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印度玩了10天回来,说句大实话:普通老百姓,真的受不了

我在浦东机场排队过关的时候,前面一个阿姨拎着两袋蛋黄派,扭头问我:小伙子你去哪啊。我说印度。她愣了一下,把蛋黄派换到另一只手,说了一句:胆子不小。

那时候我还笑。笑她大惊小怪。

等我第十天晚上躺在新德里一家连热水都要等二十分钟的旅馆床上,肚子一阵一阵抽着疼,手机只剩百分之七的电,窗外有人在按喇叭,不是一辆车,是整条街所有车一起按,像某种集体仪式。我突然想起那个阿姨的话,第一次觉得,她可能比我懂。

这篇文章我不会劝你去,也不会劝你别去。我就把十天里每一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讲一遍。有些画面我到现在不敢跟我妈细说,有些细节我回来删了三遍朋友圈才决定留一张图。你看完再决定,自己受不受得了。

一、出发前我家那点事

先说清楚我是谁,不然后面你不知道这趟旅行为什么是我在扛。

我叫谭又霖,三十出头,山东潍坊人,在本地一家做机械配件的小公司当跟单员。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博主,攒这趟钱攒了整整十一个月。每个月工资到手扣掉房租和给我妈的零用,能剩下四千出头。机票加签证加住宿,我提前半年开始算。

我妈叫周惠兰,今年五十七,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去年刚退休。她这人嘴硬,年轻时候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带我,什么难听话都听过,什么苦都咽过。所以她反对我去印度,不是怕花钱,是怕我出事。

她原话是:你表舅家那个小胖,前年跟团去东南亚,回来拉了五天肚子,瘦了六斤。你一个人跑那么远,要是被人卖了,我上哪找你去。

我表舅叫周德旺,是我妈亲哥。小胖是他儿子,比我小两岁,叫周启胖,从小胖到大。这个称呼是我们家内部笑话,外面别喊,喊了他真急。

我还有一个小姨,周惠芳,我妈的妹妹,在县城开理发店。小姨倒是支持我,说男人该出去见见世面。但她补了一句:你别学网上那些人,光膀子去恒河洗澡啊。

你看,我们普通家庭,出门一趟就是这样。不是背个包就走,是全家开三次家庭会议,我妈把身份证复印件收在枕头底下,小姨给我塞了两包止泻药,表舅在家族群里转发了一篇《出国必看十大陷阱》,小胖私聊我:哥,真别喝那边自来水。

我就是在这种“全家人觉得你会死在外面”的气氛里,把登机牌打印出来的。

二、第一天的第一个坑,从机场就开始了

落地新德里英迪拉甘地机场,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多。飞机一停,我第一反应是摸手机。落地前空姐说要填一张入境卡,我提前在飞机上填好了,笔是我妈塞进我包里的那支黑色中性笔,笔帽上还贴着我小学时候贴的卡通贴纸,我一直没舍得扔。

出海关很顺。拿行李也很顺。真正不顺的,是从机场大门迈出去那一步。

门外一堆人举着牌子,还有一堆人不举牌子,就站在那看你。我拖着箱子刚走到网约车上车点,一个穿衬衫的中年男人凑过来,说他是酒店派来接我的。

我说我没订接机。他说你订了,你叫谭又霖对不对。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知道我名字?我低头看订单,我订的那家旅馆确实写了免费接机,但我记得我勾了不需要。难道没勾上?

他顺手来拎我箱子。我下意识拽住拉杆。就这一拽,我看清他手背上有一道旧疤,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不是那种干活留下的泥,是洗不掉那种。

我说不用,我自己叫车。他脸色一下变了,说你这单我们已经派车了,你不要车要罚款。

罚款两个字一出来,我后背汗都出来了。我在国内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我深吸一口气,把手机上的预订记录翻给他看,用我练了一晚上的一句英文加手势说:我没有选接机,订单上写着呢。

他瞟了一眼,啧了一声,转身走了。箱子轮子在地上刮出一声响。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机场外最常见的套路之一。他们盯新到的航班,看谁是一个人,谁一脸懵,就冒充酒店接人,把你塞进他们的车,到了地方收三倍价钱。

我站在原地缓了半分钟,打开提前装好的打车软件,叫了一辆去旅馆的车。车牌号、司机照片、车型,全都对得上我才上车。

司机是个光头大叔,叫拉胡尔,四十来岁的样子。他看了我一眼,用很蹩脚的中文说:你好,中国。

我笑了笑,说你好。

车开出机场高速,路灯越来越稀,路边开始出现一堆一堆的棚屋。棚屋门口坐着人,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火光从棚子缝里透出来,看不清里面是做饭还是取暖。

拉胡尔突然说:你第一次来?

