入学机会，考入光华大学化学系。1930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获银杯奖，毕业后在常熟孝友中学任教一年，后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
张青莲是我国稳定同位素化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北京大学教授。他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副主任，是我国最早当选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原子量与同位素丰度委员会委员的化学家之一。他五十年从事重水和稳定同位素研究，在重水性质研究方面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主持测定的铟、铱、锑等10种元素原子量新值，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采用为国际新标准。
他对核武器研制的贡献，远不止“一个重水人”这个称号。新中国成立后，掌握重水和锂同位素生产技术是发展核武器的重要任务。张青莲受化工部委托赴生产试验基地作重水生产方法讲学，参加重水研制方案讨论会与试验基地现场会议，为工厂提供了控制中间产品氘含量分析的落滴法，解决了没有质谱仪进行氘含量测定的困难；又参加年产一吨重水的氢水交换/电解法投产方案设计，提供浮沉子法检定重水成品的部颁标准方法和标准样品。70年代我国采用H₂S/H₂O双温交换法生产重水，他组织翻译美国技术文献，为设计中型重水工厂提供必备资料。化学工业部为表彰他在重水生产方面的贡献，于1990年授予他“全国国防化工先进工作者”称号。锂同位素方面，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后，我国锂同位素分离工厂陷于瘫痪，张青莲应核工业部之邀到厂视察，提出应采取的几项措施，被该厂特聘为技术顾问，指导锂同位素生产研制。中国核学会于1990年授予他荣誉理事称号。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吴有训曾当着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面，介绍他是“一个重水人”。
回看出身：集镇“商而兼文”小康家庭，祖父经商且重视教育，父亲爱好文学园艺，母亲出身文人家庭。有文化资本，有稳定收入，但财富规模远够不上大地主、大资本家。
3. 张光斗：家境拮据，兄长早早当学徒，却成了水利水电泰斗，两院院士
张光斗的家境，就明显拮据了。
他出生于常熟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鹿苑今行政区划已划归张家港，张光斗先生本人坚持籍贯记作常熟，详见文末注释）。父亲张荔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四人，他最小。全家靠父亲微薄薪金维持温饱。张光斗在自传中回忆：“母亲治家非常勤俭，每日粗茶淡饭。我总是穿哥哥的旧衣，能吃到一个鸡蛋就是过节了。”
为了供他读书，兄长们早早外出谋生。学徒不久后转为职员，家庭经济条件才略有好转。他读书勤奋、成绩优良，“全家节衣缩食”，先在鹿苑私立晋安小学读书（1918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大学附小学习，又经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入本科，193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34年秋，他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1935年赴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学习工程力学，1937年获硕士学位，并获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1937年抗战爆发，他放弃攻读博士，回国效力。
他是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他主持设计密云水库、渔子溪水电站等工程，为葛洲坝、丹江口、三峡、小浪底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指导。
回看出身：农村小职员家庭，经济拮据，兄长早早外出谋生。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
4. 李强：最传奇的一位，我党难得的复合型人才
李强，原名曾培洪，字幼范，后以李强名行世。他是12人里最传奇的一位——江苏党史网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集革命家、科学家、经济专家于一身。
他出身县城世家大族、书香门第，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据地方文史记载，常熟曾氏是城内四大望族之一，清末民初小说家、《孽海花》作者曾朴，就是他的堂叔。在12个人里，他的家庭文化资本最深厚，经济条件也相对最好。
