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46岁那年，我一个人飞去了俄罗斯。
不是旅游，不是探亲，是去给一个陌生的老头当保姆。
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兜里揣着几张皱巴巴的卢布，背后是一屁股烂债和一个刚满18岁、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的女儿。国内那摊子事儿已经烂透了——
前夫跑路、债主上门、房子抵押出去还差两截——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接下这份中介说"包吃包住、月薪不低"的活儿，拎着一个旧行李箱，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雇主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沃尔科夫，63岁，苏联解体前后靠石油起家的大亨，名下资产横跨莫斯科、秋明、叶卡捷琳堡三座城市，在莫斯科郊外坐拥一栋有十几间卧室的庄园，院子大到傍晚进去、天黑都找不着回廊。
头一年，他待我规矩，我也干得安稳。
他不是个和善的人，脾气硬，眼神冷，说话从来不绕弯子。庄园里的俄罗斯本地佣人见了他，站姿都要挺三分。可他对我，始终维持着一种克制的礼貌——不打骂，不刁难，工钱按时结，逢年过节还多给一个月。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异国他乡，靠两只手吃饭，攒钱还债，老实度日，等女儿毕了业、站稳了脚，我再想想自己往后的事。
直到第二年入秋，某个深夜——
我正准备熄灯，房间的橡木门被人从外头轻叩了两下。
我以为是临时有什么事，套上外衣走过去，把门拉开了一条缝。
走廊昏黄的壁灯光漏进来，门外站着的，是阿列克谢。
他没穿西装，只是一件深色睡袍，头发有些乱，双手垂在身侧，没有靠着门框，而是与门保持着一段距离，像是刻意在表示——他没有要闯进来的意思。
他用低沉而笃定的俄语开口，我学了一年多，勉强能听懂。
翻译过来，只有一句话：
"娜塔莎，我需要你今晚陪着我睡。"
我整个人像被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手指无声地攥紧了门把手，心脏漏跳了整整半拍。
可就在我几乎要开口回绝的那一秒——他又开口了：
"你先别急着说不。我知道这个要求太唐突。但你可以开条件，任何条件。"
任何条件。
这四个字像一块石头，沉甸甸砸进我心里，砸出了好几圈涟漪，久久散不开。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久到脚底发凉，久到窗外的风声都变得遥远。
最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出乎意料——
"陪床可以。但你要满足我2个要求。"
01
我叫林秀珍，湖南人，在国内做了二十年家政，什么样的主人家没伺候过。
但我真没想到，四十六岁这年，我会跑到俄罗斯来干这行。
事情说起来，是从我前夫陈建明开始烂的。这个男人，我嫁给他的时候，他是镇上的小老板，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人也精神，说话算话。谁知道后来越做越大，胆子也越撑越肥，去外地进货，认识了一个比我小十二岁的女人，先是偷摸着来往，后来干脆摊牌——把我们家那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往抵押贷款里一押，带着那个女人和三十几万现金，失联了。
我知道这件事，是债主上门那天。
那天我正在厨房炖排骨，女儿晓婷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门就被人砸得震天响。一共三个人，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胖男人，手里捏着一沓借条，开口就说："林秀珍，你男人欠了我们二十七万，钱不还，这房子我们就住进来了。"
我女儿当时站在我身后，脸吓得白了，手抓着我的衣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强撑着把那三个人挡在门外，回过头来，看着我女儿那张苍白的脸，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悄悄碎掉了。
那一夜，我和晓婷坐在床上，我把家里还能拿出来的钱算了又算——存折里七千块，压岁钱的零散碎钱凑了一千多，加起来不到一万。欠条上写的，是二十七万。
"妈，我不读大学了。"晓婷低着头，声音很小，"我去打工，帮你还钱。"
我一巴掌拍在她大腿上，没轻没重："你给我把这话咽回去。"
"可是——"
