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华东野战军某部驻地，陶勇正在吃早饭，门外忽然走进了宋时轮。两位将领即将共事，可陶勇此前迟迟没有动身，原因并不在职务高低，而在一个让他颇为顾虑的问题：宋时轮的脾气，实在太大。

宋时轮进门后也不客气，先说自己还没吃早饭，随后坐到陶勇对面。陶勇赶紧让炊事员准备饭菜。谁也没料到，宋时轮并不是单纯来叙旧，而是带着一个明确任务，要把这位副司令请到第九兵团去。

陶勇不是怕吃苦，也不是不愿意服从调动。他清楚，宋时轮在军事理论、战役指挥和文化修养方面都很突出，只是两人性格都强，遇到分歧时，谁也不是轻易低头的人。

陶勇曾对身边人说，自己知道宋司令员本领过硬，可两个人都是急性子，将来若在指挥上碰到一起，恐怕容易把话说重。正因为这层担心，任命下达后，他一直没有立即赴任。

这种顾虑并非凭空而来。1947年，华东战场形势紧张，宋时轮率第十纵队承担牵制任务，远离主力，补给又不充足。在较为艰难的条件下，部队拖住了邱清泉、吴化文所部，为大部队行动争取了时间。

任务完成了，十纵队自身却陷入险境。面对两路兵力合围，宋时轮不得不率部北渡黄河，部队因此付出不小代价。战后，这场行动的得失引起陈毅、粟裕等人的重视，相关情况也上报了中央军委。

战场上的压力，往往会放大指挥员的性格。宋时轮认为，部队此前陷入困境，与补给不足有直接关系。1948年济南战役前，华东野战军准备集中力量攻城，粟裕安排第三纵队、第十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一部担任突击力量，也希望宋时轮用战功证明自己。

可当粟裕布置任务时，宋时轮情绪突然激烈起来，表示没有补充就难以作战，随后离开了会议，并写报告请求到东北休整。这一举动很快引起军委注意。毛泽东认为，作战会议中途离场性质严重，曾作出应予撤职的严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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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了解宋时轮的能力，也知道他是在旧日失利的阴影下反应过激，于是出面为其说明情况。济南战役打响后，宋时轮率部投入战斗，部队表现出色，济南于1948年9月24日解放。战果摆在面前，但宋时轮也逐渐意识到，能打仗不等于可以任性行事。

这段经历在华东野战军内部传得很广。陶勇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司令员，自然听说过宋时轮顶撞粟裕的事情。等到1949年中央军委安排陶勇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辅佐宋时轮时，他的迟疑便有了现实依据。

有意思的是，宋时轮没有坐等陶勇来报到，而是亲自找上门。趁陶勇吃饭的工夫，他拿起纸笔写下一行字，又借来印章盖上，随后把纸条收好。整个过程干脆利落，陶勇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宋时轮已经拉着秘书离开。

回到兵团部后，宋时轮高兴地告诉政治部主任唐亮，陶勇已经答应任职。唐亮将信将疑，打开纸条一看，果然有陶勇的印章。直到秘书返回说明经过，陶勇才知道自己在一顿早饭之间，已经被“办妥”了赴任手续。

陶勇听完哭笑不得，表示第二天就去。次日，两人在兵团部见面，宋时轮没有摆司令员的架子，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自己脾气大，今后一定改，咱们共同把上级交代的任务完成好。”

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很实在。对陶勇而言，真正打消顾虑的不是那张盖了章的纸条，而是宋时轮能够承认问题，并愿意在共事中约束自己。两位性格刚烈的将领，就这样开始了在第九兵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