常熟启蒙，上海求学。李强6岁入私塾，8岁转入常熟最早的现代学校——塔前高等小学。1920年秋，他进入杭州宗文中学，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深受启迪，对旧礼教产生强烈抗拒。他写了一篇反对旧礼教的文章，被学校开除。此后，他转赴上海，进入南洋路矿学堂附中继续学业。从附中毕业后，他放弃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选择留在南洋路矿学堂的大学部深造，攻读土木工程专业。这所学校的一大特色是双语教学，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其余课程均用英语授课，他因此在求学期间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这段经历让他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理工知识，更拥有了直接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能力，这成为他日后跨界攻关的“秘密武器”。
从工科生到职业革命者。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作为南洋路矿学堂的代表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活动，当选为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加入共青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26年2月，他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回到家乡，创建了常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研制炸药，跨专业靠英文书自学攻关。1926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急需军火、炸药。区委书记罗亦农把研制火药的任务交给了学土木工程的李强，这对他而言完全是跨专业。由于中文资料匮乏，他买来英文版的弹药制作书籍，边学边琢磨，按照书上的方法成功配制出了黄色炸药。这批军火在后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过硬的英语阅读能力，这次“跨界”几乎不可能完成。
研制收发报机，从英文书籍中寻找答案。1928年，中央特科增设无线电通讯科，24岁的李强任科长，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当时党与各根据地的联系主要靠地下交通员传递情报，效率低、风险大。周恩来把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交给了他，并鼓励他“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李强靠着扎实的英语基础，钻研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快速积累理论知识。他设法从大华仪器公司弄到产品进行拆解研究，又通过洋行订购关键零件，最终在1929年成功研制出收发报机。这台收发报机被赞为“党的通信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在苏联，他用英文发表论文震动学界。1931年，他被派往苏联，在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院工作。他在阅读英文杂志时，发现美国关于菱形天线的报道只有实验结果而无理论分析。于是，他用数学方法进行大量推导，最终用英文完成了论文《发信菱形天线》。这篇论文被译成俄文发表后，在苏联学界引起轰动，其论证方法被命名为“李强公式”，载入苏联百科辞典。他也因此被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苏联7位顶级无线电专家之一。
在延安，他是军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38年回国后，他主持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工作。1939年，无名式马步枪诞生，结束了我军兵工厂只修不造的历史。此后，他领导军工企业试制掷弹筒并解决土铁原料问题，实现规模化生产，使延安军工从修械逐步扩展到枪、弹、炮和成套设备的制造。1944年，他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为我军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毛泽东同志为他题词：“坚持到底”。
转战外贸，他是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后长期担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部长，1981年任国务院顾问。他参与操盘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为新中国工业化打下第一批骨架。据相关传记记载，1973年他曾写报告建议动用外汇在国际市场购入黄金，经周总理批示支持，这一操作最终为国家赚取30多亿美元。他还推动了新中国期货贸易的起步。据记载，1978年他荣获个人国际水星奖。
一个人，既是隐蔽战线的革命者，又是苏联公认的无线电专家，还是延安军工奠基人、新中国外贸开拓者。这样的“跨界”人生，极为罕见。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他在上海南洋路矿学堂打下的英语和理工科底子。没有那张“语言通行证”，他不可能一次次跨入全新领域，自学成才。