"没有可以。你就给我好好读书，别的事不用你管。"
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不用你管"，最后得落到哪里去。
债是真实的，日子也是真实的。后来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劳务中介，中介的老板是个精明的中年女人，见我第一眼，上下打量了我一遍，说："你身体好吗？能干重活吗？俄语会一点吗？"
我说身体没问题，俄语不会，但学得快。
她就翻出了一份合同推过来，说俄罗斯那边有个大户人家要找住家保姆，专门照顾男主人，对方指名要东亚面孔，说之前用过日本保姆，用得顺手，现在换中国人也行，月薪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全年包吃包住，年底另有奖金。
我拿着那份合同，看了很久。
一万二。一年就是十四万多。两年，债就还清了。
我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签了名。
02
抵达莫斯科是十一月初，地面上已经有薄薄的积雪。
接我的是庄园的管家，一个五十多岁的俄罗斯女人，名叫加林娜，头发花白，系着深蓝色的围裙，说话不多，表情也不多，接了我就往车上带，一路上没说三句话。
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拐进了郊外的一条林荫路，路两边是高大的白桦树，叶子早落光了，枯枝在冷风里微微颤着，显得萧索又庄重。
庄园的铁门从里头开，车开进去，我趴在车窗玻璃上往外看——院子比我想象的还大。
主楼是三层的欧式建筑，外墙是米白色的，正门上头有一排半圆形的拱窗，窗框是暗红色的木头，颜色深沉，像是泡过岁月的旧东西。院子里有几棵雪松，树冠上压着一层白雪，把整个庭院衬得安静极了。
加林娜把我带进主楼，穿过挂着几幅油画的走廊，推开餐厅的门，说了一句俄语。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沃尔科夫。
他比我想象中高，即便坐着，背也挺得很直，穿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头发花白，发际线整齐，眼睛是灰蓝色的，深陷在眼眶里，目光锐利，落在人身上像是在量什么尺寸。
脸上的皱纹不深，但法令纹刻得重，让整张脸显得有些肃穆。桌上摊着几份文件，他手里夹着一支笔，见我进来，没有站起来，只是把笔放下，打量我片刻，用带口音的英语开口：
"你就是林？"
"是的，先生。"我用英语回答，这是我来之前突击练了两个月的。
他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表情："加林娜会告诉你规矩。照着规矩做，没有问题。"
就这一句，然后他低下头，重新拿起了笔。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这算不算谈话结束，只好跟着加林娜退出去。
加林娜把我带到佣人房间，那是主楼侧翼的一间屋子，不大，但干净，床铺是新换的，窗户朝着花园，透过玻璃能看到外头的雪松。
她用一半俄语一半手势跟我解释了庄园的规矩：早上七点备早餐，上午做清洁，中午准时开饭，下午他要午休，不许打扰，傍晚六点备晚餐，晚餐后收拾厨房，其余时间自己安排。他有专门的司机和助理，庄园外头的事不需要保姆插手。
有一条加林娜说得特别慢，生怕我听不懂：主人不喜欢别人问他私事，不喜欢有人在他不开口的时候先开口，也不喜欢哭声、吵闹声和香水味。
我把这几条一一记下来，点了头。
加林娜看我一眼，难得地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03
头两个月，我几乎是透明的。
他该吃饭就吃饭，该看文件就看文件，该出门就出门，我在旁边做好该做的事，他不开口，我也不开口。偶尔他在餐桌边搁下刀叉，我就知道可以上下一道了。
偶尔他在书房里久坐不起，我会在门口轻声说一句"先生，该喝药了"，他就停下笔，不说话，把药杯接过去，仰头吞了，把杯子还我，接着写他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也不问。
但我注意到，他每个周三的下午，会一个人待在书房不出来，有时候到晚饭时间都不见人影，晚饭要我端进去放在门口，他也不一定吃。周三的垃圾桶里，有时候会有揉碎的纸，有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空桶，干干净净，像是那个下午什么都没发生过。
有一次，我端着药进书房，他正对着窗站着，背对着我，窗外是光秃秃的白桦林，一片灰白，看不出什么好看。
我把药杯放在桌上，轻声说"先生，药放这里了"，正要退出去，他突然开口，没有回头：
"你家里有孩子？"
我愣了一下，站在原地，回答："有，一个女儿，在读大学。"
