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1日，广东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进入收尾阶段，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准备传达中央关于整顿经济秩序的会议精神。会场里气氛很沉重，不少干部低声议论，担心这次会议会变成一场严厉追责的大会。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来由。此前，广东改革开放后经济活动明显增多，商品流通加快，港澳及海外客商往来频繁。与此同时，制度建设尚未完全跟上，少数人利用管理漏洞牟利，走私等问题逐渐冒头，社会上的不满也随之增加。
1982年2月，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门研究沿海地区的经济秩序问题。会议对两省，尤其是广东在打击走私方面存在的漏洞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要求采取坚决措施，遏制不正之风。
消息传回广东后，原本热络的经济活动突然承受压力。部分外贸权限被收紧，一些地方对来自广东的货物格外谨慎，甚至出现把正常业务与违法行为混为一谈的情况。广东派往外地的业务人员，过去受到热情接待，后来却有人被盘问、扣留，心理落差十分明显。
更让干部不安的是，中央会议上提出要查处一批经济犯罪人员。有人主张在广东开展大规模辨析和讨论，借此统一思想。多年政治运动留下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一听到这些说法，许多人便担心旧式的上纲上线重新出现。
任仲夷也承受着不小压力。北京的一些老朋友劝他少谈改革开放，认为眼下形势紧张，最好谨慎行事。可在他看来，走私必须整顿，经济犯罪必须查处，但不能把少数人的违法行为，扩大成对整个干部队伍和改革方向的否定。
这个判断有现实依据。广东当时确实存在管理混乱和利益驱动的问题，却不能因此抹掉改革带来的活力。开放之后，市场更加活跃，物资流通更加顺畅，地方经济出现新气象。问题在于如何堵住漏洞，而不是因噎废食。
任仲夷反复琢磨传达方式。他没有准备把中央文件中那些分量很重、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原封不动地搬到会场，而是打算把政策边界、整顿重点和干部责任讲清楚。
他知道，若把整顿说成一场人人自危的斗争，基层干部很可能畏手畏脚，外商和港澳商人也会产生疑虑。广东刚刚打开的经济局面，不能因为打击违法行为，就重新陷入闭塞和僵化。
会议开始后，任仲夷没有立刻长篇传达文件，而是先观察会场。他看到许多干部神情紧张，有人低头记录，有人不时交换眼色。于是，他把原先准备好的开场话作了调整。
“这次会议，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一次热气腾腾的会。”
话音落下，会场短暂安静。干部们没有料到，他会用这样一句话定下会议基调。
随后，任仲夷用了一个多小时说明问题。他强调，经济犯罪危害很大，必须依法查处；各级干部也要检查管理上的漏洞，不能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但整顿不能变成群众运动，不能搞人人过关，更不能把责任无限扩大。
“谁的问题，谁负责；没有问题的干部，不要背包袱。”
这句话传开后，许多干部的神情明显缓和下来。任仲夷还专门谈到外商和港澳同胞，指出其中多数人是做正当生意的，不能把正常交往与违法活动混为一谈。对确有问题者要查，对守法经营者则要保护。
这次讲话并没有回避走私和经济犯罪的严重性，也没有替违法者开脱。它所改变的，是整顿工作的着力点：打击对象必须明确，政策尺度必须稳定，改革方向不能因局部问题而动摇。
会后，广东各级干部重新投入工作，整顿经济秩序与推进对外开放被同时摆上位置。那句“把杀字改为热字”，并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在严肃处理问题的同时，避免把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一并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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