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清盘人10月22日发布的第二份进展报告里，有一组数字很难被忽略：截至2026年9月30日，清盘人从恒大资产中累计变现约34.22亿港元，同期收到的债权申索总额约3600亿港元。追偿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而曾经被称作恒大“二把手”的前总裁夏海钧，不在已经宣判的名单里。同一份报告写得很直接：夏海钧“并未被起诉，目前仍然在逃”，已于2022年迁往美国。
刑事和民事，在这里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
2026年8月20日，深圳中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一审宣判。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恒大集团被判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70亿元。同一天，包括许家印两名成年儿子在内的56名恒大管理团队成员被判刑。夏海钧不在这份名单里。
人不在，刑事程序就难以走到开庭那一步。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确实存在，但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贪污贿赂、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几类特定案件，普通经济犯罪不在这个通道里。夏海钧在恒大体系内涉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欺诈发行证券等，不属于缺席审判的常规适用对象。人不到案，审判就无法推进。
民事追偿没有停下来。2024年3月，清盘人以恒大名义对许家印、夏海钧、丁玉梅及相关实体提起诉讼，追索与财报错报有关的损失，申索金额约60亿美元。香港法院随后对夏海钧发出全球资产冻结令，限制其转移最高600亿港元资产，并委任独立接管人接管其名下资产。2026年1月，香港上诉法庭驳回了夏海钧针对该禁令的上诉，维持冻结，且禁止以口头聆讯重提复议。
但接管人的工作推进得很慢。清盘人报告的原话是，夏海钧在资产披露上“持续拒绝合作”。香港法院此前已因他不遵守披露令，剔除了他在相关民事案件中的抗辩权。2026年6月，夏海钧一方向法院申请，把每月生活费上限从5万港元提高到33.5万港元，理由包括子女学费和家庭开支；接管人一方则指出存在违反冻结令的消费记录。这一申请本身也说明，冻结令锁住了资产，但并没有让资产回到债权人手中。
卡住的地方不在冻结本身，而在冻结之后。中国与美国、加拿大之间都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即便内地司法机关对夏海钧刑事立案，也无法通过引渡程序把人带回。香港的民事冻结令同样不能直接在美国执行，清盘人若想触及他在美国的资产，需要在当地另行提起诉讼、逐案确权，时间以年计。
清盘人目前变现的34.22亿港元，也不是靠冻结夏海钧的资产得来的。变现主力是几笔大额应收款和解，两项合计约23.1亿港元，构成了回收总额的主体。毕加索、莫奈等艺术品折价出售，私人飞机也在寻找买家，但这些“非典型资产”的回收规模远不及应收款。
对债权人来说，现实的局面是：香港的冻结令把夏海钧名下资产锁住了，接管人也在调查和保全，但要把这些资产变成可分配的资金，需要跨过不同法域的程序门槛。清盘人的目标是在2027年上半年进行首次中期摊还，摊还的基础是已经变现的约22亿港元回流资金，与3600亿港元的申索总额之间差距悬殊。
许家印的判决落定了。夏海钧的民事追偿还在走程序，人没有回来，资产被锁在境外，刑事追责暂时看不到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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