我说嗯。

他说:别在街上吃,别喝自来水,别理陌生人。说完他顿了一下,又加一句:晚上别出门。

那口气不像司机提醒乘客,像我表舅提醒小胖。

三、旅馆老板娘那条没说完的消息

我订的旅馆在帕哈甘吉一带,这地方是背包客聚集区,便宜,热闹,也乱。我选它是因为穷,一晚含早一百二人民币,已经是我能接受的上限。

老板娘叫普丽雅,三十多岁,瘦,眉心点着一颗朱砂痣。她前台放着一台老式联想笔记本,旁边堆着七八本登记册,全是手写的。

她看了我护照,抬头笑了一下,说欢迎。然后她指了指二楼尽头那间房,说那是你的。

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一扇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距离近到我伸手能碰到对面晾的衣服。床单是白的,但我掀开被子一角,看见床单边缘有一圈发黄的痕迹。我没敢细想,把自带隔脏睡袋铺上去。

洗漱台在走廊尽头,公用的。镜子裂了一道缝,水龙头拧到最大也只有细细一股水,凉水。热水要找老板娘开闸,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供应。

我放下行李,给小姨发了条语音:到了,安全。小姨回了个表情包,我妈没回。她一般睡前才会听语音,这是她退休后的生物钟。

然后我打开微信,发现普丽雅在我入住前三天发过一条消息,我之前没注意。

消息写的是:如果你看到这条,请在晚上十点前告诉我明天是否要早餐,我好准备。

时间显示是出发前一天晚上九点四十二分。我那时候在收拾充电宝,没看微信。

我回了一句:抱歉刚看到,明天我要早餐。

她秒回:好,七点半一楼。

就这一来一回,我后来回想,如果那天我没回这条消息,后面很多事都不会发生。当然,也可能发生别的。

四、第二天早饭和那个一直看我的男孩

第二天我被走廊里的脚步声吵醒,一看手机六点五十。楼下已经开始有人说话,不是中文,不是英文,是那种卷舌音很重的北印度语。

我洗了脸,牙刷是自己带的,水用的是昨天在便利店买的瓶装水。刷牙这件事,我临走前查了二十篇攻略,所有写过印度的人都说同一句话:别用自来水刷牙。我照做了,全程闭着嘴洗脸。

七点半下楼,一楼小餐厅摆了四张桌子,其中三张已经有人。角落里坐着一个中国面孔的女孩,二十多岁,扎马尾,面前摆着一杯奶茶和一盘我不知道叫什么的饼。

普丽雅给我端来一份同样的:一杯甜奶茶,两块蔬菜炸饼,一小碟酸辣酱。

我刚坐下,就发现那个女孩在看我。不是瞟一眼,是正儿八经看着。我冲她点了一下头,她没点头,收回目光继续吃饼。

奶茶甜得发腻,我喝了两口就放下了。炸饼倒还行,外脆里软,就是油大。

吃完我回房间拿相机,再下楼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走了。前台普丽雅在跟一个年轻男人说话,那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皮肤很黑,头发卷,看起来二十出头。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字跟普丽雅比划。普丽雅皱着眉摇头。

我路过的时候,那人突然转头看我,眼神很直,不带笑。我脚步顿了一下,他马上低下头继续跟普丽雅交涉。

后来我问普丽雅那个人是谁。她说:找人的。找谁?她没说,只说了一句:你出去玩小心点,别去老德里太深的地方。

又是“小心点”。

我来印度才十八个小时,已经被三个人说过小心点了。

五、老德里的第一次窒息

我的行程是提前排好的:第一天新德里适应,第二天老德里,第三天阿格拉看泰姬陵,第四天第五天斋浦尔,第六天第七天瓦拉纳西,第八天回来新德里,第九天第十天机动。

第二天我按计划去了老德里。

出了地铁站昌德尼乔克站,人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不是夸张,是真的涌。我之前在郑州火车站见过春运,在南京夫子庙见过灯会,但都不如这一刻。这里没有人排队,没有人让路,牛、人力车、电动三轮、自行车、行人,全部挤在同一条巷子里。喇叭声从四面八方来,每一辆车都在按,没有一个人真的在生气,他们就是按着玩。

我手里攥着手机导航,信号一格一格掉。地图上显示我离 jama masjid 清真寺还有八百米,我走了四十分钟。

路边有小贩卖炸东西,油是黑色的,锅边一圈焦渣。有苍蝇,不是一只两只,是一团。我胃本能地缩了一下。

我想买一瓶水。小摊上摆着一排矿泉水,我拿起一瓶,看瓶盖。瓶盖是完好的,但我翻到底部,发现生产日期被指甲划掉了一小块。我放下,换了一家,还是一样。第三家,老板直接拿冰柜里的,我看见他开冰柜的时候,冰柜里混着冰淇淋和生肉。

我最后没买水,喝了自己背包里背的。

走到清真寺门口,我脱了鞋寄存,光脚走进去。地上烫,是太阳晒了一上午的那种烫。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三座圆顶,突然安静了一瞬。不是周围真的安静,是我自己脑子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松了一点点。

就在这时候,有人拍我肩膀。

回头,是个年轻男人,穿得很干净,白衬衫,说英文。他说:你是第一次来吧,我帮你拍照。

我本能地想拒绝,但他已经把手机从我手里接过去了。拍了两张,还给我。我说谢谢。他摆摆手,说不用钱,然后问:你一个人?