回看出身：书香门第，相对殷实。曾氏的文化声望来自科举功名与传统教育，而非近代意义上的地租或资本积累。不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更不是豪富之家。
5. 戴松恩：12个人里出身最贫寒的一位，早在7岁上学前就随母亲摆摊，10岁丧父，大学靠工读完成学业
戴松恩，常熟唐市镇人，也就是今天的沙家浜镇。他家是贫苦家庭，既没有田地，也没有房屋。父亲在米行做推销员，常年在外奔波，收入微薄。年幼的戴松恩，早在7岁入学之前就跟着母亲去集市摆摊挣钱养家。7岁那年，他才因为亲友推荐，免费进入教会小学读书。1917年冬天，父亲积劳成疾去世，年仅36岁，当时戴松恩才10岁。全家生活更靠母亲摆摊维持。他后来回忆：“当时我觉得我的母亲太苦了，我应当用功读书，将来好负起家庭的负担。”
小学毕业考第一，免费升入中学；中学阶段在苏州晏成中学就读，同样靠教会学校免费学额完成。教会学校在江南市镇设有免费学额，成绩优异者可减免学费甚至食宿，这是戴松恩这类城镇贫民子弟能够连续完成中小学学业的关键制度通道。中学毕业成绩优异，被免试录取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26年，他以第一名成绩从专修科毕业，留校担任沈宗翰教授的助理，一边工作一边自学遗传学理论。1928年，经沈宗翰推荐，他以工读方式破格带薪插入金陵大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二年级学习，参与选育“金大2905”等中国最早一批小麦优良品种。1931年，他再次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农学士学位。后来赴美深造，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师从作物育种专家洛夫，1936年获博士学位。
他是我国著名植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作物遗传育种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参与选育中国第一批小麦优良品种，在小麦性状遗传规律、抗赤霉病育种、玉米杂交种合理组配、油菜育种途径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他是这12个人里出身最贫寒的一位。
回看出身：集镇贫苦家庭，无房无田，母亲摆摊养家，10岁丧父，小学中学靠教会免费学额、大学靠工读完成学业。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是城镇贫民。
6. 夏坚白：农家出身，14岁当学徒，靠自学打下底子，后考入清华
夏坚白，常熟吴市乡农民家庭出身，家境贫寒。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入浒浦镇小学。半农半学读完私塾和小学后，不到14岁，父亲便送他到浒浦镇一家木行当学徒。
三年学徒生涯十分艰苦，成天与笨重的木材、竹料打交道。但无论劳作多繁重，他始终坚持挤时间自学中学课程。学徒期满后，1921年他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上海中华公学、吴淞中国公学和浦东中学，正式完成初、高中学业。1925年，他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学系，1929年毕业。
他是中国当代测绘事业的开拓者、著名大地测量学家、大地天文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中的首位测绘科学家。他是中国测绘学会创始人之一，参与制定《中国大地测量法式》，创办《测量》《测量专刊》。1948年，他曾任同济大学校长。1955年院系调整决策后，他参与组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并亲自带领同济大学工学院测量系整体迁往武汉，出任武汉测绘学院首任院长。
一个农家子弟，从木行学徒到测绘科学奠基人，这条路他走得比谁都难。
回看出身：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
7. 郑国锠（1914.3.30—2012.10.12，细胞生物学）
家庭出身
生于常熟县东张南街，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从事农业劳动，母亲为家庭妇女。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一度辍学，随父务农；后由亲戚帮助，才得以读完初中。另据常熟地方文史记载，他少年时曾由家中叔父介绍到常熟城里一家米行当学徒，未及上工米行倒闭，只好回家务农；1928年夏在舅公帮助下考入太仓中学。两说在“辍学后曾尝试谋生、靠亲戚帮助复学”这一骨架上一致，具体细节可并存。
求学经历
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因家境困难辍学。后靠亲戚帮助读完初中，因成绩优异保送太仓中学师范科，1934年毕业。师范毕业后考入江苏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一年后毕业，任常熟县教育局卫生教育指导员——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在1930年代，一个贫寒农家子弟拿到县教育局的正式职位，已经是相当安稳的出路，但薪资微薄。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流亡长沙，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一面工作一面自学。1938年夏，在长沙考取内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博物系，重新做回学生。1943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44年考取本校研究生，1947年夏研究生毕业。同年底获奖学金赴美，先入田纳西大学，1948年7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细胞学研究室，师从著名细胞学家赫斯金斯，1950年底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选择任教兰州大学。
