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广东乐昌。年近九旬的龚楚拄着拐杖走下火车，身边带着家人，也带着一段难以绕开的旧日经历。离开故乡多年后，他写信给中央，提出的要求并不复杂：希望回乐昌定居，安度晚年。
这封信，他分别寄给了邓小平、杨尚昆、王震。信中自称“原红七军的龚楚”，说明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并请求首长允许他留在家乡。对一个曾经身居红军高级岗位、后来又叛变投敌的人来说，这一步，分量显然不轻。
龚楚出生于1901年，广东乐昌人。青年时期，他参加过粤军，接触过《新青年》《向导》等刊物，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24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随后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和武装力量。
真正让他进入红军核心视野的，是1928年初湘南的局势。当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北上时，龚楚为部队提供了重要帮助，并参与宜章暴动。此后，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党代表，在井冈山时期又成为红四军前委成员。
当时的龚楚，绝不是普通干部。1928年6月，湖南省委指定的红四军前委名单中，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等人并列其中。红军内部一度以“朱毛龚”并称，可见他的地位和声望。
1929年百色起义后，龚楚担任红七军参谋长，并兼任第十九师师长。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龚楚熟悉井冈山时期的建军经验，对红七军的组织建设发挥过作用，邓小平也曾认可他的军事能力。
然而，能力和立场并不是一回事。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龚楚留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初，中央苏区形势恶化，他奉命率部前往湘南、粤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部队缺粮少弹，频繁遭到国民党军队追击，龚楚本人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也开始动摇。
1935年5月2日，龚楚以身体不适为由休息，随后趁夜离开部队，返回乐昌。此后，他接受国民党方面的安排，担任所谓“剿共”职务。由于熟悉红军组织、交通和行动方式，他很快成为国民党军队重点倚重的人物。
叛变之后，他曾试图抓捕项英、陈毅。1935年10月，龚楚带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进入赣粤边地区，还诱使地方人员写信，企图把项英、陈毅引出。
项英收到信后颇为重视，陈毅却察觉异常。他认为，龚楚在井冈山时期性格骄傲，信中突然变得过分谦恭，反而不合常情。陈毅说：“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两人因此没有立即赴约。
随后，龚楚率部袭击北山游击队，造成严重伤亡。几天后，他又凭借对红军活动规律的了解，追查到项英、陈毅的驻地。危急关头，侦察班班长吴少华被捕，并被迫带路。
吴少华没有慌乱。他故意夸大山上兵力，声称那里有数百人和多挺机枪，使龚楚不敢贸然进攻。接近哨卡时，吴少华突然高喊：“他们是反革命！”山上哨兵随即开枪，击毙一名敌兵。陈毅和项英听到枪声后迅速转移，龚楚的突袭就此落空。
据说得知项英、陈毅已经脱险后，龚楚十分懊恼。可惜的是，这种懊恼并没有改变他的选择，他仍继续为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并参与对湘南、粤北游击区的进攻。
1949年，解放军进军华南，龚楚率部退入乐昌山区，随后下山投诚。对他的处理采取了宽大政策，没有因其建国前的经历继续追究。后来，广东方面还曾考虑派他赴海南，做薛岳部的争取工作，但龚楚抵达香港后没有前往海南，而是选择留在那里生活。
龚楚在香港居住了几十年，也曾去美国生活，但最终还是回到香港。20世纪80年代后期，相关司法政策调整，建国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部分历史问题不再追诉。消息传来后，他才重新产生回乡念头。
1990年回到乐昌后，他最关心的不是待遇，也不是职位，而是能否留下。省里将他的请求上报中央，一个月左右，邓小平作出批示，表示欢迎龚楚到北京，可考虑安排其担任人大或政协方面的职务。
这个答复出乎龚楚意料。他回话说：“我回来是安度晚年的，不是回来要官的。”这一决定，也说明他并不愿再进入政治生活。
不久，邓小平又亲自打电话问候。电话中没有追问当年的是非，只问：“身体好吗？今后有什么打算？”龚楚握着听筒，久久没有说话。那次通话，成为两位旧日战友晚年留下的一段特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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