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个月回老家,本来是给我妈送降压药。
车停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我拎着塑料袋往里走,迎面碰见隔壁的德顺叔,才下午三点多,他搬着个小马扎坐在自家院门口晒太阳,脚边搁着半缸子凉茶,手里啥也没干,就那么坐着。
我说叔你忙啥呢。
他说没忙啥,歇着。
我又问,地里没活儿?
他抬了抬下巴,说地都包出去了,一亩一年八百,图个省心。
我说那你在家待着不闷得慌?
他笑了一下,说闷啥,都这岁数了,还想咋折腾。
这话我当时没往心里去。可我这次回来待了几天,走了几家亲戚,又赶上村里两桩红白事,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我们村不少五十五岁上下的人,真就跟德顺叔一样,早早地不干活了,不攒钱了,不跟人比了,连话都懒得往热闹处凑。
我一开始觉得是懒。
后来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
我叫周海,今年四十二,在省城一家建材市场做管理,一个月到手七千来块。我爸妈都还在村里,我爸六十八,我妈六十六,种了一辈子地,这两年也种不动了,只留了院子后头一小块菜地自己吃。
我每次回来都劝他们,别舍不得花钱,该吃吃该喝喝。我妈就回我一句,说你别老拿城里那一套说我们。
这回我在家待了四天,本来只打算住一晚。结果我妈说腰疼,我不放心,多留了两天。
第一天下午,我去村东头小卖部买酱油,碰见桂兰婶。
桂兰婶五十六,比我妈小十岁,年轻时是村里出名的能干人,一个人喂过三十多头猪,天不亮就起来煮猪食,那股子狠劲,男的都比不上。我小时候还见她跟收猪的贩子为了两毛钱一斤争得脸红脖子粗。
可那天我见她,她正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塑料凳上嗑瓜子,跟两个老太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我说婶子,你家那猪圈还养着没?
她说早清了,前年就不养了。
我说那现在干啥?
她说啥也不干,就待着。
我有点意外,说你这身子骨,闲得住?
她把手里的瓜子壳往地上一丢,说闲不住也得闲。你叔去年查出来肺上有点毛病,干不了重活。儿子在县城跑外卖,一个月五六千,自己顾自己。我要是再拼,拼出病来,谁管我们?
我说那也不能一点不干啊。
她看着我说,海啊,你回来得少。你到村里转转,五十五往上的,还剩几个在外头奔的?能出去打工的早出去了,出不去的,就在家守着。地包出去,一年拿几千块。够吃够喝就行。再多的,不敢想。
我当时觉得她这话有点丧。我说那不得给儿子攒点,将来娶媳妇买房?
桂兰婶摆摆手,说儿子的事他自己操心。我们那会儿,结婚没要爹妈一分钱,现在倒好,爹妈得把棺材本掏出来。我掏不出来,也不掏了。他怨我,我也认。
她说完又补一句,说我跟你讲实在话,我们这把年纪,能把自己顾好,不给孩子添麻烦,就算帮大忙了。
这话我听着耳熟。我妈也这么说过。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那天晚上回家,我跟我妈吃饭,桌上一个炒青菜,一个咸菜,一碟剩的炖豆腐。我说妈你就吃这个?
我妈说你爸血压高,吃清淡点。
我说我上次给你转的两千块钱呢,花了没?
她说花了,给你爸买药,交了电费,还剩点。
我说剩多少。
她说剩八百多,存着。
我说存着干啥,你不会买点肉吃?
我妈就不说话了,夹了一筷子青菜到碗里,慢慢嚼。
那一刻我心里有点堵。说不清是心疼还是生气。
第二天,我陪我爸去镇上卫生院拿药,回来路上遇见我堂哥。
我堂哥叫周伟,五十四,比我大十二岁。他年轻时在天津的建筑工地上干过七八年,后来回来养鸡,养了几年赔了,又去县城开过小饭馆,也没挣着钱。现在他在家,跟我嫂子两个人,种着几亩地,农闲的时候他就骑个电动车在附近给人打零工。
我原以为他是村里少有的还愿意折腾的人。
可那天见着他,他正蹲在路边跟人下象棋。我说哥,你今天没活儿?
他说有活儿,不想去。
我说咋不想去,一天不也一百五六?
他说一百五六,跑十来里地,干一整天,灰头土脸,回来腰都直不起来。我图啥?
我说图钱啊。
他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拍,说海,你算算。我一个月干二十天,挣三千。听着不少吧?可我一抽烟,一天一包十块的,一个月三百。电动车充电、修车,一百。偶尔跟人喝顿酒,两百。给孙子买点吃的,三百。我跟你嫂子吃药,四百。剩下那一千多,够干啥?攒一年攒一万多,够看一场大病的吗?
