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立足历史事实进行创作，对部分细节、对话做文学化加工处理。
2002年6月3日，重庆奉节魏家村，何登介一家四口吃完午饭没多久，先后开始呕吐。何登介和妻子杨大香往医院送，人没撑到地方，路上就断了气；7岁的儿子和更小的女儿被抢救回来。尸检的结论落在毒鼠强上。案子没有破，两口棺材被抬进一栋还没装门窗的新房，停在屋檐底下，遗体与酒之间隔着一层塑料薄膜，泡的是高度白酒，一泡157天，直到当年11月才入土。二十四年过去，此案仍在侦办中。今年8月，当年被带走的嫌疑人李某满头白发地站在记者面前，开口第一句就是——她是冤枉的。
那天中午的魏家村，日头正毒。院坝里的地面被晒得发白，树影缩在墙根下，一动不动。何登介家的饭撤得不算晚，四个人围着桌子吃完，碗筷收下去，灶膛里的火还没熄透。
最先出事的是大人。何登介和杨大香一个接一个往门外跑，吐到后来，人蹲在阶沿上，站不起来。接着是孩子，7岁的儿子趴在门槛上，更小的女儿被抱在怀里，吐得满身都是。
一个院子里四个人同时倒下，村里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吃坏肚子这么简单。
往医院送的路上，何登介没撑住，先断了气。杨大香也没能挺到医院门口。
两个孩子被抱进抢救室。7岁的儿子活了，更小的女儿也活了。一个中午，何家少了两口人，多了两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后来出的尸检结论，只有几个字：毒鼠强中毒。这几个字传回村里，很多人脸色当场就变了。
投毒的人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
那几天，魏家村的院门关得比往年早。天还没黑透，路上就见不到人影。有人不敢喝自家缸里的水，有人把米缸盖了又盖，夜里起来看好几遍。
最让人害怕的不是已经死的那两个，是那个人还站在暗处。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下一次手。
棺木停在没装门窗的新房里
村里人商量下来的结果是：遗体先不下葬。
何家那栋新房还没装门窗，屋檐宽，能遮雨。两口棺材就搁在檐下。
房子是新的，人一天没住过。墙砌好了，门窗的洞空着，风从这一头穿到那一头。停在那儿，白天还好，到了夜里檐下一片黑，守的人隔一阵就拿电筒照一次。
酒是凑出来的。一坛一坛的高度白酒抬过来，倒进棺材里。
遗体没有直接浸在酒里。中间隔着一层塑料薄膜，酒在外头，人在里头。
酒会走气。眼看酒面落下去一截，就有人出去买酒，回来再添满，一添就是一整坛。
六月过去是七月，七月过去是八月。奉节的夏天闷，日头压在屋檐上，棺材里那点凉气留不住。有人想出土办法：买雪糕，搁在棺材边上降温，雪糕化了再换一批。
村里还排了班。白天有人守着，夜里也有人守着。
守的人心里清楚，他们看的不是死人。是怕有人来动这两口棺材。
檐下那几个月，村子里的空气都是酒味。路过的人不用问，闻着味就知道何家的棺材还在。
那几个月来问的人不少，案子没有动静。
一天一天数下去，数到第157天。
那年11月，夫妻俩才下葬。
从夏天到秋天，两口棺材在檐下等了五个多月。等的不是入土，是一个说法。
那五个多月里，村里人添过多少酒、换过多少雪糕、守过多少个夜，如今谁也记不清了。能记住的只有一件事——人还没埋，案子就还悬着。
二十四年过去，酒早没了，棺材早朽了，只有“侦办中”三个字一直没变。
案发两天后，警车开进魏家村
案发两天后，警车开进魏家村，带走的是何登某——何木匠的弟弟。
这是第一个被锁定的人。
带走，问话，再送回来。最后因为证据不足，人放了。
案子搁了下来。一年，两年，好几年，村里的日子照常过，何家的事一步没往前走。
2011年，第二个嫌疑人出现：做棺材的何木匠，和他的妻子李某。
何木匠的手艺是打棺材。村里白事上用的东西，不少是从他手里出来的。
这一次，被带走的不是一个。
第一次，案发两天后，带走的是何登某。
第二次，2011年，带走的是何木匠和李某。
李某进去以后，前后做了7次笔录。承认的有4次，否认的有3次。
认了又翻，翻了又认。
光有口供不够。毒鼠强的来源在哪里，始终没有查清。
来源查不清，物证就接不上，证据链断在中间。断在中间，人只能放。
第二次放人之后，案子又停住了。停住的这些年，何木匠夫妇还在村里住着，“嫌疑”两个字跟着他们过了二十多年。
一个村子里，何家丢了两条命，何木匠家丢了名声。两笔账，都记在同一个没破的案子上。
姐姐跑了二十多年，跑成了“何大姐”
何登介有个姐姐，叫何登芳。
弟弟和弟媳下葬以后，她的日子只剩一件事：追问。
材料攒了厚厚一摞。纸换过一茬又一茬，边角被她翻得起了毛。
她一次次往相关部门跑，进门先把材料放在桌上，再开口问进展。跑的次数多了，办案民警对她的称呼也变了。
早些年是“何家妹儿”，后来成了“何大姐”。一个称呼换了，中间隔着十几二十年。
“又不是鸡啊狗啊，这是两条人命。”
何登芳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也没有哭。
她讲的不是什么大道理，是最简单的常识。
二十多年，这句话她说过很多遍，说给很多人听。
说法一直没变：两条人命，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摞材料里到底装了什么，外人看不全，能看见的只有厚度。
满头白发的李某，第一次开口
今年8月，红星新闻的记者在村里找到了何木匠夫妇。
何木匠老了。李某也老了，头发白得厉害。
记者提起2002年那个夏天，李某的反应很急。她说自己是冤枉的。
她说案发那天一大早，她就下地干活去了。一个上午，人都在坡上。
“人都不在屋头，我啷个整他？”
这是她的原话。人不在家，事情怎么可能是她做的。
这些年她瘦得厉害，原先130多斤，如今60多斤。牙也掉了。
她说当年那些口供，不是事实。
她说“嫌疑人”这三个字，她背了二十多年。
何木匠坐在旁边，话不多，多数时候是李某在说。
案子破不了，难的不止死者家属，还有被“嫌疑”两个字压了半辈子的人。
一边是笔录，一边是喊冤
办案民警的说法，一条一条都很具体。
李某在案中做过7次笔录，承认的有4次，否认的有3次。每一次讯问，全程都有录像。
民警说，不存在刑讯逼供。
关于牙，民警也给了说法：她被带走的时候就已经戴着假牙，不是关在里面被打掉的。
一边是“我认过，但那不是真的”，一边是“笔录是真的，程序是合规的”。
两种说法顶在一起，中间隔着的东西只有一样：证据。
毒鼠强的来源没有查清，能对上的人证物证也没有，案子就只能停在原地。
程序上放人没错。可对两边的人来说，放了不等于结了。
8月20日，当地警方给出的答复是：案子还在侦办，会穷尽一切措施往下查。
“仍在侦办”这四个字，何登芳不陌生。
二十四年，她从“何家妹儿”被叫成了“何大姐”；李某从一个130多斤的人，瘦成了60多斤。
两家人，一个案子，谁也没有往前走一步。
何登芳要的是凶手，李某要的是清白。这两样东西，卡在同一份没有拼齐的证据上。
魏家村那两口棺材，2002年11月就落了土。
何登芳手里那摞材料，还在往厚里加。
案子还挂在“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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