他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78年受教育部委托编写我国第一部《细胞生物学》高校教材；1980年在兰州大学首创我国细胞生物学专业。他还曾任兰州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体细胞染色体减数机理、细胞融合等方面有系统研究，其成果为国际学界所公认。
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1954年加入九三学社。
回看出身：贫寒农家子弟靠借贷与亲戚帮助读出来，非大地主、大资本家。
8. 陆宝麟（1916.6.19—2004.4.9，医学昆虫学）
家庭出身
生于常熟白茆镇（今属古里镇），乡间书香家庭，家境尚可，但并非以大规模地租或商业资本著称的豪富之家。二哥陆近仁是国内近代昆虫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陆宝麟的学术道路与这位兄长的引导直接相关。
求学经历
1928年，12岁的陆宝麟随二哥陆近仁赴苏州求学。后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中学阶段已喜爱采集昆虫标本。1934年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抗战爆发后学校内迁，他随二哥陆近仁及刘承钊教授辗转经安徽、江西、湖北到达成都，借读于华西大学生物系，1938年毕业。毕业后留校担任生物学系标本采集员，参加峨眉山及西康境内的标本采集工作。1939年秋，在二哥陆近仁的鼓励下，考入迁至昆明的清华大学研究院生物学系，师从刘崇乐教授，1941年获理学硕士学位，留在清华农业研究所昆虫学研究组任教员。1946年起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任教，1952年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
他是中国医学昆虫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他长期从事中国蚊类的区系分类、生态习性、媒介关系及综合治理研究，主编《中国蚊科志》，提出蚊虫综合防治的理论和方法。曾任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并长期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治理媒介联合专家组成员。1996年被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荣誉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
回看出身：乡间耕读书香家庭，有文化积淀，家境尚可，非大地主、大资本家。
9. 姚錱（1915.10.18—2005.11.4，实验生物学、肿瘤生物学）
家庭出身
权威公开史料未见父母姓名、家庭经济状况的正式记载，仅载籍贯江苏常熟。原生家庭细节在现有院士传记、浙大校友录及中科院学部页中均付阙如。受史料限制，姚錱的家庭经济状况无法像郑国锠、陆宝麟那样精确归类，仅能依据求学经历判断家境尚可；目前没有史料记载其出身大地主、大资本家。
求学经历
1930年从常熟初中毕业，考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高中时受生物学老师影响，开始潜心生物学。1933年毕业后，当时多数大学理学院设生物系，唯独浙江大学设“实验生物学组”，姚錱被这个新颖学组吸引，报考并被录取。1937年以甲等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系，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46年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入爱丁堡大学动物遗传研究所，在著名遗传学家魏定顿教授实验室工作，1949年以果蝇胚胎发育细胞化学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50年调入中科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
他在肿瘤生物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建立甲胎蛋白免疫检测法并首先用于人群普查，为发现亚临床肝癌作出贡献；组织和主持抗人肝癌单克隆抗体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获得有较好选择性的抗人肝癌单抗。他还开展小鼠胚胎癌细胞和胚胎干细胞研究。1990年创办英文学术期刊《Cell Research》并任首任主编。曾任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长、亚洲太平洋细胞生物学组织首届主席。