他说得挺平静,可我听着有点刺耳。我说哥你不能这么算,钱是慢慢攒的。
他说我攒了。我攒了二十年,攒出啥了?年轻时出去打工,挣的钱都盖房了。后来养鸡,赔了三万。开饭馆,赔了两万。我这一辈子,钱跟水似的,从手里过,就是存不住。现在我五十四了,再干五年,六十了,谁还要我?工地不要,厂里不要,我只能在家种地。既然早晚是这么个结果,我现在省着点力气,不行吗?
他这一番话把我噎住了。
我说那你就天天这么坐着?
他说也不是天天坐。该收麦收麦,该种玉米种玉米。可除了这个,我不打算再给自己找罪受了。
他低头又看棋盘,说该谁走了。
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堂哥年轻时可是个出了名的能人,谁家盖房他都去帮工,一天挣五十他都干。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前年干过一次狠的。村里有人包了个小工程,修水渠,他连着干了二十天,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七点回来,中午就着凉水啃馒头。结果第二十天下午,他蹲在渠边上起不来,尾椎骨那块疼得钻心,去医院一查,腰间盘突出,还压迫了神经。躺了半个月,花了四千多,挣的那点工钱全填进去了,还倒贴。
从那以后,他就不接这种活了。
我妈后来跟我说,你伟哥那回是真吓着了。他跟我说,婶,我躺床上那半个月,翻个身都得你嫂子帮忙。我想喝口水,喊半天没人应,你嫂子下地了。我就想,我要是瘫了,这个家就完了。
这话我听着心里发沉。
可我堂哥家日子也没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他儿子在县城开了个汽修铺,一年能挣个十来万,虽然不常回来,但逢年过节给钱给东西。我嫂子身体还行,家里三间大瓦房前年刚翻修过。按说他不至于这么消极。
我问他,你儿子不是挺能挣吗?
他说儿子是儿子的,我是我的。他挣多少跟我没关系。我张一回嘴,他给个三千五千,第二回呢?第三回呢?他还有媳妇有孩子。我不能指望他。
我说那你也不能一点不攒啊,万一将来有个急事。
他说急事来了再说。真到那天,有就治,没有就认。
这话说得我后背发凉。
第三天,村里有户人家办满月酒,我跟着我妈去吃席。
席上坐了十来个人,大半都是五十五往上的。我本来以为这种场合大家会聊聊庄稼、聊聊孩子、聊聊谁家盖房了谁家买车了。结果一桌子人,聊的最多的是血压、血糖、哪个牌子的降压药便宜、哪个卫生院的大夫看得好。
坐我旁边的叫老陈,五十七,以前是村里有名的木匠,打家具的手艺全乡都找不着第二个。我问他现在还做不做木工。
他说不做了。
我说为啥,你这手艺可惜了。
他说现在谁还打家具?都买现成的。前两年他还偶尔给人修个门窗,一次挣个三十五十。后来发现,人家年轻人根本不在乎,门坏了直接换新的。他这一套不顶用了。
我说那你现在靠啥?
他说靠地。三亩地包出去,一年两千四。加上新农保,一个月一百多。再就是儿子给点。
他算给我听:一个月抽烟一百五,喝酒一百,赶集买点菜和肉,两百。水电费几十。剩下就不花了。
我说你不添件衣服?
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那件灰蓝色的夹克,说这件穿了六年了,还没破。破了再说。
旁边一个婶子接话说,老陈你这算好的,我家那位,一件棉袄穿了十年,袖口都磨出棉花了他也不扔,说扔了还得买。
一桌人都笑。笑完了,又沉默。
那种沉默不是尴尬,是一种大家都认了的沉默。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我说叔,你们这样过日子,心里不慌吗?
老陈拿筷子点了点桌面,说慌啥?慌有用吗?我年轻时也慌过。三十岁那年,我爹病了,住院要五千块钱,我拿不出来,满村借,借了八家才凑够。那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一定得攒点钱。后来我攒了,攒到四十五岁,攒了两万块,觉得心里踏实了。结果我儿子结婚,彩礼加酒席,一下出去六万。我那两万全填进去,还借了三万。
他停了一下,说从那以后我就想明白了。我们这种人,攒多少钱都经不住一件事。既然这样,我就不攒了。该吃吃,该喝喝,不亏着自己,也不给儿女留债。
我说那将来呢?
他说将来?将来我两腿一蹬,他们爱咋办咋办。我这一辈子,尽了力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怨气,也没有悲壮。就是很平常地,一边说一边把一块红烧肉夹到嘴里,嚼得挺香。
那天吃完席回家,我一路没说话。
我妈以为我喝多了,说你要不去躺会儿。
我说我没喝多。我就是有点想不明白。
我妈说想不明白啥?
