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经常看到被俘的蒋军将领怒骂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保密局）特务，连被俘时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的康泽，也经常被称为“大特务”并被疏远。
在电视剧中，郑庭笈打特务，叶立三想打特务，宋希濂和黄维都骂特务，但我们细看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就会发现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军事情报失灵，被俘蒋军将领不应该骂毛人凤而应该骂郑介民和侯腾，但郑介民和侯腾挨骂，似乎也有点冤枉——时任“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和二厅中将厅长的侯腾，似乎也有难言之隐，而且是有苦说不出。
特务确实不受正规军或杂牌军军官待见，黄维在特赦后还对全国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干部王春景骂特务：“戴笠、毛人凤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英雄。”
杨伯涛总说黄维是个外行，黄维则经常骂特务，他还对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汪东林发狠：“戴笠、毛人凤、毛森，都是特务头子！这帮家伙手段卑劣恶毒，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就砍脑袋！”
如果不了解军统到保密局再到情报局沿革，大家可能认为被俘蒋军将领骂军统（保密局）特务是应该应分，但细看蒋系特务机关的变化和分工，我们就会发现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期间，毛人凤领导的特务机关从1946年戴笠死后不久就已经不叫军统而叫“国防部保密局”，1955 年又改成“国防部情报局”，三大战役期间，当过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首任正局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的郑介民已经是“国防部次长”，保密局局长之位由原副局长毛人凤接替，二厅厅长由原副厅长侯腾接任，然后“国防部情报局”和“国防部二厅”就有了明确分工。
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的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中回忆，1946年7月，由军令部第二厅（郑介民曾任该厅厅长）和军统结束后被裁汰的特务合并成立“国防部第二厅”，一开始是郑介民任厅长，侯腾任副厅长，李崇诗任办公室主任，该厅下辖陆、海、空三个兵种总司令部的情报署，华中、徐州、华北等“剿总”司令部的第二处，太原、西安等绥靖公署的第二处以及各绥靖区（相当于兵团级）的第二处，驻各国大使馆的武官也均由二厅管辖。
军统曾在蒋系三大特务系统（中统、军统、军令部二厅）中一家独大，而且渐有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在戴笠活着的时候，老蒋就有意将军统拆分和裁员，戴笠就是回重庆（当时老蒋还没有“还都南京”）参加决定军统命运的“八人端锅大会”途中坠机的。
戴笠坠机，削弱军统的最大绊脚石不存在了，于是就有了“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军统（保密局）局长，最后保密局和二厅彻底分开，成了互不隶属、互不关联且有竞争关系的两个厅局。
原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1946年国防部各厅局于7月1日成立后，直到同年10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保密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在控制程度上也远不如过去那么紧。侯腾当了二厅厅长，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腾还想把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在搞军事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自己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
老蒋已经“拍灭”了戴笠的军统局，自然不想让毛人凤成为第二个戴笠，于是三大战役期间，毛人凤基本被排除在军事情报之外，而只干一些内部调查（包括对蒋军）和暗杀的脏活，老蒋到各战场视察、指挥，身边的“哼哈二将”，就是第二厅（情报厅）厅长侯腾和第三厅（作战厅）厅长侯腾。
曾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杜聿明不止一次见过老蒋带着侯、郭二人召集前线将领开会：“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蒋介石分别召见各将领，并令我同廖耀湘到新立屯视察后向他陈述攻击解放军的意见。我和邓文仪、侯腾等当日上午乘火车到达新民车站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和廖耀湘、郑庭笈等会面。十一月十日午后四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会报。我到时，郭汝瑰、侯腾等人已到会。二十三日，蒋介石要刘峙和我到南京开会，大概是十点钟前后，我们到达蒋介石官邸的会议室，首先由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