他沉默了片刻，没有再问什么，也没有转身，只是说了一个字："嗯。"
我退出去，把书房门轻轻带上。
那是他第一次问我私事，也是很长时间里的最后一次。
我慢慢摸清了他的习惯。他早餐只喝黑咖啡和吃一片黑麦面包，午饭吃得认真，晚饭有时候只动几口。他不喝酒，这和我来之前以为的"俄罗斯大亨"完全不同——
我本以为这种人家，饭桌上少不了伏特加，结果他的酒柜从来不开。他有高血压，有时候晨起头晕，我给他量血压，他皱着眉头看着数字，说一句"还行"，就算过去了。
他的助理叫季米特里，三十多岁，精干，话不多，隔几天来一次，带来文件让他签，有时候带着外头的人来开会，我就去厨房备茶点，把那几间会议室的门关上，不往里头凑。
就这样，第一年的冬天结束了，春天来了，我把庄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摸了个透，把他的每一个习惯都摸得清楚，却始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4
入冬之后，庄园外头下了今年第一场大雪，积了将近二十公分。
阿列克谢难得地在周末待在家里没出门，上午在书房，下午换了厚外套，说要去院子里转转，我帮他把围巾递过去，他自己系了，出去了。
我以为他就是散散步，没想到他在院子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在厨房备下午的热茶，隔着窗玻璃往外看，他站在那棵最大的雪松底下，一动不动地看着树，不知道在看什么，身上落了薄薄一层雪，也没动。
我忍不住端着热茶出去了，走到他旁边，轻声说："先生，喝点热的。"
他低下头，接过茶杯，握在掌心，没有马上喝，看了我一眼，问："冷不冷？"
"还好，我穿得厚。"
他"嗯"了一声，视线重新落到那棵雪松上，说："这棵树是我太太种的。种下去那年，才这么高。"他用手比了个高度，大约到腰间。
我没有接话，站在旁边等着。
"她走了十一年了。"他说，语气平得像是在念一个数字，"每年第一场雪，我都来站一站。"
我还是没说话，只是跟着他往那棵树上看了一眼。
树很高了，枝桠铺得很开，雪压在上头，纹丝不动。
他喝了口茶，转身走回主楼，留下那半杯热茶搁在我手里，没再说别的。
这是我来了将近三个月，他第一次说起他太太。
我后来从加林娜那里拼拼凑凑地知道了一些——阿列克谢的太太叫娜塔莎，比他小五岁，是莫斯科大学的文学教授，两个人是年轻时认识的，结婚三十多年，十一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两个人只有一个儿子，叫安德烈，现在在伦敦做金融，很少回来，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有时候连电话都没有。
加林娜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替人心疼，又不敢说出口的那种。
我没有多问，只是把这些记在心里，该干嘛干嘛。但从那天起，我发现他跟我说话比以前多了一点点——不多，就是多了一点点，有时候早餐问一句"今天几度"，有时候我去收书房的茶杯，他会说"那本书放左边那格"，都是一句两句的零碎话，却比最初的沉默多出了一丝人气。
就这样，第一年过完了。
05
第二年开春，庄园里来了一批工人，修缮主楼外墙，顺带把花园重新整理了一遍。
那段时间，庄园里比平常热闹，工人们说话声音大，阿列克谢早上起来就皱着眉头，在餐桌边坐下，说了一句："吵。"
我端着咖啡过去，说："大概还有五天就完工了。"
他看了我一眼，眉毛微微一动，没说话，接过咖啡，低下头喝。
五天之后，工人们果然撤了，庄园重新安静下来。花园里种了新的矮灌木，靠近雪松那一侧辟了一块空地，铺了碎石子路，看着干净。
那天傍晚，他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停在新铺的碎石路上走了走，低头看了看，说："这里以前是她种花的地方。"
我没接话。
他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你会种花吗？"
"会一点，家里以前种过。"
"那你来打理这块。"他顿了顿，"种什么你定，不用问我。"
我应了声好。
后来我在那块地里种了向日葵和薰衣草，都是好养活的品种，莫斯科的夏天短，但那一季开得不错，向日葵顶着大花盘，薰衣草开了一片浅紫，风吹过来，能闻到淡淡的香气，倒是给庄园添了几分颜色。
有一天他路过花园，在那块地跟前停了一下，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我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心里只是想，这块地大概许久没人管了。
也是这一年，他有一次出了远门，去秋明那边谈一个新的项目，一走就是十天，庄园里只剩加林娜和我，还有门口的两个安保。十天后他回来，风尘仆仆的，比走之前瘦了一点，脸色也不太好。我把热汤端上去，他没动，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说："我腰疼。"
