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日，对于瑞士传教士薄复礼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
十二年前的这一天，他告别家乡来到中国，十二年后同一天，他在贵州黄平县旧州镇附近的山村里，和西征途中的红六军团迎面相遇，随即被红军扣留。
而这一扣，就是十八个月。
他跟着这支队伍翻山越岭，走了贵州、湖南、湖北、云南、四川五个省，行程近万里。
回到英国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在伦敦出版，书名叫《神灵之手》。
这本书比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了将近一年问世，是外国人记录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也是西方世界最早读到的、关于长征的书。
薄复礼出生在瑞士，少年时随父母迁居英国，成年后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被安排到贵州镇远、黄平一带传教。
他的中文名字是教会前辈起的，"薄"字取他本姓之音，"复礼"出自孔子"克己复礼"，意思是劝他为了信仰克制私欲。
贵州山高路远，没有能走车的大路，长途出行全靠双脚。在贵州待了十二年，他学会了简单的汉语，还通晓法语。
红六军团扣留他，起初是把他当成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查明情况后，红军把没收的财物如数还给他，一个铜板也没少，这让薄复礼颇感意外。妻子当天被放回，薄复礼留在了队伍里。
后来红军在旧州一座法国教堂里得到一张近一米的贵州地图，图上标的全是法文，军中没人能读。萧克听说薄复礼懂法语，把他请到指挥所。
两人在马灯下看了大半夜，薄复礼口译，萧克笔录，把山脉、河流、道路和城镇村庄的地名，一处一处标成中文。
这张地图，后来成为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时行军作战的向导。
地图让两人熟悉起来，也改变了薄复礼在队伍里的处境。可他毕竟是传教士，起初并不安心，途中还策划过一次逃跑，被抓了回来，也因此要在红军中待满十八个月。
此后他渐渐接受现实，也慢慢看清了这支队伍。长征路上条件极差，战士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光着脚在泥地里走。
红军却尽力照顾他，生病了，卫生员拿出稀少的西药；走不动了，有人腾出马来；鞋子坏了，战士把鞋脱给他。
宿营时，官兵睡在潮湿冰冷的地上，他反而得到铺草和门板，红军还想办法给他弄来炼乳罐头和水果。
而薄复礼回报的方式，是替官兵编毛袜、织手套。他在回忆录里记下这些日子里的观察，这支穿破衣、着草鞋的年轻队伍，夜里常围着火堆谈论理想和关于人的命题。
队伍纪律严明，不赌博，不抽鸦片。这和他过去从教会宣传里听到的"匪徒""强盗"对不上号。
他在云贵传教多年，熟悉当地的地理和民情，一路上也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讲给红军听。他对红军的认识，就在这些寻常细节里一点一点改变。
他后来写萧克，说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将领温文尔雅、很有教养，他想不明白对方为何放着安逸的日子不过，要去为穷苦人奋斗。
1936年4月12日，正是西方的复活节。红二、红六军团在云南富民即将北上，萧克把薄复礼叫到跟前，向他宣布释放令。
萧克说，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红军决定放你走。
当晚部队宿营，萧克设宴为薄复礼送行，桌上摆着红烧肉和粉蒸肉，还拿出一瓶珍藏的茅台。作陪的有跟随红军长征的贵州名士周素园，有被俘后留在红军教课的国民党将领张振汉。
临走时，红军送了他十块银元作路费，帮他盘算好去昆明的路。
薄复礼到了昆明，养好身体后又回到英国曼彻斯特。
他在各地演讲，把在红军的见闻讲给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听，随后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一部十二章、二百多页的英文回忆录《神灵之手》，1936年在伦敦出版。
书的副题带有明显的宗教视角，叫《为基督被囚于中国》。这本书在英国很快脱销，接连出了第二版、第三版，第二年又译成法文在瑞士出版。
在那之前，西方了解红军的渠道，主要来自国民党的宣传，对这支队伍的描写多是负面的，很少有人说清真相。
而《神灵之手》用第一手见闻补上了这个空缺。
薄复礼并不认同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可他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红军纪律严明，得到沿途民众拥护，领导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他甚至呼吁年轻基督徒学习长征精神，用红军简练有效的办法去关心穷苦民众。
一个立场对立的传教士，用亲身经历替红军说了公道话，这让《神灵之手》的分量比一般旁观者的记录更重，史料价值也更高。
薄复礼后来一直没有放下这段缘分，1940年，他偕妻子又回到当年长征经过的贵州盘县传教。1951年离开中国前，他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自己不怕，因为他了解他们，那是讲友谊、信得过的朋友。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沿长征路采访，几经周折在英国找到了已经八十多岁的薄复礼，萧克与他由此重新取得联系，托人带去书信，说五十年前帮忙翻译地图的事一直没有忘怀。
1985年，《神灵之手》在中国被发现，译成中文后送萧克、王震审阅，80年代末在刊物连载，萧克还为其中文版写下长文，称薄复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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