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看出身：家世公开史料缺失，从求学经历看家境尚可，无史料支撑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
10. 钱人元（1917—2003，高分子物理化学）
家庭出身
常熟谢桥，书香门第。父亲钱育仁，字安伯，号南铁，早年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国民党常熟分部文字科主任，兼任国民党机关报《新常熟报》及《自由报》记者，积极鼓吹革命。他擅长骈文和诗词，曾主编《虞社》诗刊并任社长，抗战时出任常熟县图书馆馆长，著有《荔圆楼骈文》《荔圆楼集》《荔圆楼忆语》等。母亲为家庭主妇。
这是一个有文化名望的家庭，但并非富贵之家。父亲搞革命、办报、编诗刊、做图书馆长，有社会声望，却没有商业或官僚意义上的财富。
求学与学术贡献
1929年毕业于常熟县立石梅小学，后考入常熟孝友初级中学，1931年初中毕业。后入苏州中学读高中化工科，1935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
他是我国高分子物理研究与教学的奠基人。20世纪50年代开创高分子物理研究，为中国聚丙烯纤维工业的开发奠定了科学基础；70年代在国内开创有机固体研究领域；80年代后致力于高分子凝聚态基本问题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85年当选美国化学会高分子分会Fellow。1958年，他与王葆仁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系。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回看出身：书香门第，有文化资本，但经济上并不宽裕。不是大地主，不是大资本家。
11. 时钧（1912—2005，化学工程专家）
家庭出身
常熟人，生于莫城镇一个读书人家。父亲应试未中，寄希望于子女，要求子女认真读书，成为有学识的人。家境属于普通小康，无大量地租、商业资本。
求学经历
1917年入本乡小学读书，1924年小学毕业，跳级考进孝友中学初中二年级，1926年毕业。后随大哥去苏州读高中，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附中；1927年该校附中并入苏州中学高中部，时钧在理科班。1929年高中毕业，被保送入东吴大学。1930年改考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同时被两校录取，时钧选择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在清华四年，所学课程除两门外均为“优”或“优+”，曾获“裴克”奖学金。1934年大学毕业，随即报考清华第二届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发榜时规定学习造纸工程，先在国内实习一年，后由导师指定进入美国缅因大学深造。1935年8月赴美，1936年5月获造纸专业工学硕士学位，随后赴麻省理工学院专攻化学工程。抗战爆发后，他婉言谢绝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主任怀德曼教授的挽留，于1938年5月回国。
他是我国水泥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创导者和开拓者，化工传质、分离工程权威学者。1952年受命创建我国第一个硅酸盐（水泥）专业；1956年联名建议在高校设立化学工程专业，1957年高教部采纳试办。先后任教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27岁任教中央大学时即以“娃娃教授”闻名于学生间。执教六十余年，培养的学生中当选两院院士的有16人，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张存浩等。2001年，90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回看出身：普通小康读书家庭，父亲科举未中、寄望子女读书成才。非大地主、大资本家。
12. 曹楚南（1930—2020，腐蚀科学与电化学专家）
家庭出身
原籍常熟，出生于常熟县沙洲区合兴乡中兴镇（今属张家港，传统原籍记常熟）一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曹仲道幼读私塾，后入新式学堂，一生酷爱读书，古诗文造诣深厚，抗战胜利后曾在常熟从事教育工作，与国学大师钱仲联交往甚厚。曹楚南是第四子，因出生时父母在汉口，故取名“楚”。家中共有六儿两女，六个儿子全部考入大学，在当地传为佳话。
需要说明的是，1948年同济大学入学档案家庭出身一栏自填为“地主”。这是民国时期学生自述的家庭身份，与解放后土改中依据土地关系和剥削收入划定的“地主阶级成分”性质不同，不能直接等同。现有权威传记（中科院学部、科技日报、科普中国等）均以“书香门第家庭”定性，未见其父依靠地租为生的记载。曹仲道一生以读书、教书、诗文为业，并非在乡收租的地主。因此，本文不将曹楚南归入“大地主”之列。
求学与学术贡献
小学因战乱停办后入私塾，后随二哥辗转静山中学、沙洲中学，最终在梁丰中学完成高中学业。1948年，他因急性阑尾炎术后本欲放弃统考，在同学劝阻下坚持参加上海几所大学招考，被同济大学化学系录取。1952年毕业，是新中国第一批本科毕业生。毕业后进入中科院，长期在长春、沈阳从事金属腐蚀、电化学研究。
