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3. 《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4.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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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9日晚，CCTV-1黄金档，一部剧悄无声息地开播了。
没有铺天盖地的预热，没有流量明星站台，开播当晚收视直接冲到同时段第一。
于和伟那张观众太熟悉的脸出现在荧幕上时，弹幕里第一反应是——"这也像毛主席？"
两集之后，弹幕风向彻底变了。
有人说"于和伟不是形似，是神似"，有人说"他把毛主席在长征路上那股又沉又稳的劲儿演出来了"。
这部剧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伟大的长征》，《觉醒年代》原班主创打磨了三年的鸿篇巨制。
陈晋、赵卫东任总编剧，张永新执导，从1934年1月一直拍到1937年1月，整整六十集。
这部剧最震撼的地方，不在于场面有多宏大，而在于它把一段所有人以为自己早就知道的历史，重新掰开了揉碎了拍给你看。
遵义会议——教科书里一句话就带过去的那个转折点——在这部剧里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条长达五十八天的曲折之路。
很多人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遵义会议一开，毛主席立马就成了全军统帅，带着红军一路开挂走到陕北。
可《伟大的长征》用一个又一个镜头告诉你，事情根本不是这样。
【一】开播就被质疑的那张脸
于和伟演伟人，选角消息刚出来那会儿，争议不小。
他今年五十四岁，演的是长征时期四十一岁的伟人。
外形上跟观众脑子里固化的那些特型演员比，差距明摆着——不是"长得像"的路子。
开播前有人唱衰，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脸不像怎么立得住。
网上吵了小半个月，有人翻出于和伟演曹操的剧照做对比，说他身上那股枭雄气太重，不像领袖。
结果正片一出来，质疑声愣是被摁回去了。
他演的这个伟人，不是坐在窑洞里挥斥方遒的领袖，而是一个在长征路上皱着眉、抽着烟、听着各路战报不断做判断的人。
第五次反围剿打得最惨那几集，他站在地图前不说话，眉头拧成一个结，眼神里全是压不住的焦虑。
没有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就是一个人在那儿沉默地想。
剧中有个细节，他跟贺子珍在煤油灯下吃饭，饼渣掉在桌上，他捡起来吹吹就塞进嘴里。
万茜演的贺子珍坐在对面，看着他的眼神里全是心疼。
没有滤镜，没有打光美化，就是一对在赶路的夫妻。
还有一段戏，贺子珍夜里给他暖手，他那双手冻得全是裂口，贺子珍握着不说话，他反过来拍拍贺子珍的手背。
这种镜头放在别的长征剧里根本不敢拍——领袖也是人，也有冷的时候、饿的时候、撑不住的时候。
曹磊演的周恩来同样下了苦功。
为了这个角色他蓄须一整年，还刻意减重，还原长征路上周恩来带病行军的真实状态。
剧中的周恩来留着胡子，脸色蜡黄，一路发着高烧指挥部队，有时候躺在担架上还在看电报。
他不是那个在重庆谈判桌上从容不迫的周副主席，而是一个在长征路上硬撑着病体、在博古和李德之间左右为难的中年人。
何政军演的朱德，是整个班子里最让人踏实的存在。
他年纪最大，从军二十多年，前线将领没有不服他的。
剧中的朱德话不多，每到关键时候就说一句硬话——湘江战役打完，他站在江边看着滔滔江水，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了。"
翟小兴演的彭德怀，是个炮筒子脾气。
剧中他跟李德拍过桌子，骂过娘，打完仗回来一身泥就冲进指挥所要说法。
他不讲究什么官场规矩，觉得打不赢就是打不赢，谁指挥谁负责。
这种人在遵义会议上一开口，分量比十篇报告都重。
朱刚日尧演的博古，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没错，二十四岁。
剧中他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说话条理清晰，理论水平极高，可一到战场上就抓瞎。
他不是坏人，他是真信那一套堡垒战术能赢。
剧中有一段他对着地图发呆的戏，李德在旁边用德语骂翻译，博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心里也慌，可他不敢承认自己错了。
郭广平演的刘伯承，是红军里最懂军事的人之一。
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正规训练，打过不少硬仗。
剧中刘伯承给李德提过好几次建议，全被顶回来了。
有一场戏，刘伯承从前线回来，累得站都站不稳，听说李德又否决了他的作战方案，当场把帽子摔在桌上。
王劲松演的蒋介石，戏份不多但每一场都精到。
他坐在南昌行营里对着地图部署包围圈，穿着笔挺的军装，说话慢条斯理，可每一个字都带着杀气。
剧中他接到红军渡过湘江的情报时，端着茶杯冷笑了一声："伟人不在指挥位置上，这支军队就是没头的苍蝇。"
除了这些大人物，剧中还有一群普通战士的故事线。
毛振华、云贵川、谢兴国——这些名字是编剧从真实的红军战士档案里提炼出来的。