我说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就这么认了。
我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懂。你们在城里上班,每个月有工资,老了有退休金。我们呢?我们干一天有一天的钱,不干就没有。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能拼,拼到五十多,身体先垮了。你德顺叔,前年去镇上给人卸水泥,一袋一百斤,卸了三天,回来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从那以后他不去了。你桂兰婶,前年还去县城的饭店洗碗,一个月两千二,干了半年,手腕子疼得端不起锅,回来了。你伟哥,腰伤了。你老陈叔,手艺没用了。你说他们不躺平,还能干啥?
我妈说,他们不是不想干,是干不动了,也没人要了。
这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第四天早上,我本来要回城。结果一大早,德顺叔来我家借梯子。
我说叔你借梯子干啥。
他说上房把瓦拢一拢,连着两天刮风,有几块瓦松了。
我说你多大岁数了还上房?我去帮你弄。
他说不用,我爬得动。
我说你这不叫躺平吗,怎么又干活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躺平又不是等死。该干的还得干,自己住的房子漏了,不修,等着它塌?
我跟着他过去,帮他扶梯子。他爬上去,蹲在房顶上,一块一块地敲,把松的瓦重新压好。下来的时候嘴里念叨,说这房子盖了二十年了,再过几年得翻修,到时候再说。
我说你不是不攒钱了吗,翻修拿啥修?
他说到那时候再说。真修不起,就住着。反正不漏雨就行。
他拍拍手上的灰,又坐回院门口那个小马扎上,端起他的凉茶。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可能把“躺平”这两个字理解窄了。
在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眼里,一个五十五岁的人,应该还在拼命挣钱,应该还在给儿子攒首付,应该还在跟别人比谁家过得好。一旦他不这么干了,我们就说他躺平了,说他没有心气了。
可在他自己的日子里,他不是躺平。他是把自己从那些够不着的事情上撤下来了。他不撤,身体就要跟他算账,日子就要跟他算账。
那天下午我回城,车开出去二里地,我又停下来,在路边站了一会儿。
我想起桂兰婶那句话,说我们把孩子顾好,不给孩子添麻烦,就算帮大忙了。我又想起我堂哥说,真到那天,有就治,没有就认。我还想起我老陈叔,一边嚼着红烧肉一边说,我这一辈子,尽了力了。
我忽然想到我自己。
我今年四十二,在城里,每个月交着社保,工资不高不低,供着一套小两居的房贷,孩子上初中。我老觉得自己还在往前奔,可仔细一想,我攒下的那点钱,经得起一场大病吗?经得起孩子将来结婚买房吗?经得起我爸妈万一有个急事吗?
我也不敢想。
我平时说我爸妈舍不得花钱,说他们观念落后,说他们不会享受生活。可他们那点钱,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他们不是不想花,是不敢花。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兜底的东西。
而我们村里这些五十五岁上下的人,是连“不敢花”的资格都快没有了。他们只能把日子缩到最小,缩到吃饭、吃药、交电费,缩到一件夹克穿六年,缩到一袋水泥都扛不动的时候,就坐在门口晒太阳。
我回到城里第二天,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说妈,我那两千块钱你别存了。你去集上买点排骨,买点水果,跟我爸吃了。
我妈说,知道了。
我说真的,别存着。
我妈说,我存着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万一你有个事呢。
我拿着手机,半天没说出话。
后来我跟我媳妇说起这事。我媳妇是城里长大的,她听完说,那他们不就等于放弃了吗?
我说也不是放弃。是他们算过账了,算不过来,就不算了。
她说那多可怜。
我说可怜是可怜,可他们要的也许不是可怜。我德顺叔爬上房顶拢瓦的时候,我没觉得他可怜。他蹲在那儿敲瓦片,敲得很仔细,敲完了拍拍手下来,那是他自己的房子,他自己修,他心里踏实。
我媳妇没说话。
我也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上个月那趟回老家,说吓着了,是真有点吓着了。我原来以为,村里的老人,要么是还在拼命干,要么是儿女有出息,在家享福。我没想到还有第三种:不是干不动了,也不是享福,是自己把日子收到最小,不指望大的,也不害怕小的,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德顺叔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着。他说,海啊,人这一辈子,前半截是往身上加东西,后半截是往下卸东西。卸得动,你就轻省;卸不动,你就得背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太阳正往西斜,照在他脸上,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
我看着他脚边那半缸子凉茶,忽然觉得,那缸茶喝了半天了,他也没打算再去续。
回城这些天,我有时候加班到晚上,开车经过那些亮着灯的写字楼,会想起村里那些坐在门口的人。他们那个点早睡了。
我不知道该说他们想通了,还是该说他们被日子磨得没脾气了。
但有一点我确定:他们不是懒。他们比谁都知道日子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只是不再跟日子较劲了。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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