我说嗯。

他笑了一下,说:那你小心,这里小偷多。

又是小心。

我笑着点头,转身走。走出十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不在原地了。不是走远了,是消失得很快,像从来没有站在那里过。

我那天晚上回到旅馆,翻相册看那两张照片。拍得其实不错,构图正,光线刚好。但我放大看背景,发现照片里清真寺左边廊柱后面,站着一个人。穿格子衬衫。就是早上在旅馆前台那个。

我盯着那个人看了很久。他低着头,看不清脸。

我把照片给普丽雅看,问这个人你认识吗。她只看了一眼,表情变了,说:别管他,你别一个人出门太久。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把房间门从里面反锁,椅子抵住门把手。

六、去阿格拉的火车,和我隔壁铺的老先生

第三天一早我去新德里火车站,坐火车去阿格拉。

印度的火车票我提前一个月在官网抢的,AC2车厢,也就是二等空调卧铺。一张票大概九十多块人民币,比国内高铁便宜一半。

进站那叫一个乱。没有安检门,没有检票闸机,一群人挤在站台上,列车还没停稳就往车门冲。我背着包被挤得脚不沾地,差点把手机从口袋里挤出去。

上了车我才发现,我的铺位是中铺。下铺躺着一位老先生,六十多岁,白发梳得很整齐,戴一副金丝眼镜,在看一本英文小说。上铺是个年轻学生,一直在睡觉。

老先生看我安顿好,主动打招呼:去阿格拉?

我说对,看泰姬陵。

他笑了一下,说:我猜也是。去阿格拉的外国人,百分之八十都是看泰姬陵。

他叫巴辛格,退休前是德里大学的历史老师。我们聊了一路。他英文说得很慢,故意让我听懂。他说印度人把泰姬陵叫爱情的纪念碑,但你真到了那里会发现,爱情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一个人用二十二年来建一座房子,这本身就不是爱情,是执念。

我问:那你觉得沙贾汗爱慕塔兹吗?

他想了想,说:他爱她,但他更爱那个能让他为她建泰姬陵的自己。

这句话我后来在泰姬陵门口又想了一遍。

火车晚点四十分钟,到阿格拉已经是中午。巴辛格先生跟我一起下车,出站前他拍了拍我肩膀,说:小伙子,你身上带着一种没被吓住的好奇,这很好。但好奇不能代替警觉。晚上别走小巷。

我看着他走远,突然有点想我妈。我妈也会这样拍我肩膀,说差不多的话。

七、泰姬陵的白,和门口那个系红绳的人

泰姬陵比我想象的白。不是照片里那种白,是带着一点暖的黄白,像放了三天的馒头。

门口排队的人多,但秩序比老德里好。安检很严,水不让带,手机可以,三脚架不行。我提前看了攻略,把自拍杆扔在旅馆了。

进去之后,我站在水池前面,对着主殿拍了一张。这时候一个穿橘红色长袍的男人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不放,往我手腕上系一根红绳。

我下意识缩手,没缩动。他已经系好了。

然后他伸出手:五十美元。

我愣了。五十美元?一根红绳?

我说不要,他拽着我的手腕不让我走,声音一下高了:这是祝福,你摘掉会倒霉。

旁边几个游客在看。我脸发烫。我摸口袋,摸出一张五十卢比的纸币,塞给他。他看了一眼,脸沉下来,把纸币扔地上,又重复:五十美元。

我深吸一口气,用我会的唯一一句印地语说:不行。

然后我转身走。他没追。我走出十几步回头,他还站在原地,弯腰捡起那张五十卢比,拍了拍灰,塞进口袋。

后来我查了一下,这种红绳祝福是泰姬陵门口经典套路之一。红绳成本几分钱,专挑外国人下手。

我站在水池边把红绳解下来,放进裤子口袋。那根绳子我带回了国,现在还放在我家抽屉里,和我妈给我的护身符放在一起。

八、阿格拉堡和一个陌生号码

阿格拉第二天我去了阿格拉堡。红砂岩建筑,很壮观,但那天我状态很差。前一晚吃了酒店餐厅的一份奶油鸡,半夜开始肚子不舒服。不是拉,是胀,像吞了一个气球。

我在堡内一处角落坐着休息,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本地号码,写着:你在阿格拉?小心你身边的人。

