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怀仁堂，陈赓站在授衔名单前，军衔是大将，序列排在第四位。有人只盯着名次，觉得他比不上元帅；熟悉军队历史的人，却更看重另一件事：许世友、王近山、郭天民、杨得志、陈再道，这些后来声名赫赫的将领，都曾与他有过上下级或长期共事关系。
陈赓的分量，不能只用肩章上的星数衡量。
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能把性格、经历、本领完全不同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还能让他们愿意听自己的话。这种本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
军队里有两类人最难带。一类是敢打敢冲、脾气刚烈的猛将；另一类是脑子灵活、临机决断，甚至敢于突破常规的战将。陈赓偏偏都遇到过，而且没有把他们磨成一个模样。
许世友就是典型。
红军时期，陈赓调任红军部队主要指挥岗位时，许世友已经是作战经验丰富的干部。两人相处，靠的不是谁更会说话，而是战场本领能不能让对方信服。许世友出身旧式军旅，作风强悍，陈赓则有黄埔军校和留学苏联的经历，还做过隐蔽战线工作，表面温和，骨子里却极其硬朗。
有一次，两人谈到武艺和实战，许世友问：“你也懂这个？”
陈赓没有摆架子，只说：“试一试就知道了。”
传说中的比试细节，后人讲法不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陈赓并非只会纸上谈兵。他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练就了敏捷、机警和近身应变的本领。许世友真正佩服的，也不是某一个动作，而是陈赓遇事沉着、临险不乱的气度。
后来在八路军第386旅工作期间，许世友与陈赓有过重要共事。对这样的将领，命令不能只靠职位压下去，必须让他认同指挥者的判断。陈赓的办法很直接：任务讲清楚，责任担起来，战场上给足发挥空间。
王近山的性格，则是另一种路数。
他作战果断，敢于冒险，常常在战场变化后迅速出手。抗日战争时期，围绕日军重要目标的作战中，王近山曾率部抓住机会主动攻击，取得战果。按照严格的指挥程序，这类临机行动可能带来风险；但陈赓看问题，不会只盯着“是否完全照章办事”，而要判断行动有没有破坏全局，战果是否值得承担风险。
有人担心王近山会因此受到重罚，陈赓却没有简单地把他当成“违令者”。他既指出指挥纪律的重要，也肯定战场判断的价值。这样的处理，等于告诉部下：勇敢不能代替纪律，但纪律也不能压死战机。
王近山服的，正是这种有原则的担当。
郭天民的脾气，同样出了名。此人敢讲真话，遇到不同意见便当面提出，甚至不惜与上级争论。很多指挥员面对这种部下，第一反应是压住声音；陈赓却常让他把话说完。
“你先讲，方案哪里不妥，逐条说。”
这不是客套。陈赓确实愿意听不同意见，再结合敌情、地形和部队状态作决定。郭天民在第四兵团担任副司令员期间，两人能够形成配合，与这种相互尊重密切相关。陈赓知道，直性子未必是缺点，关键是把那股冲劲引到作战和建设上。
对杨得志、陈再道，陈赓表现出的又是另一面。
革命战争年代，干部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命令与服从。长途行军、连续作战、物资匮乏，许多同志是在一次次危险中建立信任。陈赓对年轻干部敢于使用，也愿意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承担责任。杨得志后来成长为重要军事指挥员，与早期受到的锻炼和信任分不开。
陈再道性格耿直，作战勇猛。陈赓与他共事时，既看重他的军事能力，也关心他的生活状况。部队干部长期奔波，个人问题常常被放在后面，陈赓偶尔以长者口吻提醒几句，表面像是在开玩笑，实质是把部下当作自家兄弟看待。
这五个人，能力不同，性情不同，后来所处岗位也不同。许世友刚烈，王近山敢闯，郭天民直率，杨得志稳健，陈再道坚韧。陈赓没有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他们，更没有因为部下有棱角就轻易否定。
他的“绝活”，其实是识人、用人和担责。
这种能力背后，有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也有隐蔽战线工作的复杂经历，更有多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战争的实战磨炼。陈赓懂得，真正的将领不是会议上最听话的人，而是在关键时刻能把部队带出去、把任务完成的人。
因此，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时，陈赓排在第四位，并不意味着分量不足。军衔体现的是综合资历和历史贡献，带兵能力则需要放进具体战场观察。陈赓能让几员性格强悍的将领各展其长，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军事才能。
王近山后来因个人生活问题受到组织处理，陈赓仍曾向中央写信，希望组织能够给这位老部下改过机会。信中体现的，不是无原则袒护，而是对部下功过、性格和贡献的综合判断。对陈赓而言，带兵从来不只是发命令，也包括在部下走偏时拉一把、在他们受到挫折时讲一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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