一个十八岁的小红军从瑞金出发时背着一把比他人还高的步枪，走到湘江边步枪丢了，人还在；一个贵州当地的挑夫被红军感动加入队伍，第一次穿上军装时对着水面照了半天；一个指导员在战场上替新兵挡了一颗子弹，临死前把半袋干粮塞给旁边的人。
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跟大人物的决策线交织在一起，你才明白——上面每一个决定，落到下面都是几万条人命。
整部剧有名有姓的角色不下一百个。
伟人、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这些核心人物自不必说，贺子珍、瞿秋白、黄开湘、左权、林彪、李卓然、凯丰，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脾气。
即便是只出场几场戏的角色，也没有被拍成背景板。
比如那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剧中没有把他塑成一个单纯的反面人物。
他也有深夜对着地图发呆的时候，也有跟伍修权发牢骚的时候，也有在得知湘江战役惨败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半天不说话的时候。
这种处理方式让人物立住了——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拿着欧洲战场的经验来套中国山地战争的外国人，固执，傲慢，可他真信自己那一套能赢。
这种"不脸谱化"的处理，是张永新导演一贯的路子。
《觉醒年代》里他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每个人都拍出了自己的苦衷和选择。
到了《伟大的长征》，这个思路被推到了极致——每一个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人，都不是傻子，都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在那个极端的环境里做出了自己认为对的选择。
可历史的残酷就在于，你认为对的选择，可能就是错的。
【二】前四集把"为什么要长征"讲透了
《伟大的长征》跟之前所有长征题材最大的不一样，是它不从长征开始拍起。
头四集直接把镜头对准了1934年1月的中央苏区。
那个时候的瑞金表面上还是红都，街上有集市，有学校，有医院，可前线的电报一份比一份难看。
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动用了五十万兵力，采取堡垒推进政策，一步一步往苏区核心压。
博古和李德在指挥所里对着地图瞎指挥。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真名叫奥托·布劳恩。
剧中的李德说一口生硬的中国话，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拍桌子。
他不懂中国的山地地形，不懂红军的装备水平，可他有一个谁也不敢反驳的身份——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
李德的那一套打法叫"短促突击"。
简单说就是：敌人修堡垒，我们也修堡垒；敌人往前推，我们就从堡垒里冲出去短促反击一下。
这套战术是李德在欧洲战场上琢磨出来的，可放到中国南方的山地里完全水土不服。
红军的装备跟国民党军差了好几个档次，人家有飞机有大炮，红军靠步枪和手榴弹去攻堡垒，等于拿人命填。
彭德怀在前线打得火冒三丈。
他的三军团守着一个又一个阵地，每天伤亡数字往上跳，弹药补给却越来越少。
剧中有一场戏，彭德怀从前线跑回瑞金，一身泥一身血，冲进指挥所就拍桌子："你们在后方画图，我们在前面送命！堡垒对堡垒？老子没有那么多堡垒！"
李德坐在那里不动，用德语说了一串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是国际路线，必须执行。
刘伯承当时是红军总参谋长。
他多次向博古和李德建议，不能跟敌人硬碰硬，应该打运动战，把敌人调出来再找机会歼灭。
他的建议一次又一次被驳回。
剧中刘伯承有一场戏，深夜一个人在油灯下看地图，看了很久，叹了口气，把地图卷起来塞进枕头底下。
伟人那个时候已经被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两年多了。
他在苏区做政府工作，搞调查研究，可前线的仗他说了不算。
剧中有一段，他从前线视察回来，路过一个村子，看到老百姓把仅有的粮食都捐给了红军，自己饿着肚子。
他站在村口沉默了很久，对身边的人说："老百姓把命都交给我们了，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孩子往火坑里送。"
这句话他说了不止一次。
可那个时候，他说话的分量不够。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整整一年，根据地越打越小，部队越打越少。
到了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已经缩到了瑞金周围几个县的范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出发的时候八万六千多人，带着全部家当——印刷机、造币厂的设备、文件柜子，甚至还有医院的X光机。
这支队伍不像一支军队在打仗，倒像一个移动的大搬家。
湘江战役是长征路上第一场惨到极致的恶仗。
蒋介石看准了红军要往湘西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江边上布下了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花了整整四天四夜才渡过湘江，八万六千人出发，过江之后只剩下三万多人。