我浑身一冷。

我前后看过的人不多,就巴辛格先生、旅馆前台、泰姬陵门口红绳男,还有昨天那个一直出现的格子衬衫男。

我把短信给巴辛格先生看,他那天正好也在阿格拉堡,我们在门口偶遇。他看完眉头皱起来,说:别回这条短信,也别删,留着。然后他带我去找了景区门口的旅游警察。

警察是个胖子,听我讲完,看了看短信,说:很多外国人都收到过类似的消息,大部分是恶作剧,少部分是真的。你接下来几天,尽量跟团或者跟其他游客一起走。

我跟团?我来之前特意没报团,就是不想被拉着逛购物店。但现在这个情况,我有点动摇了。

巴辛格先生看我不说话,说:你可以去瓦拉纳西的时候,找当地正规的导游协会安排一个人,一天大概五百卢比。别在街头找。

我谢了他。他摆摆手,说:我女儿也在国外读书,我每次都跟她说小心。你妈妈肯定也一样。

我鼻子一酸。

九、斋浦尔的粉色墙和一场大雨

第四天我坐大巴去斋浦尔。

印度的大巴是那种老式沃尔沃,座椅套是绒布的,已经磨得发亮。空调有,但不冷。司机放宝莱坞音乐,声音开到最大,全程没关过。

路上堵了两次。一次是因为一头牛躺在路中间,谁也不敢按喇叭叫它起来。一次是因为前方出了小车祸,一群人围在那里看,没有交警,没有拖车,就是看。

到斋浦尔已经是傍晚。城市是粉色的,墙是粉色,房子是粉色,连路灯杆都刷了一层淡粉。我住在老城附近一家民宿,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叫维卡斯,说话慢条斯理,像电台主持人。

他给我泡了一杯masala茶,说:斋浦尔晚上别去风之宫殿后面的巷子,那里游客少,灯暗。

我点头。

晚上我一个人去市中心走了走。斋浦尔比德里干净,街上没有那么多牛,垃圾桶也比德里多。我买了一串烤玉米,摊主刷了厚厚一层辣椒粉和柠檬汁。我咬了一口,辣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但好吃,真的好吃。

回民宿路上突然下大雨。不是小雨,是那种能把人浇透的大雨。我没带伞,路边也没地方躲,只能跑。跑到民宿门口,全身湿透,鞋子踩起来咕叽咕叽响。

维卡斯开门看见我,没笑,递了一条毛巾,说:先去洗热水澡,别感冒。

我洗完澡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雨线,突然觉得很孤独。不是害怕,是那种一个人跑到地球另一端,发现语言不通,连一碗热汤都点不明白的孤独。

我给我妈打了个视频。她接得很快,看我头发还湿着,说:又霖你洗头了?我说刚淋了雨。她脸一下拉下来:我就说那边天气不好。你明天别出门了。

我说没事妈,我在屋里呢。

她沉默了一下,说:你表舅说,那边晚上不安全。你锁好门。

我说锁了,两道锁。

她才挂。

十、琥珀堡骑大象,和我拍到的那张照片

第五天去了琥珀堡。

琥珀堡在山上,可以选择步行、吉普车或者骑大象上去。我选了大象。不是因为我喜欢骑大象,是因为我想看看传说中的阶梯和镜宫。

大象走得慢,一摇一晃。我坐在大象背上,抓着铁栏杆,往下看,山下一片雾蒙蒙的。骑象的人是个老头,皮肤黑得像炭,头上缠着土黄色头巾。他一路哼着歌,听不懂歌词。

到了城堡门口我下来,给老头付了钱。他接过钱,双手合十,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后来我问别人,说是祝你平安。

镜宫很美。墙壁上嵌着无数小镜子,一点烛光就能反射出满天星。我站在那里拍了十几张照片。

回到旅馆我导照片,在琥珀堡门口那张照片里,我发现背景人群里又出现了那个格子衬衫男。这一次他没低头,他在看我。

我放大照片,看清了他的脸。二十出头,颧骨高,嘴唇薄,眉毛中间有一颗痣。

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了我那个在深圳做程序员的大学同学侯思远。他是我大学室友,现在在腾讯上班,平时我们打游戏比较多。我发过去说:你帮我看看这人脸,有没有办法反向搜一下。

他说你别瞎搞,国外人脸识别不一定合法。但我可以帮你搜搜看有没有公开信息。

他搜了一晚上,第二天回我:没搜到完全匹配的,但这人长得像阿格拉地区通缉名单上一个盗窃嫌疑人。不能确定,你小心。

盗窃嫌疑人。我后背凉了一下。

十一、瓦拉纳西,恒河,和我这辈子最沉默的两个小时

第六天我飞到瓦拉纳西。

瓦拉纳西是印度教圣城,恒河流经这里。我之前看过无数照片和视频,心里有准备。但真正站在河阶上的时候,准备全没了。

恒河不是黄色的,是灰绿色的,表面漂着花、蜡烛、塑料袋。河阶上有人洗澡,有人刷牙,有人把骨灰撒进水里,有人在台阶上做瑜伽,有人在烧尸体。

对,烧尸体。就在河边,明火,木头堆,一个人形轮廓裹着布,躺在上面烧。旁边坐着几个人,不哭,不闹,就坐着。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我没有拍照,没有发朋友圈,没有想攻略里写的那些话。我只是站着,闻着空气里木柴和香料混在一起的味,听着河水和《诵经声》,觉得自己特别小。

不是那种被美景震撼的小,是那种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是为了赶地铁,有些人活着是为了烧一具尸体,而这两者之间,没有谁对谁错。

我旁边站着一个老人,赤裸上身,皮肤皱得像核桃。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英文:你第一次?