侯腾已经全面接管了军事情报，大城市解放前安排潜伏特务和电台，也是侯腾亲自负责，毛人凤的保密局特务虽然也潜伏了很多，但大多是搞破坏，搜集军事情报并非其主业，杜聿明回忆：“蒋介石到沈阳时，带了联勤总司令郭忏、政工局长邓文仪、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同来。郭忏计划破坏沈阳兵工厂及搬运重要机器；侯腾布置特务电台，打算在国民党军被歼灭后，继续进行特务破坏活动；对于侯腾布置特务电台，我未参加意见。”
杜聿明当然不能对侯腾的潜伏计划提出意见，因为那不是他应该问的，即使问了侯腾也不会说。
二厅厅长侯腾负责搜集情报，三厅厅长郭汝瑰负责制定计划，干脏活的毛人凤根本就掺和不进去，但很显然，侯腾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劲，蒋系第六兵团第九十三军中将军长盛家兴抱怨：“国民党军因失去民心，耳目不灵，情报人员低能，又易受眩惑，以致对情况侦察判断，无所作为。”
杜聿明也悲叹：“徐州‘剿总’的情报机构腐朽，除直接收集第一线部队的情报外，并未收集直接的战略情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线部队长总是夸大他当面的敌情，而使高级指挥官无从正确判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民党军这时恰恰相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能制胜呢？”
前线指挥官对情报不灵怨声载道，侯腾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对当时的“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诉苦：“国防部预备了一百零四部电台，想打进敌区，但到了边缘却进不去。后来只有四台在教会掩护下由鲁北进入了，但发不出电报，敌区组织严密。相反地，共产党在我方布置电台却很多，我方对敌人行动可靠来源是依据监察电台。”
国民党军队情报失灵，侯腾搞不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一方面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老蒋听不得真话，侯腾在回报的时候也只能报喜不报忧，说实话就会触怒老蒋，这一点杜聿明也是十分清楚的。
据杜聿明回忆，在1948年11月10日的军事会议上，侯腾先作情报汇报：三野主力已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渡过不老河插进曹八集、薛家湖附近，截碾庄圩后路。二野主力（其实是一部）及三野一部在徐州以西黄口附近与邱兵团接触中；黄百韬兵团主力及第四十四军已退过运河西岸，在碾庄圩附近被围，在抢过运河桥时受三野火力封锁阻击，伤亡甚重；邱清泉兵团且战且退，正由黄口向徐州转进中。
侯腾介绍完当时战况后还判断解放军正以有力之一部（实际是半数以上）牵制蒋军，主力（实际不到一半）有包围歼灭黄兵团的意图。
侯腾的分析有偏差，但错得并不是十分离谱，但他接下来的实话实说，却激怒了老蒋：“侯腾说：‘目前徐州情况吃紧，南京后方秩序也极混乱。昨今两日满街到处抢粮，警察袖手旁观，粮店大部关门不敢营业……’侯的报告未完，蒋介石即怒气大发，手指着侯腾说：‘你造谣！胡说！胡说！哪里有这回事？’其实我一到南京也发现类似的情况，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见蒋介石这样的发怒，眼里露出一股杀气，我也不敢说了。”
连杜聿明都不敢跟老蒋说实话，侯腾这个厅长，在老蒋面前当然也只能报喜不报忧，李以劻也发现弄虚作假已经是蒋军常规操作：“各级战场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绩，司空见惯。各级指挥官得到的情报不是过时了，就是不真实，使‘算’与‘断’非常不准确。”
即使“老实”的刘峙和杜聿明也会编造“潘塘镇大捷”欺骗老蒋，而且还指使情报部门造假，这件事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十分清楚：“百韬兵团被歼灭，刘杜指使总部政工处，不断捏造前线传捷的战报，又指使总部第二处处长李剑虹捏造情报，谓‘迫于徐州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已全面总退却，我海面登陆部队、自青岛沿胶济线出击的部队，已迫近济南，指日即可收复。”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情报可以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成系统第造假，侯腾这个二厅厅长听到的真话已经不多，郑介民那个“次长”已经不再管军事情报，还要挑一些不会激怒老蒋的汇报，您说最后摆上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还能有几分真实性？只把情报失灵的大锅扣在“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和二厅厅长侯腾头上，是不是有点冤枉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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