他在中国领导和开拓了腐蚀电化学领域。专著《腐蚀电化学原理》系统论述了腐蚀电化学的特殊规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将数理统计、随机过程理论和定态过程稳定性理论引入腐蚀科学与电化学阻抗谱研究，使相关理论有重要发展。曾任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理事长、中科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腐蚀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1年当选学部委员。
回看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以读书教书为业，兄弟六人全部考入大学。权威传记定性为“书香门第家庭”，非依靠地租为生的大地主，更非大资本家。
十二人出身归类概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支塘镇。一个江南小镇，走出了王淦昌和张青莲两位首批学部委员。一位是“两弹一星”元勋，一位是核武器背后的重水化学奠基人。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把这12个人放在一起看，出身大致分三类：
第一类，贫寒人家（4人）：王淦昌、戴松恩、夏坚白、郑国锠。
第二类，书香读书家庭（4人）：李强、陆宝麟、钱人元、姚錱。这类家庭有文化积淀，但没有大规模地租或商业资本。李强家文化资本最厚、经济条件相对最好，但属于传统书香门第，并非豪富；姚錱原生家庭详细经济史料缺失，仅能根据求学经历判断家境尚可。
第三类，小康、职员/耕读家庭（4人）：张青莲、时钧、张光斗、曹楚南。经济水平普通；曹楚南家世权威传记定性为“书香门第家庭”，父亲以读书教书为业、兄弟六人全部考入大学，1948年入学档案自填“地主”系民国学生自述、非土改阶级成分，不构成“大地主”，更非大资本家。
综上，12人中无一人出身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家。按宽泛标准，其中约三分之一可算“小康”或“比贫苦人家宽裕”，但“富”的弹性再大，也够不上“大地主、大资本家”这个硬标准。
很多家庭至多只提供了“可以读书”的机会；真正支撑他们一路成长、最终成为学部委员的，是艰难环境下持续不懈的勤奋与坚持。
这12个人里，哪一个是大地主？哪一个是大资本家？
那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为什么站不住脚？
网上有一种说法：解放前能读书、能留学、能当院士的人，家里基本是大地主、大资本家。这个说法至少有三个问题。
第一，把“能读书”等同于“家里很有钱”，不符合历史事实。清末民国时期，江南一带新式教育发展较早，小学、中学、师范、教会学校都有免费或减免机会。成绩优异者，可以免学费、拿奖学金、获亲友资助。戴松恩小学毕业考第一，免费升中学；夏坚白学徒期间自学打底，后赴上海完成中学学业，考上清华；王淦昌靠兄长接济读完浦东中学；郑国锠靠亲戚帮助复学、读完师范。他们家里都不富裕，但都靠成绩和亲友帮衬换来了读书的机会。
第二，把“留学”等同于“家里出钱”，也不准确。那个年代，公费留学、庚款留学、教会资助、导师推荐，都是寒门子弟出国的通道。王淦昌、张光斗、夏坚白、时钧靠公费或庚款留学，郑国锠、姚錱靠奖学金赴美赴英，张青莲赴德深造亦非家庭出资。他们靠的是考试成绩和学术能力，不是家里砸钱。
第三，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规律，以偏概全。确实有少数院士出身富贵家庭，但这不代表“都是”。常熟这12位学部委员，就是反例。这一个县，就足以让“都是”二字站不住脚。
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否认：民国整体教育资源稀缺，对绝大多数底层百姓而言，读书求学依旧极难。常熟能走出这么多寒门学者，是江南长期文教积淀、多种助学渠道叠加的特殊地方性样本，不能代表旧中国全国普遍情况。本文只驳斥“全部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这一绝对化论断，并不据此推论“解放前大部分学者都不是富裕出身”。
常熟为什么能走出这么多寒门学者？
这件事不能只靠“常熟人能吃苦”来解释。它背后既有地方性的制度安排，也有区域网络的支撑。
常熟所在的江南地区，近代化起步较早，而常熟的特殊位置在于：它离上海太近了。
近代上海崛起后，常熟的人口、资金、商品持续向上海流动。常熟的米粮、棉花、土布经水路运往上海，换回现金；常熟的花边、棉布等副业产品也以上海为出口。更重要的是人的流动：常熟人去上海谋生、求学、经商，上海的信息、观念、教育机会又反哺常熟。这种双向流动，让常熟普通家庭对“读书有什么用”有了比内地更具体的认知——城镇里的教师、医生、文书、职员，上海洋行、工厂、商店里的职位，都需要识字和算术。读书不再只指向科举，而是指向一份实实在在的城镇职业。
与此同时，常熟本地也在发生变化。县城和支塘等大镇出现了近代工业。据地方文史记载，支塘镇曾设有裕泰纺绩工厂，原料来自本地棉区，工人几乎全部来自附近农村，产品经上海租布商号下销。谢家桥镇的土布生产者，据记载抗战前曾达一万二千人左右，产品北销奉天、南销广东。近代工业与副业并存，让普通农家有了一点点现金收入——不多，但足以在关键时刻凑出学费。
观念的变化随之而来。平民家庭越来越清楚：子弟起码要识字，才可能在城镇站住脚；有更高追求的家庭，则把读书视为收入提升和阶层上升的通道。富裕阶层同样在变：科举废除后，他们不再只盯着功名，而是把教育视为社会转型期的立身之本，主动办学、捐资助学。丁祖荫等常熟士绅在1897年创办中西学社，开常熟新学之风，经费靠发起人四处募集、逐年垫付。这不是个别乡绅的雅兴，而是一个阶层在时代转折点上重新配置资源的选择。教育的钱，不只来自义庄和学田这样的宗族公产，也来自商人、乡绅、新式知识分子的主动投入。