我点头。

他说:恒河不干净,但它洗的不是身体,是念头。

我没接话。我不知道怎么接。

后来我离开河阶,找了一家临河的茶摊坐下,点了一杯lassi。老板是个年轻人,说他爷爷就在河边做火葬生意。我说那不是很辛苦吗。他笑了一下,说:辛苦什么,这是祖业。

祖业两个字,我消化了很久。

十二、第七天晚上,有人敲我的门

我在瓦拉纳西住的是一家河景guesthouse,三楼,窗户正对恒河。房间比我想象的干净,有独立卫生间,有热水,有蚊香。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叫安努,单身,自己经营这家店。

第七天晚上,我看完恒河夜祭回来,洗了澡,躺在床上刷手机。大概十一点多,有人敲门。

三下,很轻。

我问谁。没人应。

我又问了一遍,还是没人应。我走到门口,透过猫眼往外看。走廊灯是坏的,只能看见一团黑影站在门口。

我后退两步,把手机拿在手里,拨出了我妈的号码。响了三声我挂掉,我不想吓她。然后我拨了安努的电话。

安努上来很快。她走到我门口,用印地语说了几句,外面的人走了。脚步声慢慢远了。

安努回来跟我说:是那个格子衬衫的男人。他问前台你住哪间,前台没告诉他。他自己在楼上找。

我问:他为什么要找我?

安努沉默了一下,说:他前几天在楼下问过其他客人,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怕你害怕。

我怕不怕?说实话,我已经过了害怕的阶段。我现在是冷静,那种知道自己被盯上之后的冷静。

我给侯思远发了条消息:我可能被一个人跟踪了,从德里跟到瓦拉纳西。他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侯思远说:你明天一早就去当地警察局备案,顺便联系中国领事馆,留个底。

我照做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瓦拉纳西的旅游警察局。值班警察是个年轻人,听我讲完,看了我手机里的照片,说:我们会留意这个人。但如果没有实际伤害行为,我们不能抓他。

我问:那如果他伤害我了呢?

他没回答。

十三、恒河日出和我做的那个决定

第八天我起了个大早,去看恒河日出。

凌晨五点的河阶已经有人了。船夫在招揽生意,说三百卢比带你到河中央看日出。我本来想上船,但想到侯思远的提醒,拒绝了。我在河阶上找了个角落坐下。

太阳从对岸升起来的时候,河面变成金色。有人在唱歌,有人在洒水,有狗在跑,有牛在走。一切都很乱,但又很和谐。

我坐在那里,做了一个决定:我不报警了,也不找人了。我剩下的两天,正常玩,正常走,但每一步都小心。如果他真有什么意图,我至少不能让自己先乱。

这个决定不是勇敢,是无奈。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语言不通的城市,你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上。

十四、回来的路上,我弄丢了我的钱包

第九天我从瓦拉纳西飞回新德里。

机场安检的时候,我把背包放在传送带上,过完安检去拿,发现侧袋的拉链开了。我侧袋里放的是钱包,里面有我剩下的现金、银行卡和护照复印件。

钱包没了。

我脑子嗡了一下。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护照复印件。虽然原件还在身上,但复印件上有我的护照号和签证信息。如果被有心人拿到,后果不好说。

我找机场失物招领,填了表,留了电话。工作人员说:如果有消息会通知你。我知道这话的意思是没有消息。

回旅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是谁拿的。是格子衬衫男吗?他什么时候靠近过我?我想不起来。瓦拉纳西那几天我太紧张了,记忆像被水洗过一样,很多细节模糊了。

晚上普丽雅看到我脸色不好,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说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帮你问问这边的人。如果有人想换钱,可能会拿出来。

她没说为什么有人换钱就会拿出来,但我懂。在印度很多地方,外币和证件复印件在小黑市是有价的。

十五、最后一天,我收到了那条语音

第十天,我原本计划去顾特卜塔,然后下午去机场。

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本地号码,我接了,对方不说话,只有呼吸声。然后挂断。

紧接着我收到一条语音消息,也是本地号码。我点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的是英文,带着浓重的口音。

他说:你不该来印度。但你已经来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我反复听了三遍。那个声音不是格子衬衫男的,更低沉,年纪更大。

我把语音转发给侯思远,问他能不能分析一下背景音。他说背景里有鸟叫和汽车喇叭声,像是在一个公园或者路边。没法定位。

我那天没去顾特卜塔。我收拾行李,退了房,直接去了机场。

普丽雅送我到门口,说:你还会再来吗?

