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朱琳坐在工位最里面，电脑屏幕上是一张再也调不出新花样的Excel表。桌子上一杯放凉了的菊花茶，一根没吃完的巧克力棒。
办公室里人不多，隔壁行政部的李姐扯着嗓子在电话里订周五的包厢，嗓门大得连走廊尽头都能听见。
朱琳没抬头。她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不让任何人想起她。
入职十六年，朱琳换过三个部门，从没升过职，也从没被裁过。她不是那种一眼望过去就让人觉得厉害的女人——长相普通，衣服普通，说话声也普通，开会时永远坐在角落。
年终总结，领导在上面念名单，念到优秀员工的时候，她的名字从来没出现过，但也从没人拿她说事。她就像办公室墙角那盆绿萝，谁路过都不会多看一眼，但谁也不会说它碍事。
周五那顿饭是许芳组的局。许芳跟朱琳同年进的公司，但这人命好，靠着一张脸和一张会说话的嘴，做了销售部经理，身边一年到头围着一圈人。
许芳在群里发了三条语音，说要庆祝拿下大客户，请大家去新开的火锅城，谁都不许请假。
朱琳看了手机，回复：“家里有事，去不了。”
三分钟后，许芳的语音弹过来：“你怎么老有事啊？出来聚聚不行吗？合群一点嘛。”
这句话让朱琳想起一些旧事。十年前她刚结婚那阵子，也爱热闹，也参加过这种局。那时候她觉得人缘好是本事，微信好友加了两千多个，走到哪儿都有人叫一声“琳姐”。
但后来她慢慢发现，那些吃过的饭局没有一顿是白吃的。有人找她借钱，借了三年没还；有人托她办事，办不成就在背后说她不够意思；还有一次她生病住院，那些天天在饭桌上喊她“好姐妹”的人，一个都没来。
男人就更不必提了。许芳是那种在饭局上永远有人敬酒、有人递纸巾、有人拍照片的女人。她结婚又离了，离了又谈，谈了又分。
有一年开年会，许芳喝多了，趴在洗手间水池边哭，说：“朱琳，你知道吗，我身边那么多人，我半夜睡不着却找不到一个能打电话的人。”
朱琳没说话。她递了张纸巾，心里想的是：我没有朋友，但我想打电话的时候，能打给我老公。
周五晚上朱琳一个人在家煮了碗面，加了一个鸡蛋，几片青菜。她老公在书房改文件，儿子在房间写作业。厨房里锅盖偶尔碰一下锅沿，“叮”的一声，很轻。窗外是小区里的路灯，三三两两的邻居遛狗，谁也不认识她。
第二天早上她进了公司，茶水间里几个同事在聊天。
“昨天许芳喝大了，在现场跟供应商的人吵起来了。”
“她最近压力大得很，上个月那个单，分部那边又有人截胡，她靠喝酒才续上的。”
“她不是说大客户都拿下了吗？”
“拿下是拿下了，但那边答应请的所有人都是她掏的钱，账走得乱七八糟的，财务那边已经在查了。”
朱琳倒了热水，把杯子盖拧紧，回了座位。
她想起她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女孩子，不要站在灯底下，站在灯旁边就够了。灯底下的风吹过来全是你的。”
朱琳年轻时不服气，觉得母亲太怂，觉得做人就应该活得出挑。但日子过到四十，她慢慢琢磨出母亲那话的意思。母亲不是让她认命，是让她省力。
不站在灯底下，就不用接那些该你不该你的眼光，不用经那些该你不该你的风，不用替那帮凑过来的人擦油水、扛烂摊子。
中午食堂吃饭，许芳迟到了十五分钟才来，脸上打了厚厚的粉，眼底下是青的。她端着餐盘走过来，坐到朱琳对面，没说话，先把一碗汤喝完。
然后她忽然问了一句：“朱琳，你就不觉得无聊吗？每天两点一线，也不交朋友，也没人找你。”
朱琳想了想，说：“前阵子我儿子发高烧，我请了三天假，带他去医院。家里没人帮忙，我跟我老公两个人轮着守，我妈从老家给我打了八十多个电话，骂我不会照顾孩子，说我不如她当年。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在医院走廊里排队缴费。那会儿我也想，要是有个朋友能帮我跑一趟就好了。”
她顿了顿：“但后来一想，我交了一些朋友的时候，遇上的事比这还难。”
许芳想问是什么事。朱琳没有接着说下去。那一年她被最好的闺蜜借走十万块钱，说是丈夫做生意急用，三个月就还。后来那十万变成了五年、变成了“你再等等”，变成了“你现在也不缺这笔钱吧”。
朱琳没闹过，没哭过，也没在任何一个饭局上说过那人的名字。她只是安静地把房贷又延了五年。
许芳没有得到答案，也不打算再问。她把汤碗一推，低低说了一句：“有时候我真羡慕你，你好像从来不会被什么人坑。”
朱琳没有回答这句。因为她清楚，自己不是没被坑过，只是那些坑都咬在肉里，没人看见。
下班后，朱琳照例去接儿子放学。学校门口人很多，她还是那身不扎眼的灰色外套，站在离校门二十米远的梧桐树下。儿子跑出来，一眼就看见她，笑嘻嘻地喊着“妈”冲过来。
旁边有个家长问：“你是哪个班的妈妈呀？”朱琳说：“三年二班的。”那个家长哦了一声，又回头去叫别的孩子了。
没有人记得朱琳的脸，没有人叫她的全名。三年二班的孩子们甚至给好些妈妈都取了外号——变色阿姨、小蛮腰姐姐、九点半夫人，但没人给朱琳取过外号。她就是这样普通到连孩子都不需要记住的人。
回家的路上，儿子问她：“妈，你为什么老穿黑色的衣服？”
朱琳说：“好洗。”
儿子想了想：“那你是不是很无聊？”
朱琳笑了：“妈不无聊，妈只是安静。”
到家，老公已经把米淘好了。她在厨房里切土豆丝，锅里的油滋滋响。客厅的电视放着新闻，儿子的作业本摊在餐桌上。窗外天色压下来，小区楼下有人遛狗，有人在车位上来回倒车。
手机响了一下。是公司群里许芳发了张照片，昨天那顿火锅局的合影，九宫格，配文“最好的我们”。照片里许芳坐在中间，笑得很开，旁边全是人。朱琳看了一眼，锁了屏，把手机扣在灶台边上。
土豆丝下锅，“刺啦”一声。
她想了想自己这半辈子：没有朋友，没有闺蜜，偶尔参加公司饭局也永远坐在最边上，没有人拜托她递话，没有人请她站台，没有人记得她的生日，也没有人为难过她。
房贷还剩九年。儿子成绩中上。老公不会说漂亮话，但每天早上会把她的保温杯灌满水。端午和中秋去婆家吃顿饭，不吵不闹，吃完了帮忙收碗。
她没有贵重的包。没有朋友圈的九宫格。没有让人羡慕的合影。她甚至想不起今年年初自己许过什么愿望。
可这一刻，站在厨房里，听着刀在砧板上的钝响，听见客厅里儿子念错了一个字，被老公悄悄纠正，她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锅里的油星溅在手背上，她轻轻甩了甩手，重新捏紧菜刀，继续切下一根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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