这不是空泛的“重视教育”。常熟张氏义庄1905年在张桥创设孝友初等小学堂，经费来自“拨义庄租息及祖宅建校”；1919年迁入城内椐树弄，1922年增办初中，成为常熟第一所近代中学。从乡村义庄学堂到城市私立中学，张氏族人把宗族公产持续投向新式教育，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升级办学层级。孝友中学至今仍在办学，已逾百年。钱人元和时钧是孝友中学的学生校友，张青莲则是曾在此任教的校友——一所从义庄租息里长出来的学校，既培养了钱人元、时钧这样的学生，也吸引了张青莲这样的年轻学者前来执教。这本身就说明，它不只是一个制度标本，更是一个持续产出和吸引人才的教育节点。
大族义庄则把一部分地方财富制度化地投向教育。据地方文史记载，常熟邹氏义庄的碑刻明确记载“凡族人省郡县试之费，及设塾以课贫家子弟资之”。近代新式学堂也延续了这条逻辑：孝友初等小学堂“拨义庄租息及祖宅建校”，支塘正修两等小学堂靠正修书院学田的租息开办。教育的钱，有一部分是从土地收益和宗族公产里固定划出来的。
城镇化又打开了非科举的出路。近代常熟人口、资金向县城集聚，教师、医生、文书、职员——这些岗位都需要读写能力。读书不再只指向科举一条路，但“读书有出路”的预期反而更强了。
新式学校在常熟城乡铺开得比想象中快。1897年丁祖荫等创办中西学社，开常熟新学之风；到1911年，全县新式小学堂已增至七十余所。乡镇层面，谢桥1906年用善局及庙田租息办从简初小，淼泉1911年设永福初等小学堂，福山1912年办起两所初等国民小学。县城里，1924年诞生常熟第一所公立中学——常熟县立初级中学，即今天常熟市中学的前身。女子教育也迈出一步：竞化两等女学是常熟第一所女子新式学堂，到民国7年全县女子小学已有15所。从私塾、书院到洋学堂，从县城到乡镇，读书在常熟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事。
苏州、上海、南京构成了常熟子弟求学的外围网络。张青莲读的是苏州桃坞中学，戴松恩读的是苏州晏成中学；王淦昌读的是上海浦东中学，李强读的是上海南洋路矿学堂，张光斗经上海交大预科入本科。常熟本地提供了小学和部分中学的底子，更高一级的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留学通道，则集中在苏州、上海、南京。常熟花边、棉布等副业产品销往上海，换回的现金支付学费；庚款留学、公费留学的信息和考试也大量集中在上海。苏州、上海、南京不是常熟独有的条件，但常熟离它们足够近，近到能把区域网络变成自己的通道。
这几层原因，缺一不可。一是近代化的拉力与观念变化，城镇职业需要教育，各阶层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二是文教传统深厚，常熟是言子故里，书院、私塾、藏书、科举文化积淀很深；三是江南经济支撑，普通家庭也往往能勉强供孩子读书，或通过免费、奖学金、亲友资助完成学业；四是新式教育较早，清末民国时期常熟一带新式小学、中学发展较早；五是家庭重视教育，无论中医、小商人、普通职员，还是摆摊谋生的母亲，都把读书当作改变命运的核心路径；六是个人极端勤奋，尤其像戴松恩、夏坚白、王淦昌、郑国锠这样幼年孤贫或贫寒人家出身的人，能走到最后，靠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持。
制度托底不等于每个人都能被稳稳接住
但制度托底不等于每个人都能被稳稳接住。同样是寒门，路径的断裂程度差别很大。
唐市的戴松恩，是“穷但有人接”的样本。他生于贫苦家庭，无房无田，10岁丧父，7岁前就跟着母亲去集市摆摊。但他的求学路径有一条相对连续的“接力”：亲友推荐免费入教会小学，小学毕业考第一免费升中学，中学在苏州晏成中学同样靠教会免费学额完成，中学毕业免试进入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专修科毕业留校任沈宗翰助理，再经沈宗翰推荐以工读方式破格带薪插入本科。每一步都有成绩换来的减免或资助接住他，没有出现长时间的中断。
戴松恩的路径是“穷但有人接”。这说明常熟的地方制度能把穷人托到大学。但制度托底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形：有人接住了制度给出的答案，却主动放弃它，继续往上走。
郑国锠则介于“有人接”与“自己闯”之间：他有过安稳的出路，但主动放弃了它。郑国锠1934年师范科毕业后，又入江苏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学习一年，毕业后任常熟县教育局卫生教育指导员——在1930年代，一个贫寒农家子弟有这份工作，已经是相当安稳的出路。但他没有停在这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辞去公职、流亡长沙，1938年夏在长沙考取内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重新做回学生。这不是“没人接”的困境，也不是“有人接”的顺遂，而是在制度已经给出答案之后，仍然拒绝停在那里的个人追求。
再往深一层看，这套制度为什么在常熟特别有效？
常熟这类江南先发地区，明清至民国商品化程度较高，土地流转、劳动力流动相对活跃，人身依附关系相比很多内地地区更为松弛；市镇经济发达催生了对识字、技术人才的稳定需求，由此给寒门子弟留下了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空间。这种空间来自商品化市镇经济，而非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足以让制度缝隙比内地更宽。