我说:不知道。

她笑了一下,说:印度不会变,但你会。

我坐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看着窗外新德里的街道。牛还是慢悠悠走着,突突车还是横冲直撞,路边的小孩还是光着脚追着车跑。一切都没变。

变的只是我。

十六、回来以后

我落地上海浦东的时候,我妈和小姨都在接机口等我。小姨第一句话是:瘦了。我妈没说话,走过来把我行李箱接过去,手有点抖。

回家第一顿饭,我妈做了西红柿炒鸡蛋和清蒸鲈鱼。我吃了三碗饭。我妈坐在对面看我吃,说:下次别跑那么远了。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回来第三天,我收到瓦拉纳西机场的邮件,说钱包找到了,在安检传送带下面的缝隙里。里面的现金少了,但护照复印件还在。我松了一口气。

那个格子衬衫男,我再没见过。那条短信,那个语音,我也没再收到。侯思远说可能就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个低级诈骗的前奏,没成功就算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知道一件事:印度不是网上那些视频里要么天堂要么地狱的样子。它是一个巨大的、嘈杂的、不讲道理的、同时又生机勃勃的地方。它能让你拉肚子,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在恒河边怀疑人生,也能让你在琥珀堡的镜宫里看见满天星。

普通老百姓去一趟,真的受不了。不是因为危险,是因为它把你从你习惯的秩序里连根拔起来,扔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里。那个系统有它自己的逻辑,但你不懂,你只能靠本能活下来。

我回来以后,小胖在家族群里问我:哥,印度好不好玩?

我说:好玩,但你别一个人去。

他回了一个:瑟瑟发抖的表情。

我妈在旁边织毛衣,听见了,说:你听听,你哥这是被吓破胆了。

我没反驳。

因为我确实被吓到了。不是吓破胆,是那种知道了世界很大、自己很小、家里那盏灯很亮的吓到。

如果你问我后不后悔去,我不后悔。

如果你问我还会不会再去,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问我普通老百姓该不该去,我只说一句:你先在家连吃一周路边摊不加消毒餐具试试,再看自己肠胃答不答应。

一些我回来才整理清楚的避坑笔记,给真想去的人:

1. 签证和保险一定要买全,保险选带境外医疗转运的,别省那几十块。

2. 水只喝瓶装,刷牙也用瓶装,瓶盖没封的别买。

3. 打车只用正规软件,上车前核对车牌和司机照片。

4. 街头主动帮你拍照、系绳子、带路的,一律拒绝。

5. 现金分三处放,护照原件锁旅馆保险箱,随身只带复印件。

6. 晚上别一个人走小巷,女性游客尤其注意,尽量结伴。

7. 肠胃药、退烧药、创可贴、酒精湿巾,按两倍量带。

8. 手机开通国际漫游或者落地买本地卡,离线地图提前下载。

9. 遇到纠缠不清的人,别吵,别跑,找穿制服的警察或者进旁边店铺。

10. 最重要的:别把网上看到的印度当真的,也别把自己看到的当全部。

印度这趟,我受了罪,也见了世面。它不会出现在我的年度幸福回忆里,但会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梦里恒河的水还是灰绿色,河阶上还是有人在烧火,那个格子衬衫的男人,还是站在远处看着我。

我没看清他的脸。也许下次看清了,这个故事才有下文。

续写:恒河岸边的答案

十七、回来后的第三十七天

我回来第三十七天,是十一月下旬。潍坊的冬天来得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我妈把我从印度带回来的脏衣服全洗了三遍,晒在阳台上,说有股怪味。其实没有怪味,是我妈自己觉得有。她就是这样,嘴上不说想你,但把你所有东西都重新洗一遍,好像要把你在外面沾的灰都洗干净。

小姨来家里吃饭,看我坐在沙发上发呆,问我:你不会还在想那边的事吧。

我说没有。

她笑了一下,没拆穿我。

其实我想的。不是想那个格子衬衫的男人,是想恒河边上那个赤裸上身的老人说的话。他说恒河洗的是念头。我回来以后每天刷牙洗脸,对着镜子看自己,总觉得那个念头还在,没洗干净。

侯思远那段时间加班多,我们很少打游戏。偶尔微信聊几句,他问我睡眠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别还行,真睡不着跟我说。

他是个细心的人。大学时候我发烧,他半夜跑去校门口给我买退烧药,回来发现药店关门了,又翻墙出去到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的。这种事他干过不止一次。

十二月初,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是一串乱码,没有主题,正文只有一行字:

"你丢的钱包里,复印件背面有一行字,你看到了吗。"

我愣了一下。钱包确实找回来了,但护照复印件我早就扔了。我翻遍家里的垃圾桶,没找到。最后在我妈放旧报纸的柜子里翻出来,她没扔,叠得整整齐齐夹在一本旧挂历里。

我展开复印件,翻到背面。

背面有一行手写的英文,蓝色圆珠笔,字迹很潦草:

"如果你在印度遇到麻烦,找斋浦尔Jawahar Circle附近修表的老拉姆。他会说中文。"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这行字不是我写的。我从来没在复印件背面写过任何东西。那它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是在瓦拉纳西机场塞回去的时候写的,还是更早?