我去拿了热敷袋过来，问他是哪里，他指了一下，我帮他敷上。
他闭着眼睛，说了一句俄语，加林娜在边上翻了一下，说："他说，谢谢你。"那是他第一次正式道谢。
06
夏天快过完的时候，他儿子安德烈从伦敦回来了一趟，待了三天。
安德烈三十五六岁，长相随他父亲，个子高，眼睛也是灰蓝色的，但气质全然不同——阿列克谢沉，他散漫，走路带着一种懒洋洋的弧度，说话爱笑，见了我第一天，在餐厅里冲我点头，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嗨，你就是爸的中国保姆？你做的汤很好喝。"
我说谢谢，端着盘子退出去了。
父子两个吃饭，中间沉默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多，偶尔说几句，我在厨房都能感觉到那种生硬，像是两扇门彼此靠太近，推哪扇都要碰到另一扇。
第二天早上，我在花园里浇花，安德烈端着咖啡出来，站在我旁边，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我说："血压控制得还行，腰有时候不舒服，其他的没有大问题。"
"有没有说过什么……情绪不好的话？"他有点不自然地摸了摸后颈。
"就是，有没有说什么让你担心的，或者看起来很消沉的情况。"
我想了想，说："他很少开口说情绪上的事，这个你比我清楚。"
安德烈"哦"了一声，看着那块薰衣草，沉默了一会儿，说："好看。他让你种的？"
"他说让我自己定，我就种了这个。"
安德烈转过头，看了主楼一眼，喝了口咖啡，没再说话，但脸上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说不清是愧疚还是别的什么。
第三天傍晚，安德烈走了。阿列克谢把他送到门口，两个人站了一会儿，握了手，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安德烈上了车，车开远了，阿列克谢站在门口，看着那条路，站了很久。
我把晚饭备好了，去走廊口请他，他转身进来，没有说话，在餐桌边坐下，拿起刀叉，切了一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表情平静，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顿饭他只吃了一半，放下刀叉，说了句"我不饿"，起身进了书房，关上了门。
那个晚上，书房的灯亮到很晚，很晚。
07
秋天来得快，九月里叶子就开始黄，白桦林从窗外望进去，一层金黄，风一吹，扑簌簌地往下落，落在碎石子路上，厚厚一层。
我每天早上会去扫一遍，扫完之后，下午又落了新的，如此往复。
有一天我扫完，他在走廊那头开口叫我："林，进来。"
我进了书房，他在书桌后头坐着，推过来一个信封，说："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另外加了一笔，你数一数。"
我打开信封，里头比平时多了不少，我抬头看他。
他说："花园那块地你打理得好。"就这么一句，然后低下头，重新拿起了笔。
我把信封收好，说了声谢谢，退出去了。出了书房，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下，把信封里的钱数了数，多出来将近半个月的工资。
那天晚上我给女儿晓婷打了电话，她说学校最近有一个交流项目，要去外省一个月，问我要不要寄一点钱过去。
我说寄，问她多少，她报了个数，我说好，然后问她最近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她说都好，然后问我："妈，你那边怎么样？那个大老头还是那么难相处吗？"
我想了想，说："还行，就是话少。"
晓婷笑了，说："你也话少，你们应该合得来。"
我没有接这个话，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没有，我说好，她说你管这么多干嘛，我说当妈的不管谁管，她笑了一通，挂了电话。
挂完电话，我坐在窗边，窗外的白桦林在月光里是一片淡银色，风吹过来，叶子落了又落，落不完似的。欠债还剩不到一半了，再撑一年多，就差不多了。
08
进入十月，天气骤然冷了下来，早上起来，窗玻璃上已经有了薄薄一层霜。
阿列克谢的血压开始不稳，我每天早晚给他量两次，数字一高，他就皱眉，我说建议多休息，他说你让我多休息我就少挣一个亿，说完又拿起文件看去了。
"先生，医生说过的——"
"医生也说了，活到八十不是问题。"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搁，抬起眼来看我，"你也觉得我老了？"
我没有接这个话，把血压记录本翻到当天那页，指了指上头的数字，说："今天这个，比昨天高了一点，您自己看。"
