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鄂豫皖根据地黄安一带炮火未停，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委李先念正在前线指挥作战。通信员忽然跑来报告：“李政委，你母亲来了！”枪声里，他回头看见了多年未见的母亲。
那是一次极短的相逢。李母不顾战场危险，带着两块银元赶来，只想看儿子一眼。李先念却因担心她受伤，脱口责备：“这么危险，您来这里干什么？”母亲没有争辩，只拉了拉他的衣角，叮嘱几句，便转身离开。
战斗结束，部队开始转移。李先念走了一段路，忽然听见衣袋里有响声。他伸手摸出两块银元，才明白母亲趁自己不注意时，把这点钱塞进了他的口袋。
两块银元并不贵重，却让他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军务，也不是战局，而是母亲弯腰劳作、四处奔波的身影。遗憾的是，这次见面竟成了母子二人的诀别。
李先念的母亲李王氏，早年生活极为困苦。她出生在河南东南部的贫寒乡村，十六岁时因家中难以糊口，外出讨饭，辗转来到湖北黄安。后来，她几经婚嫁，饱尝生活艰辛，身体也因此受到损耗。
李先念出生后，母亲已经没有足够乳汁，只能由同母异父的大姐帮忙哺养。这个细节，后来一直留在李先念记忆里。家里没有多少余粮，孩子能平安长大，本身就是一家人拼尽力气换来的结果。
六七岁时，李先念便开始干活。农忙跟父亲下地，农闲随母亲上山砍柴、挖野菜、摘果子。那时的孩子没有“童年”这个说法，能替家里多做一点，便是尽孝。
为了让儿子有条活路，父母把他送到木匠袁学福门下做学徒。木工活需要耐心，也讲究手上功夫。李先念原本学得不错，可接触革命思想后，心思渐渐转向了另一件更危险的事业。
白天，他跟师傅做活；晚上，则同农协骨干和进步青年商议事情。有时一谈就是整夜，第二天干活难免出错。袁学福察觉异常，李母却更早感到不安。
她把儿子叫回家，问他到底在忙什么。李先念没有把实情全盘说出，只说：“娘，您放心，我不会乱来。”母亲听后仍不踏实，劝他安稳学艺，尽早成家。她担心的很简单：外面兵荒马乱，儿子一旦出事，家里就断了魂。
这门婚事，李母其实很早便作了安排。李先念年幼时，家中曾收留姚泽辉，原本打算让她成为儿媳。等到李先念长大，他一心投身革命，对婚姻并不上心。母亲反复劝说，甚至请丈夫和师傅一同开口。
“先念，算娘求你了，结了婚，娘心里才安稳。”
面对母亲的苦苦哀求，李先念只好答应。但婚后，他并未因此停下脚步，仍旧一边做木工，一边参加革命活动。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李先念从乡村农运骨干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起义受挫后，敌方反扑，地方武装和民团四处搜捕革命者，李先念的家人也受到牵连。
1928年，形势更加紧张。为保护母亲和家属，地方组织准备安排他们转移，可道路已经被封锁，家人一时无法离开。李先念与战友商量后，想出一个冒险办法：制造自己被抓走的假象。
夜里，一支队伍闯进李家，故意大声斥责李先念“逃回家”，还把他捆了起来。李母扑上去阻拦，哭着说：“别带走我儿子！”队员提出高额“赎金”，李母和家人连夜四处求借，却根本凑不出。
天快亮时，李先念被押出村子。乡亲们亲眼看见这一幕，敌方也因此误以为他是被强行带走，李家暂时躲过了搜捕。过了一段时间，真相才被告知李母。她又气又笑，说儿子“差点把自己吓死”。
1931年6月23日，李先念当选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次年，他参加红军，随部队转战鄂豫皖。军务越来越重，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1932年黄安战场上的那次相逢，短暂得几乎没有留下完整的告别。
两年后，李母因病去世。李先念身在部队，未能赶回。乡亲后来告诉他，母亲临终前一直念着他的乳名，反复问儿子在哪里。
1992年，83岁的李先念在病榻上谈起母亲，常常红了眼眶。他记得那两块银元，也记得战场上对母亲说过的重话。老人一生经历过无数大事，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却是那场没有来得及好好道别的母子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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