剧中湘江战役那场戏拍得极其克制。
没有铺天盖地的爆炸特效，镜头就是一段一段地拍——浮桥被炮弹炸断，战士们死死拉住缆绳让人马过河；江水是红的，浮尸顺着水流往下漂；一个年轻的小战士抱着枪坐在江边，眼神空洞，旁边的人喊他他也听不见。
最让人喘不过气的是那段侧翼掩护的戏。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负责在湘江边上挡住追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师长陈树湘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
剧中没有直接拍三十四师最后全军覆没的过程，只是拍了陈树湘在阵地上接到最后一封电报——中央纵队已经过江了，你们可以撤退了。
他拿着电报看了一眼，回头看了看身边剩下的人，全师打到最后只剩几百人。
后来的事情很多人知道——陈树湘在突围时负伤被俘，押送路上自己把手从伤口里掏出来，扯断了肠子，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剧中没有用旁白去交代这个结局，只是在三十四师阵地的镜头里，给了那面已经被打烂了的军旗一个特写。
军旗插在战壕边上，风一吹猎猎作响，可军旗下面已经没有人了。
朱德站在指挥所里接到战报，手在发抖。
周恩来一夜没合眼，胡子拉碴地坐在地图前面。
博古拿着电报的手在抖，李德在屋里来回走。
三万人。
八万六千人出去，三万人过来。
这个数字压在每个人心上。
剧中没有用旁白去渲染悲痛，就是安安静静地拍。
你看着那些战士一个一个倒在江里，看着浮桥断了又接、接了又断，那种窒息感比任何台词都有力。
湘江战役之后，军中的不满情绪已经不是私下议论了。
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当时从上到下都在说，这个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彭德怀在前线骂娘，林彪不说话但脸色很难看，就连一向沉默的朱德都在一次会上说了重话。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往西南方向走到了一个叫通道的小镇。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一件事——再按原来的路线往湘西走，就是往蒋介石布好的口袋里钻。
可博古和李德还是坚持要北上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队伍里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临界点。
前线将领们私下里议论纷纷，连中央纵队里的一些人也开始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三】 从通道到遵义：担架上的三个人
通道会议是在一个叫恭城书院的老祠堂里开的。
那是1934年12月12日，红军刚到通道，连口气都没喘就开会。
李德在会上拍了桌子。
他坚持原定计划，北上湘西，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路线，不能改。
伟人发了言。
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袄，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他说，蒋介石已经在湘西摆好了五六万军队等我们钻进去，我们现在只有三万多人，再往那个方向走就是自投罗网。
他建议放弃北上计划，改向贵州进军——那个方向敌人兵力薄弱，红军可以喘口气。
李德听完翻译，冷笑了一声，说了句德语。
翻译说，顾问同志的意思是，这是逃跑主义。
伟人没跟他吵。
他转过头看周恩来。
周恩来那个时候是三人团里负责军事最后下决心的人。
他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最后说，泽东同志的意见，可以考虑。
朱德跟着表态，支持伟人。
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也都点头。
李德一个人在那里发了半天火，没人理他。
通道会议没有做出正式决议，只是同意了伟人转兵贵州的建议。
可这是两年来，伟人的军事意见第一次在中央层面被采纳。
部队转头往贵州走。
蒋介石的湘西口袋阵白摆了。
12月18日，黎平会议。
这一次是正式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争论比通道更激烈。
博古还是坚持要北上，伟人把地图摊开，一条一条地分析敌我态势——贵州境内王家烈的部队战斗力最弱，红军进去之后有活动空间；往北走，何键、薛岳、周浑元几路大军等着，去了就是死路。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拍板：采纳伟人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西进贵州，在黔北建立新根据地。
博古没有再坚持。
李德在会后听说决议内容，气得不吃不喝。
黎平会议还有一个重要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这个决定，为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是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红军打到乌江南岸。