他低下头，看了眼数字，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但那天下午，他没有继续批文件，靠着椅背，小睡了将近一个小时。
十月中，庄园接待了一批客人，六七个人，看着都是商界的面孔，西装笔挺，说话轻声细语，但眼神都精明。阿列克谢陪他们吃了一顿很长的晚饭，我守在厨房，一道道备菜，送进去，收盘子，再送进去。
那顿饭吃到将近十一点，客人才走，我把最后一批碗碟洗完，正准备收拾，他进了厨房，在门口站着，说："今天辛苦了。"
我说："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进来，自己倒了杯水，靠着料理台，喝了一口，看着我收拾的动作，问：
"你回去探过家吗？"
"没有，合同第一年不允许回去，我也没想着回去，存钱要紧。"
他"嗯"了一声，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就一个女儿，其他的没有了。"
他握着水杯，没有再接话，却也没有走，就靠在料理台边，看着我把最后几只碗归置好，关上柜门，才放下水杯，出去了。
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下，没有动。
这个人，有时候话少得像一块石头，有时候却会站在这里，陪你把碗收完。
09
十一月，季米特里因为家里的事，突然提出辞职。
他来庄园道别那天，跟阿列克谢在书房里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出来的时候，眼眶有点红。我送他到门口，他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你帮我照顾他，他这个人，嘴硬，但心里头……唉。"
他没有说完，摆摆手走了，车开远了，雪地上留了两道深深的印子。
季米特里走了没两天，新助理就来了，叫伊戈尔，二十七八岁，精力旺盛，说话快，做事也快。他第一次见我，上下打量了一眼，用英语说："哦，就是那个中国保姆？他说你做饭很好，我期待一下。"
我没理他，把咖啡端过去，转身走了。
阿列克谢那段时间忙，连轴转，有几天早上起来脸色都是灰的，血压量出来，数字让我皱眉。
我去跟他说，他摆了摆手，说这阵子先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
我没有说话，回去把降压药备好，按时送到他手边。
就这么熬到十一月底，他身上那股绷紧的劲儿才松了一些。有一天傍晚他在壁炉旁边坐着，靠着椅背，闭着眼睛，我进去添了柴，正要退出去，他忽然说：
"林，坐一下。"
我愣了一下，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他没有睁眼，沉默了一会儿，说："季米特里跟了我二十年。"
"我知道。"
"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
"他说家里有事。"
"他儿子病了。"阿列克谢睁开眼，看着壁炉里的火，"需要他回去。二十年，说走就走了。"
我没有说话，看着那团火，橙红色的，烧得很稳。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我顿了一下，说："合同签的两年，到明年春天到期。"
他"嗯"了一声，没有再开口，重新闭上眼睛，靠着椅背，像是把这个答案收进去了，没有说续不续约，也没有说别的。
壁炉里的柴啪地响了一声，火苗蹿了蹿，又平静下来。
10
转眼到了第二年冬天，庄园外头又积了雪，比去年还厚。
这一年，我和他之间的相处，已经不是第一年的透明了。他不再是只开口吩咐事情的雇主，有时候会问我女儿最近怎么样，有时候早饭后靠在椅背上，跟我说两句他年轻时候在秋明打拼的事，说完，我就听着，偶尔接一两句，偶尔不接，他也不介意。
加林娜有一次在厨房里跟我说，用俄语说，我听了个大概，她说这个庄园很多年没这么有人气了，说完，自己叹了口气，转身去做她的事了。
这话我记住了，但没有多想。
有一天晚饭后，他在书房翻一本旧相册，我进去收茶杯，他没有合上，而是停在某一页，把相册翻过来，推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低下头，相册里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窗台边，侧着脸，笑着，窗外是白桦林，阳光很好。
"她年轻的时候，"他说，语气很平，"很爱笑。"
我看了看那张照片，没有说话。
他把相册收回去，合上，放到书桌角落，然后说："去吧，茶杯拿走。"
我把茶杯收了，退出去，把书房门轻轻带上。
走廊里，我在原地站了一下。那张照片里，女人的笑很轻，像是随时会飘走的那种，但被定格在那里，就永远是那个样子了。
