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一处集市入口，拜卡达莫夫遇见了身穿薄毛衣、提着皮箱的中国人“黄训”。寒风里，这个年轻人脸色苍白，身旁却紧紧护着一把小提琴。两人语言不通，音乐却让他们认出了彼此。
拜卡达莫夫本来只是路过，看到对方冻得发抖，便停下脚步，把皮箱拎起来，领他回了家。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化名黄训的客人，正是中国作曲家冼星海。
那时的冼星海，已经在战乱中辗转多地。受命前往苏联进行音乐工作后，他因交通阻断和战争形势变化，无法直接回国，最终来到阿拉木图。组织交给他的部分任务，也因胶片遗失而难以完成。
他没有固定收入，身体又因长期奔波、营养不足而日渐衰弱。拜卡达莫夫一家把他安置下来，给他一处可以写作的地方。冼星海借住在阁楼，靠小提琴、手稿和回忆，继续完成音乐创作。
拜卡达莫夫的姐姐达娜什家中并不宽裕，全家居住空间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物资还实行配给。可一家人仍然分出食物给这位异国客人。冼星海也把对妻子钱韵英和女儿的牵挂，寄托在孩子卡利娅身上。
卡利娅年幼时常陪着冼星海。她做完功课，冼星海便教她唱歌、写汉字，她则教这位中国叔叔说哈萨克语。有一次，卡利娅穿着破旧靴子回家，雪水早已浸透鞋底，双脚冻得发僵。冼星海把她抱在怀里，用胸口替她暖脚，还轻声唱起歌曲。
这段往事，后来由卡利娅讲给冼妮娜听。两个相隔万里的女儿，终于从同一个人的记忆里，拼出了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冼妮娜此前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因为冼星海去世时，她只有7岁。
冼妮娜出生于1938年。女儿降生时，冼星海在日记里记下了时间和喜悦，字里行间满是初为人父的激动。那一年，他与光未然合作完成《黄河大合唱》，钱韵英还曾亲手在白纸上画五线谱，为他节省创作条件有限时的时间。
遗憾的是，冼星海离开妻女时，冼妮娜还只有几个月大。她没有真正听过父亲叫自己的声音，也没有留下父女相处的清晰记忆。陪伴她成长的，是母亲反复哼唱的旋律、父亲留下的照片，以及亲友口中的零碎故事。
1945年，冼星海在莫斯科治疗期间病逝，年仅40岁。钱韵英当时还在等待丈夫归来，得到消息后悲痛昏厥。此后多年，她独自抚养女儿，再没有改嫁。冼妮娜后来回忆，母亲一直相信父亲只是暂时失去联系，直到噩耗真正传来。
父亲留下的最大遗憾之一，是《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乐队总谱。冼星海在异国完成了编配，却缺少完整的试奏条件，许多手稿也没有及时整理。作品广为传唱，但创作者未能亲耳听到完整版本，这份缺憾一直留在家人心中。
冼妮娜并非音乐专业出身，甚至不识五线谱。母亲希望她替父亲完成未竟之事，她便从最基础的乐理学起，请老师逐段讲解。面对密密麻麻的手稿，她没有急着求快，而是反复核对旋律、节拍和文字说明。
八年时间，她一点点辨认、整理、校勘。遇到无法确认的地方，她就查找资料，拜访父亲的学生和旧友。有人问她：“你本来不懂乐谱，为什么还要坚持？”她回答：“我不能继承父亲的天赋，但可以替他把遗愿做完。”
这项工作并不显眼，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冼妮娜曾给父亲写信，说自己没有音乐天才，也不懂作曲，但愿意弥补他的遗憾。她一遍遍校对，直到《黄河大合唱》的相关总谱终于得到整理和出版。
1983年1月，冼星海的骨灰从苏联运回北京。冼妮娜和母亲到机场迎接，等待了43年的父亲，最终以一只沉重的骨灰盒回到祖国。冼妮娜把它紧紧抱在怀里，像是终于完成了一次迟到了半个世纪的相逢。
此后，她仍在搜集父亲的手稿和往事。她到过莫斯科，也到过阿拉木图，拜访拜卡达莫夫的家人。卡利娅已经年迈，却还记得那个会唱歌、会写汉字的中国叔叔。两位老人重逢时，许多细节不必解释，彼此都明白，那段共同记忆从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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