博古和李德又动摇了，不想过河，想回头往东走。
这一次连周恩来都忍不了了。
猴场会议通过决定，限制了三人团的权力——今后关于军事行动的一切重大决定，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
这条规定等于把博古和李德的独断专行给框住了。
从通道到黎平到猴场，这一路上有三个人经常走在一起。
他们是伟人、王稼祥和张闻天。
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他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被飞机炸伤了肚子，肠子都受了伤，长征路上一直躺在担架上。
聂荣臻跟他同行，两个人在担架上聊了一路。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莫斯科留过学，理论水平很高。
他原本是博古那边的人，可长征路上一路走一路看，湘江战役的惨状让他彻底动摇了。
这三个人，一个被剥夺军权两年多，一个躺在担架上，一个是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走出来的留苏派。
他们走在一起，不是偶然。
剧中有一段担架上的戏拍得极好。
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伟人拄着拐杖在旁边走，张闻天骑着马跟在后面。
三个人聊了一路，从天南海北聊到红军的前途。
王稼祥先开的口，他说："这样下去不行，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必须变。"
张闻天没有马上接话。
他骑在马上想了很久，最后说："泽东同志打仗的那一套，我看是对的。"
伟人没有顺着话说。
他只是问王稼祥："你的伤怎么样？能扛到遵义吗？"
王稼祥笑了一下："到不了遵义，也得到。"
这三个人在担架上、马背上、行军路上的对话，后来被史家称为"担架上的阴谋"——当然，这是后来博古那边的人给起的名字。
实际上这不是什么阴谋，就是一群人在生死关头，觉得不能再让错误的指挥继续害下去了。
王稼祥后来找到聂荣臻，两个人在担架上又聊了一次。
王稼祥说，要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的问题端出来。
聂荣臻完全同意。
王稼祥又去找彭德怀。
彭德怀的态度更直接——他说，早就该开会了，再不换指挥，红军就要完了。
一圈问下来，军中高级将领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开会。
1935年1月7日，红军打下了遵义城。
这是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打下一座比较像样的城市。
部队在遵义终于喘了口气，休整了十二天。
就是在这十二天里，遵义会议召开了。
【四】遵义会议：六分钟发言之后
遵义会议的会址在老城子尹路上，原来是国民党黔军一个师长的公馆。
两层小楼，楼上有一间不大的长方形房间，中间摆了一张长桌子，周围放了一圈椅子。
1935年1月15日晚上，会议正式开始。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伟人、朱德、陈云，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高级将领刘伯承、彭德怀、林彪、李卓然，以及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
博古先作报告。
他是会议主持人，也是被批评的对象。
他的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条件太强——敌人兵力太多、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苏区经济条件太差。
他没有怎么检讨自己的军事指挥错误。
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
他跟博古不一样，他主动检讨了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责任。
剧中曹磊演的周恩来站起来的时候，胡子拉碴，脸色很差，声音是哑的。
他一条一条地承认错误，没有推卸，没有辩解。
然后张闻天站起来了。
他作的是一个"反报告"——跟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
这个报告的稿子，是伟人和王稼祥一起帮他琢磨出来的。
张闻天把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
他说话的速度不快，每一条都有具体的战例做支撑。
接下来是伟人发言。
于和伟演的这段戏，是目前全剧口碑最爆的段落。
他不是站在讲台上讲的，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只手插在腰上，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
他摆事实、列数据，把前几次反围剿成功的战例跟第五次失败的教训一条一条对照着讲。
他讲了林彪在龙冈伏击张辉瓒的战例——那是第一次反围剿的经典战役。
他说，当时我们就是诱敌深入，把敌人引进来，集中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吃掉。
