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5日，巴塞罗那为国际纵队举行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一支为反法西斯而战的各国志愿军——在西班牙内战这场二战前最大的反法西斯较量中，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而立，为捍卫一个岌岌可危的共和国而战。
面对法西斯的进攻，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抗争。
毕加索用《格尔尼卡》控诉战争的残酷与法西斯的暴行。法国作家马尔罗驾驶着飞机援助共和政府空军作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奔赴西班牙创建流动血库，智利当代著名诗人聂鲁达在马德里组织了“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并成立知识界反法西斯联盟。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年，现藏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
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这支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队伍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他们是谁？又为什么远赴万里之外的西班牙，投身这场战争？
群组雕像《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的战士》，其中包含中国志愿者的形象。作品由中国雕塑家袁熙坤创作，将由西班牙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捐赠给巴塞罗那大学。
1937年春天，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一首名叫《保卫马德里》的歌曲在大街小巷响起。“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也挂上了土窑。
一年前，西班牙爆发内战。以佛朗哥为首的叛军在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支持下，向共和国政府发动进攻。
在同样面临日本侵略的中国，许多左翼进步文人，纷纷声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他们把西班牙人民保卫共和国的战斗，看作与自身命运相关的斗争。
巴金编译的西班牙内战主题画册
这场战事，同样牵动着延安。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致信西班牙人民，声援他们的抗争。
《中华苏维埃政府致西班牙人民书》（节选）
而在这封信写下之前，已经有中国人动身前往西班牙。
在巴黎担任中国人民阵线执行委员的谢唯进，受中共委托，赴西班牙参战，并将报刊消息从西班牙递出。
谢唯进（1904—1978），重庆璧山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加入共青团旅欧支部，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前往西班牙之前，谢唯进已在欧洲生活多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少年谢唯进作为学生代表参与策动罢课、示威游行，同年秋天，他乘坐“宝勒茄”号船，赴法国勤工俭学。
此后，谢唯进在英国完成高中学业，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政治。在欧洲期间，他结识了朱德、周恩来等人，与朱德、孙炳文一起参加研究马列主义的读书会，并投身政治活动。
“有一次他（谢唯进）去和朱老总接头。他突然发现希特勒的秘密警察，要来抓共产党人。谢老由于对地形熟悉，他就从另外一个门出去通知了朱德，使朱老总迅速撤退。”
——谢唯进友人 刘锦航
二十岁出头，谢唯进加入中共旅欧支部，从事国际宣传和联络欧洲各国共产党等工作。作为活动频繁的骨干，他的名字先后上了国民党的“共产党罪犯”黑名单，和德国纳粹的黑名单。
1937年4月4日，已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多年的谢唯进化名“林济时”（Ling Ching Siu），从瑞士抵达西班牙。
然而足足等待了一个多月，谢唯进还没有被批准加入国际纵队。
他忍不住写信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战。信的开头，他写道：“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会就此打退堂鼓的。”
1937年6月，谢唯进如愿拿到了国际纵队军人证，编号83492。
几乎与谢唯进同时，一名旅美华侨也走向了西班牙。他叫张纪（Chi Chang），是一名矿冶工程师。
张纪于1900年出生于官宦人家，然而家道中落，生计维艰。听说美国可以半工半读念大学，18岁的张纪登上油轮，前往美国旧金山求学。
为了打工养活自己，张纪像机器一样不分昼夜地运转，损坏了身体，然而获得学位证时，依然欠下了满身的债务。毕业后，他终于在奥利弗矿场找到一份工作，尝试融入美国上流社会。
“他也是学的美国上流社会的绅士一样穿着，跟着他们一起打桥牌。周末的时候，也是衣冠楚楚地就去上教堂，虽然他本人并不信教。但是，美国社会对于华人，是非常歧视的，对他是看不起的。”
——西班牙内战历史研究者 倪慧如
然而，张纪努力追逐的美国梦，最终还是破碎了。
1929年，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患病的张纪被工厂解雇。他排在街角的长队里，等候救济面包和热汤。在反饥饿游行中，挥向示威者的警棍，又击碎了他对言论自由的憧憬。
此后，张纪加入美国共产党。当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号召传来时，37岁的他决定报名参战。
1937年4月的一天，暮色掩映中，张纪一行人悄悄地走向法国边境，他们的护照上大多盖着“禁止通行西班牙”的印戳。为了躲避边境法国巡警，他们只能在夜色中翻越庇里牛斯山。
庇里牛斯山脉是欧洲西南部最大山脉，横亘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绵延四百余公里，是两国的天然分界。（摄于约1890—19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