我拍了张照片发给侯思远。他回了一个问号:你确定不是你自己写的?

我说我确定。我英文写得没这么烂。

他说:那就有意思了。有人在帮你,或者有人在钓鱼。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打算问问那个修表的老拉姆。

他说:你疯了?你还要再联系那边的人?

我说:不是联系,是下次去的时候,顺便问问。

他说:你还想去?

我说:我想知道那行字是谁写的。

十八、春节前后的那通电话

春节前我妈住院了。

不是什么大病,胆囊炎,需要做个小手术。但我在手术室外面坐了四个小时,突然觉得,有些事不能等。

我妈出来的时候麻药还没过,迷迷糊糊抓着我的手,说:又霖,妈没事。你别担心。

我说好,我不担心。

她又说:你以后别跑那么远了。妈经不起吓。

我鼻子一酸,说:不跑了。

这是骗她的。我心里知道,我一定会再去的。不是为了旅游,是为了那个没讲完的故事。一个普通人跑到地球另一端,被人盯上,又被人在暗处帮了一把。这个反差太大了,大到我不搞清楚睡不着觉。

春节后我小姨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女孩叫纪云舒,在县医院当护士。人挺好,说话直,第一次见面就说:你那个印度游记我看了,写得挺吓人的。我说那是真实经历。她说:那你胆子真大。

我们吃了顿饭,聊了两个小时。她问我为什么还要再去。我说:有些事没完。

她说:你像个没写完的侦探小说。

我说:差不多。

后来我们没成。不是不合适,是她想要安稳,我想要答案。两条路走不到一块去。

十九、三月,斋浦尔,Jawahar Circle

三月,我请了年假,又飞了印度。

这次我妈没拦。她只是把我的护照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说:你表舅说那边最近不安全。我说表舅说啥都不安全。她叹了口气,往我包里塞了两包榨菜和一瓶辣椒酱。

我说妈你这是让我去印度吃火锅啊。

她说:万一那边没东西吃呢。

我这次没住帕哈甘吉,直接飞斋浦尔。Jawahar Circle是斋浦尔一个公园,旁边有一排小店,修表的、配钥匙的、卖二手手机的,挤在一起。

我找了半天,在一个修鞋摊和卖花环的摊子中间,看到一个铁皮棚子,上面写着"Ram Watch Repair"。棚子里坐着一个老头,头发全白,戴一个单镜片眼镜,正在用镊子拨弄一块表的齿轮。

我走过去,用我练了一个月的印地语加英文说:请问是老拉姆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中文:你来了。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他居然会说中文。而且他说"你来了",不是"你是谁"或者"我不认识你"。

他放下镊子,摘下眼镜,站起来。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但眼睛很亮。他看着我,说:你比照片上瘦。

我问:谁的照片?

他说:你旅馆老板娘发给我的。普丽雅。她说有个中国小伙子被盯上了,让我留意一下。

我脑子转得飞快。普丽雅认识老拉姆?普丽雅知道我被跟踪?那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老拉姆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说:她不想让你害怕。她让我帮忙查那个人是谁。

我问:查到了吗?

他沉默了几秒,说:查到了。但不太好说。你坐。

他从棚子后面搬出一把折叠椅。我坐下。他重新戴上眼镜,低头继续拨弄那块表,好像在想怎么开口。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那个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叫苏雷什。阿格拉人,家里做小买卖的,卖铜器。他不是小偷,也不是诈骗犯。他弟弟两年前在德里打工,认识了一个中国游客,后来那个游客回国了,他弟弟跟着去了中国,再没回来。

我后背一凉。

老拉姆继续说:他弟弟叫曼尼什,走的时候说去中国找机会,结果到了那边就失联了。家里报了警,印度这边不管,中国那边也联系不上。苏雷什觉得是那个中国游客害了他弟弟,所以看到中国面孔就盯。他盯过好几个人,你是其中一个。

我问:那他为什么要跟着我?

老拉姆说:他查到你跟那个中国游客有过间接联系。怎么查到的我不知道,但他查到了。他不是要害你,是想从你身上找到他弟弟的线索。

我消化了一下。不是跟踪狂,不是诈骗犯,是一个找弟弟找到魔怔了的哥哥。

我问:那那条短信呢?还有那个语音?

老拉姆摇摇头:短信不是他发的。语音也不是。

我问:那是谁?