那天我回到自己房间，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把一个压在里面的信封往里推了推，压得更深一点。那个信封，是我用了将近三个月，一字一字写出来的，里头装的是两条要求，写好了就压在那里，连自己都不确定有没有开口的那一天。
但就是没扔掉。
11
进入入秋之后某一天，伊戈尔带来了一份新合同，放在阿列克谢的桌上，转头问我："他有没有跟你提过续约的事？"
我说没有。
伊戈尔"哦"了一声，也没多说，拎着文件包走了。
那之后，阿列克谢有几天没有主动开口和我说话，连例行的早饭问候都少了，他坐在那里，吃东西，看文件，神情平静，看不出任何异样，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沉着，像是一块什么压下来了，让他更沉，更安静。
加林娜悄悄拉了我一下，用俄语说了几个词，我只听懂了一个——"周年"。
我后来在心里算了算日期，明白了。
那一年的深秋，正好是他太太娜塔莎去世十二周年。
那段时间，他每天下午都会去花园里站一会儿，站在那棵雪松底下，不说话，不动，就是站着，偶尔低头看一眼那块薰衣草地，叶子早枯了，光秃秃的，只有枯茎在风里轻轻动。
我照常给他备饭，照常送药，照常维持着庄园里的一切。
我以为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那一夜。
那天我正准备熄灯睡觉，橡木门被人从外头轻叩了两下，我套上外衣走过去，把门拉开一条缝——门外站着阿列克谢，一件深色睡袍，头发有些乱，双手垂在身侧，与门保持着距离。
他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不是命令，不是欲望，而是一种藏了很久的疲倦，和某种几乎不像他的——恳求。
他用低沉的俄语开口，翻译过来只有一句话：
"娜塔莎，我需要你今晚陪着我睡。"
我手指攥紧了门把手，心脏漏跳了半拍。
"你先别急着说不。我知道这个要求太唐突。但你可以开条件，任何条件。"
我没有说话，慢慢退回屋里，在床边坐了下来，脚踩在地板上，凉意一点一点从脚底往上渗。
窗外的风声很远，走廊的壁灯光从门缝里漏进来，打在地板上一条细细的光带。
我在原地坐着，没有动。
脑子里转过很多念头，又一一压下去。
最后，我慢慢起身，开了台灯，把脚踩进拖鞋里，走到门边，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橡木门的缝隙里，走廊昏黄的壁灯光漏进来，打在地板上一条细细的光带。阿列克谢站在门外，没有靠门，保持着距离，穿着深色睡袍，头发有些凌乱，双手垂在身侧。
他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
不是命令，不是欲望，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藏了很久的疲倦，和某种让他自己都显得局促的、几乎不像他的——恳求。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也看着我，没有催我，也没有再开口，只是静静地等着，灰蓝色的眼睛落在我脸上，既不躲避，也不逼迫。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走廊尽头那盏壁灯的光都开始显得模糊。
最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意外地平静：
"陪床可以。但你要满足我2个要求。"
他的眉头微微一动，眼神里有什么东西，轻轻松动了。
"说。"
我没有开口说，而是转身走回台灯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一个信封——那个信封，在这个抽屉里已经压了整整三个月了。
他跟着走进来几步，停在客厅壁炉边，接过那个信封，低头，慢慢抽出里面那张叠得工整的纸，借着壁炉边昏黄的灯光，逐字逐行往下看。
读到第一条，他眉头微微拧起，手指悄悄收了收。
读到第二条——
他整个人像被人猛地按下了暂停键，身体僵在原地，手停在半空，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褪干净了。
他就这么站着，久到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没看懂。
那张纸从他指间无声滑落，飘飘悠悠落在深色橡木地板上。
我弯腰，慢慢捡起来，拍了拍纸面，仰头看他。
"阿列克谢先生，2个要求，您都看清楚了吗？"
他抬起眼看我，嘴唇微微发颤，眼神里头一次没有了那种居高临下的从容——
有的，只是震惊，和一种像是被人看穿了所有秘密之后、无处遁形的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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