现在倒好，敌人修堡垒我们也修堡垒，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拿步枪去攻堡垒，这不是硬碰硬吗？
他还搬出了《水浒传》里林冲的故事。
他说，林冲打洪教头，不是上来就硬拼，是先退几步，看清楚对方的路数，再找破绽下手。
打仗跟比武一个道理。
剧中那句台词被反复刷屏："灯芯不拨不亮，道理不辨不明。我们这里不允许灯下黑。灯下黑一块，革命的路就要黑一片。"
这场发言持续了足足六分钟。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插话。
彭德怀坐在角落里，边听边点头。
朱德的手放在桌子上，指节捏得发白。
刘伯承靠着墙，闭着眼睛听完，睁开眼时说了两个字："对。"
王稼祥是带伤参加会议的。
他躺在一把藤椅上，肚子上的伤口还在流脓。
伟人发言完之后，他第一个表态——他支持伟人出来指挥红军。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他说，博古和李德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犯了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必须纠正。
伟人同志是熟悉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应该让他回到军事指挥岗位上来。
王稼祥这个表态的分量极重。
他不是前线将领，他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是从博古那个圈子里走出来的人。
连他都站出来说应该让伟人指挥，博古那边的阵脚就彻底稳不住了。
凯丰反对。
他是博古那边的人，说伟人的那一套就是"乡下人打出来的经验"，不是什么正规的马列主义军事理论。
伟人没有跟他争辩，只是笑了笑。
彭德怀第二个表态。
他的发言最短，也就几句话："我同意伟人同志的意见。这两年的仗怎么打的，前线的人最清楚。再这么指挥下去，红军就没了。"
朱德最后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他说，再这样搞下去，我们就没法跟着走了。
刘伯承发了言。
他从前线的角度，一条一条分析李德的指挥错在哪里。
他讲了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区别，讲了为什么不能跟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消耗。
他在苏联学过正规军事理论，他的发言不是感情用事，是专业判断。
林彪也发了言。
他话不多，说的是实际作战中遇到的问题——下面的部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种阵地战，伤亡太大，士气低。
博古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他才二十七岁，坐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两年多了。
他没有拍桌子，没有发脾气，就是安安静静地听大家说完。
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压制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给任何人扣帽子。
这一点，后来很多党史研究者都提到——博古虽然在军事路线上犯了大错，但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至少守住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的底线。
会议开了三天。
最后做出了几项决定：伟人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取消三人团——就是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说了算的那个最高决策机构。
军事指挥权收回来，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散会的时候是1月17日深夜。
小楼外面下着小雨，参会的人一个一个走出来，没有人说话。
博古最后一个出来。
他站在门口，看着外面黑糊糊的巷子，手里夹着一支烟。
李德已经被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了，可博古的摊子——那个二十四岁就接过来的中央总的责任——还没有交出去。
会议决定里有一句话，叫"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这个"适当分工"到底怎么分，谁来接博古的班，伟人在新的班子里到底排第几——这些问题，会议上没有定死。
而当那张写满名字的分工草案在油灯下被摊开、由周恩来逐字念出来的时候，屋子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因为草案上排在军事指挥第一位的那个名字，不是伟人，而且这个名字一旦落定，接下来这五十八天里红军往哪里走、往哪里打、谁来拍板，全都成了一笔没人算得清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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