“他听说年过三十的人，要爬那座山的话就很困难。有的人爬到一半就爬不下去了，被人家抬回来。他个子很高，只是一副虚架子，全身都是病。”
——西班牙内战历史研究者 倪慧如
夜幕降临，张纪随队伍出发。众人攥着绳索，在陡峭的山路上缓缓前行。久病初愈的他最终翻过群山，踏上西班牙的土地。
虽然之后他为此生了三周的病，但仍发挥了专业优势，在第十五旅办公室做建筑设计工作，并教授军官军事测量。
张纪以工程师的专长投身战场，而另外两位中国人——张瑞书和刘景田，在来到西班牙之前，是法国雷诺汽车厂的工人。
“张瑞书43岁，刘景田46岁。对他们来讲，就说人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终于可以好好地生活，突然要把所有的放弃，到西班牙去打仗，生死不明。”
——西班牙内战历史研究者 倪慧如
1917年，24岁的张瑞书在码头签下招工契约，手腕上挂着写有编号的铜牌，和另外1818名华工一起坐船去了法国马赛。
抵达法国后，张瑞书在巴黎附近的纸厂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之后为了留在法国，他靠填平战壕、挖掘死尸、销毁毒气弹等危险而繁重的工作谋生，直到1924年，才在雷诺汽车厂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在工友的影响下，张瑞书于1925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响应参战号召，找到山东老乡刘景田，商量一起奔赴西班牙。
“唯一考虑的就是，如果去的话，势必不能够再回到法国。因为你没有身份，你没有工作了。将近50岁的人，你也很难去做一些苦力的工作。他们就说，要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西班牙内战历史研究者 倪慧如
来到西班牙后，张瑞书和刘景田一心想上阵杀敌，却在体检后被分到了卫生队。他们没能拿起枪，却抬起了担架。火线救人，同样是一场生死考验。
在前线的12个月里，张瑞书三次在抢救伤员时负伤；刘景田连续奋战16个月，患上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但即使伤病缠身，他们仍坚持抢救伤员，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
报纸和国际纵队的杂志、手册上，张瑞书和刘景田的名字开始被广为传颂。
“国际纵队的步兵、炮兵或机关枪手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都很尊敬地称呼他们为中国同志。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国际纵队第十四旅《联队杂志》
张瑞书登上了西班牙杂志《Estampa》的封面
当张瑞书和刘景田仍在前线抢救伤员时，因病休养的张纪和负伤的谢唯进，在贝尼卡西姆医院相遇了。
1937年7月，谢唯进加入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机关枪连。8月，他随部队乘火车抵达伊哈尔，又连夜步行赶赴梅迪亚纳，阻挡敌军推进，保卫金托。
面对猛烈的炮火，装备简陋的国际纵队与共和国军苦战三天，守住了阵地。战斗中，谢唯进右脚膝盖以下被炮弹炸伤，被送往贝尼卡西姆医院治疗。
从火线退下疗伤，谢唯进又拿起了相机进行新闻战，完成中共交付的使命——宣传。
“他就跟医院讲，希望你们能够批准我，很自由地在医院里面去做采访，照相的工作，所以那个医院就给了他这个证。”
——西班牙内战历史研究者 倪慧如
在纽约的《先锋报》上，刊载着谢唯进寄来的照片，他与中国志愿者刘华封、张纪展示着《救国时报》同仁赠送的锦旗，上书“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
“193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张纪还在生病，还在疗伤。谢唯进也是在医院里面疗伤。刘华封他在贝尼卡西姆是当护士。在那样的机会里面，他们三个人一起合拍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用在当时很多的西班牙的报纸上面，还有刊物上面。”
——西班牙内战历史研究者 倪慧如
然而，告别的时刻正在逼近。
1938年9月，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宣布撤出国际志愿者——总理内格林寄望以此换取西方同情、促德意撤军，终成泡影。这一举措没能换来德、意援军的撤离，也没能挽回共和国的命运。
1938年，国际纵队在加泰罗尼亚的告别仪式。
1939年4月，战争以共和国的失败告终。
撤出西班牙后，谢唯进等部分中国战士随国际纵队辗转进入法国，一度被关入集中营，历尽周折，才先后回到祖国。
国际纵队撤出西班牙后，部分中国志愿者被押入法国戈尔斯集中营。图为谢唯进（后排）与战友的合影。
而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这些找得到名字的中国战士，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全都回国继续投身抗战。
究竟有多少中国志愿者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今天已无从确证。谢唯进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有近百人之多；而经过多年寻访，研究者真正能确认姓名、留下记载的，不过十余人。
英国诗人约翰·堂恩在《紧急时刻的祷告》中写道：“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海明威后来引用这段文字，作为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题辞。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出版）。小说中，参加国际纵队的年轻志愿者罗伯特・乔丹在完成任务后的撤退途中身负重伤，最终选择独自留下，阻击追兵。
小说之内，主人公把生还的机会留给了同伴。小说之外，无数志愿者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人生，却选择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
老战士们都已经远去，但这世上总有年轻人，关心着远方陌生人的命运，相信远方发生的一切与自己有关，也相信自己的选择能够改变世界。
来源：凤凰大视野
编辑：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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