寒门多俊才，不是道德故事，是制度故事，也是个人故事。近代化打开了城镇的出口，也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认知，市镇经济和家庭副业提供了微小但持续的现金，义庄与学田把一部分地方财富定向投入教育，富裕家庭也主动捐资助学，新式教育又提供了减免和公费的阶梯，苏州、上海、南京的区域网络则把本地通道向外延伸。每一步都不足以单独解释“寒门出院士”，但叠在一起，就把“普通家庭供子弟读书”从极小概率事件，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常态。
结语：一县十二委员，寒门多俊才
一县十二委员，寒门多俊才。
这12个人的故事，不只是“名人籍贯”的罗列。它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一个文教风气浓厚、制度缝隙较宽的地方，即使没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家庭背景，普通甚至贫寒人家的子弟，也能通过教育走向国家学术的最高层。
所以，下次再看到“解放前院士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这种说法，你可以把这篇文章转给他。
告诉他：至少江苏常熟，不是这样的。
一个县级市，12位学部委员，最贫寒的，早在7岁上学前就随母亲摆摊，10岁丧父，小学中学靠教会免费学额、大学靠工读完成学业。
如今的常熟，院士已达28人，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不少统计口径中将其列为全国县级市第二，“院士之乡”这四个字，不是虚名。
补记：12人之外，常熟还有更极端的寒门样本
12位学部委员之外，常熟还走出了一位出身更贫寒的院士——生药学家徐国钧（1922—2005）。他是常熟东张横塘市人，贫农家庭，未满3岁丧父，母亲守寡拉扯姐弟，高小读完即辍学，14岁到米店当学徒。抗战流落重庆时，经同乡介绍进入内迁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当技术助理员，白天制作标本、管理切片，晚上自学中学课程和英语，1941年考入该校本科，1945年毕业留校，后长期任教中国药科大学，在生药鉴定、粉末生药学等领域作出奠基性贡献。
需要特别说明：徐国钧是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不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在本文“12位学部委员（1994年前当选）”的统计口径之内。此处提及，仅作为常熟寒门上升通道在学部委员制度结束之后仍在持续产出的一例补充，不改变本文12人的统计口径，也不计入任何学部委员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徐国钧与12人中的郑国锠同为常熟东张人，且都出身贫寒农家。郑国锠生于东张南街，徐国钧生于东张横塘市，两地相距不远。一个东张小镇，走出两位贫寒农家出身的院士——一位细胞生物学家，一位生药学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现象。
徐国钧的路径比戴松恩更断裂：戴松恩至少有一条“教会免费学额—工读—保荐”的连续接力，徐国钧则在高小之后完全脱离正规教育轨道，靠一份技术助理员的临时工作，把中学课程和大学入学资格一段一段自己补回来。一个“有人接”，一个“自己补”，共同说明常熟的寒门通道不是个别运气，而是有地方制度托底、又有人咬牙接续的持续现象。
注释
1. 本文12人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4年前当选），不含1994年后新增两院院士；全市全部两院院士合计28人（含近年新增朱兰、朱冰两位）。
2. 籍贯口径：张光斗、曹楚南的故里现行政区划隶属于张家港；但张光斗自传自书籍贯为常熟，并留下嘱托，籍贯不作改动；曹楚南传统原籍记载为常熟。近代人物籍贯考证通行原则优先尊重本人自述、旧县域记载，而非后世行政区划调整后的边界，本文据此计入；不同地方文史统计口径会存在差异。
3. 钱人元故里为原常熟县谢桥汤桥村，今常熟市常福街道方浜村（原汤桥村并入方浜村）。关于汤桥村当代归属公开资料存在不同说法，本文依据钱人元本人及多数权威传记记载，籍贯记为江苏常熟，不参与行政区划归属争议。
4. 曹楚南1948年入学档案中的“地主”，是民国时期学生自述的家庭身份，与解放后土改中依据土地关系和剥削收入划定的“地主阶级成分”性质不同，不能直接等同。本文按权威传记“书香门第家庭”定性，未将其归入“大地主”之列，此定性亦贯穿正文总起与概览两处。
5. 徐国钧为常熟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非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在本文“12位学部委员（1994年前当选）”统计口径内。本文仅在结语后“补记”中作为常熟寒门上升通道的延伸样本提及，不计入12人名单，也不计入任何学部委员统计。
6. 徐国钧与郑国锠同为常熟东张人，郑国锠生于东张南街，徐国钧生于东张横塘市。本文按传统籍贯口径记为常熟，不展开后世行政区划沿革。
7. 姚錱家庭经济状况因权威公开史料未见父母姓名及家庭情况记载，正文仅据求学经历判断“家境尚可”，未作精确归类，亦无史料支撑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
（本文为详版，另有精简版可供快速阅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