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结婚,提前半个月就跟他打了招呼:“哥,你得来,咱这一辈的就剩你没结婚了,让你感受感受压力。”
刘伟在北京送外卖,请了三天假,我正好闲着,就跟着去了。他老家在鲁西南一个镇上,离县城还有四十里地,路两边全是收完的玉米地,秸秆垛得方方正正,像一排排土黄色的积木。
到了村口,远远就看见彩虹门,二十多个,从村头一直排到胡同口,红底黄字,写着“新婚大喜”“百年好合”,风一吹呼啦啦响。刘伟指着一家贴着喜字的院子说:“到了。”
院子里已经支上了大棚,帆布的那种,底下摆着圆桌和红塑料凳。我数了数,六排,一排四桌,再加两桌备用的,正好二十六桌。厨房在墙根底下临时垒的灶台,大师傅光着膀子抡锅铲,火苗蹿起半米高,炖的是整只鸡,旁边大盆里泡着海带和木耳。
我们到得早,刘伟他婶子迎出来,攥着把喜糖往我手里塞:“快进屋喝茶,伟伟你带你同学上你叔那桌坐。”
刘伟没进屋,拉我站在院门底下抽烟。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个事——院门口那张收礼金的桌子旁边,新郎他爹——老刘叔——一直站在门槛里头,脚上穿着双新布鞋,白衬衫扎进裤腰里,皮带扣锃亮,可就是不肯往外迈一步。来客了,他隔着门槛跟人握手,递烟,嘴里说着“来了哈,快里头坐”,人却始终没出去。
来一个这样,来两个还这样。他老婆从屋里出来拽他袖子:“你站门口迎迎人!”他挣开,低声说了句什么,又缩回去了。
刘伟也看见了,小声跟我说:“我叔这人,一辈子没出过村,见生人话都说不利索。我兄弟这媳妇是县城的,女方家要来两桌人,他紧张。”
十点半开始上人。村里来随礼的,多是二百块钱,账房先生用毛笔写在红纸上,老刘叔就在旁边递烟。烟是好烟,硬中华,他自己平时抽五块钱一包的。来一个长辈,他弯腰递烟,嘴里喊“三叔来了”“二大爷您慢点”,喊得挺利索,但身子就是不离门槛。
十一点,女方家的车到了。三辆黑色轿车,打头那辆扎着花,后面跟着两辆面包车,下来二十多口子。女方爹穿着西服,皮鞋擦得锃亮,后头跟着七大姑八大姨,拎着红皮箱,抱着红脸盆,脸盆里搁着大枣和花生。
老刘叔一看车到了,反而往后缩了半步。他老婆急了,在后头推他腰:“你倒是出去接亲家啊!”老刘叔被推得往前踉跄了一步,迈过门槛,又退回来,扭头小声说:“我裤子行不行?”他老婆说:“行!新买的咋不行!”他又问:“我领带歪不歪?”其实他根本没打领带。
就这么耽搁的工夫,女方爹已经走到门口了。老刘叔这才一咬牙跨出门槛,两只手先伸出去老远:“亲家,来了哈。”女方爹握住他手,俩人跟掰腕子似的晃了两下。女方爹说:“亲家,恭喜恭喜。”老刘叔说:“同喜同喜,快里头坐。”
然后女方爹往里走,老刘叔跟在后面,刚迈过门槛,忽然又退回来,站在门框底下,不肯往里走了。
我当时没看明白。刘伟拉我过去,跟他叔打了个招呼。老刘叔看见刘伟,脸上的笑才松快了些:“伟伟来了。”又看见我:“这是你同学?”刘伟说:“北京一块干活的朋友。”老刘叔跟我握手,手心全是汗,又潮又热。
刘伟问他:“叔,你站门口干啥?进去坐啊。”
老刘叔搓着手,往院里努了努嘴,压着嗓子说:“你兄弟这媳妇,她舅是县里什么局的副局长。刚才亲家那边来的人里,有个秃顶的,你看见没?穿灰夹克的。我瞅着像电视上开会的那个。我进去坐哪桌?主桌我不敢坐,副桌也不合适,我站这儿迎完客再说。”
刘伟说:“叔你想多了,你坐主桌,你是公公,你不坐谁坐?”
老刘叔摇脑袋:“我不去。我坐那儿人家敬酒我都不会说话。刚才你三奶奶问我‘你家媳妇哪的’,我说县城的,她说县城哪的,我光知道县城不知道哪条街。你兄弟也没跟我细说。你说我坐主桌跟人唠啥?”
这时候院里已经坐得差不多了。二十六桌,人声嗡嗡的,小孩满院跑,桌子上的凉菜已经摆上了——藕片、花生米、酱牛肉、松花蛋,中间搁着两瓶白酒。每桌都挤得满满当当,后来的得加凳子,侧着身子往里塞。
老刘叔站在门口,手伸进兜里摸烟,摸出来又塞回去,反复了好几回。他老婆出来喊他:“你站门口当门神呢?进来陪亲家喝酒!”他应一声“这就来”,脚底下还是不动。
后来新郎出来了,胸前别着花,新衬衫勒得脖子通红。他拽他爹:“爸,你进去啊,我老丈人找你说话呢。”
老刘叔这才下了决心似的,把烟盒往桌上一拍,抬脚往院里走。走了三步,又回来了,从桌上把那盒中华拿起来揣兜里,说了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
“我揣盒烟,万一说不上话,就给人家递烟。”
那天酒席吃得热闹。大师傅手艺好,八大碗八大碟,最后一道是拔丝地瓜,糖丝拉得满院都是。女方亲戚那两桌喝得高兴,老刘叔过去敬酒,话还是不多,但烟递得勤,一根接一根,最后女方舅拍着他肩膀说:“这老哥实在。”
散席的时候,我跟刘伟往外走,经过院门口,看见老刘叔这回终于站在门槛外头了。他正蹲在地上捡客人踩灭的烟头,一个一个往簸箕里扫,脸上笑眯眯的,跟刚才门口那个紧张得不敢挪步的人判若两人。
刘伟说:“我叔就这样,人一多就慌,怕给人添麻烦。”
我回头看了一眼,二十六桌客人走得差不多了,桌子上杯盘狼藉,剩菜往泔水桶里倒,大师傅正拆灶台。老刘叔扫完了门口,又去院里帮着搬凳子,白衬衫后背洇出一大片汗印子,那盒中华烟还鼓鼓囊囊地揣在兜里,一根没剩下。
回去的路上刘伟跟我说,他叔前一天晚上就没睡着,起来三回,一回看天气预报有没有雨,一回看院子里桌数摆得对不对,最后一回把他兄弟叫起来,问“你媳妇到底爱吃咸的还是爱吃甜的,明早下饺子我得搁多少盐”。
我听完了没吱声。车开出村口的时候,彩虹门还在风里晃,老刘叔站在胡同口送客,这回站在太阳底下了,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搁,一会儿背到后头,一会儿又揣进兜里。
我忽然觉得,他那天的紧张,跟他站在门槛里头还是外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不知道该拿这份高兴怎么办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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