他放下镊子,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但普丽雅收到过类似的。

二十、普丽雅的电话

我当天晚上给普丽雅打了个电话。她接得很快,好像一直在等。

我说:拉姆爷爷跟我说了。那条短信和语音,你知道是谁发的?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她说:是一个客人留下的。去年十一月,一个中国男人,住我店里三天。他走的时候留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有个叫谭又霖的中国人来住店,把这张纸条给他。我问他怎么知道你会来,他说他不确定,但大概率会来。

我问:那个男人长什么样?

她说:四十多岁,瘦,戴眼镜,话不多。他说他也在找一个人。

我问:找谁?

她说:他说他找的人,和你找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脑子嗡了一下。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也在找人,而且他知道我会去普丽雅的旅馆。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普丽雅说:他登记的名字是Chen Wei。但我觉得是假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他登记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护照照片和本人不太像。

我挂了电话,坐在斋浦尔旅馆的床上,盯着天花板。

一个找弟弟的印度哥哥,一个找人的中国男人,一个在复印件背面写字的人,一条提醒我小心的短信,一个让我走的语音。所有线索缠在一起,像恒河里漂着的花和塑料袋,分不清哪个是祝福哪个是垃圾。

二十一、侯思远的发现

我把所有信息整理了一遍,发给侯思远。他花了两天时间,查了查那个名字Chen Wei。

他说:国内没有匹配的在逃人员或者失踪人员。但有一个叫陈炜的人,四十二岁,江苏人,做外贸的,两年前去过印度,后来护照记录显示他去了尼泊尔,再后来就没了。

我问:什么叫没了?

他说:护照没有再出入境记录。要么他用别的证件走了,要么他还在那边。

我问:他找的人是谁?

侯思远说:我查不到。但我查到一件事。两年前有一个中国劳工在印度北方邦失踪,报过案,后来撤案了。那个劳工叫周启旺。

周启旺。

我盯着这两个字,心跳快了一拍。

周启旺。我表舅周德旺的弟弟,我妈的亲弟弟,我小姨的哥哥。也就是我那个从来没见过的舅舅。

我妈从来没提过这个舅舅。我只知道她有一个弟弟,很早就出去打工了,再没回来。家里没人提他,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接起来,听我说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她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妈,你告诉我,周启旺是谁。

她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了二十多年的、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哭。

她说:你小舅二十年前跟着一个包工头去印度打工,说是修路,结果去了就再没消息。家里报了警,找了大使馆,花了好几万,最后说查不到。你姥爷就是那时候气死的。你妈我不许任何人提他,不是不找了,是找不动了。

我问:那为什么从来没人跟我说过?

她说:说了有什么用。你一个小孩子,能帮什么忙。

我问:那个陈炜,是不是也在找他?

她说: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说:妈,我可能找到线索了。

她说:又霖,你别管了。你回来。

我说:妈,我得管。

她没再说话。过了很久,她说:你小舅左手小指断了一截。小时候被门夹的。你要是见到他,看手。

二十二、追到勒克瑙

我查了周启旺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北方邦的勒克瑙附近一个建筑工地。我买了去勒克瑙的火车票。

这次我学聪明了,提前联系了当地一个华人商会的人,姓黄,五十多岁,在勒克瑙开了家五金店。他是我小姨的理发店一个老顾客的侄子,绕了三层关系才找到。

黄叔在火车站接我。他开一辆二手丰田,车里放着邓丽君的歌。他说:你找的这个周启旺,我好像有点印象。两年前有个中国劳工在城南一个工地失踪,工头说是跑了,但有人说是被卖到别的邦了。

我问:那个工地还在吗?

他说:早拆了。现在是个停车场。

我去了那个停车场。停车场老板是个锡克教徒,包头巾,很和气。我给他看了周启旺的照片——那是我妈翻箱底找出来的,一张二十年前拍的身份证复印件翻拍的。照片上的人二十出头,笑得憨厚,左手小指确实短了一截。

停车场老板看了半天,说:这个人我见过。不是在这里见的,是在对面那个茶摊。他以前经常来喝茶,后来不来了。有人说他跟一个中国老板走了。

我问:什么中国老板?

他说:不知道名字。瘦瘦的,戴眼镜,说中文。

陈炜。

我问:大概什么时候的事?

他说:两年前,冬天。

我站在停车场边上,看着对面那个茶摊。茶摊还在,老板换了个老太太。我走过去,要了一杯茶。老太太不会说英文,只会印地语。我用翻译软件问她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她看了照片,点点头,说了一个词:Bhaag gaya。

翻译软件显示:跑了。

我问:跟谁跑的?

她指了指北方。

北方。尼泊尔方向。

二十三、边境线上的消息

我在勒克瑙待了三天,查不到更多了。黄叔帮我联系了一个在尼泊尔边境做边贸的中国人,姓马,大家都叫他马哥。

马哥回消息说:你说的这个人,我好像见过。去年有个中国人在边境被拦过,说丢了证件,要过去找人。后来他找了个当地中介,花了两万块,从非法通道过去了。

我问:那个人叫什么?

他说:他说他叫陈炜。

我问:他找谁?

他说:他说找一个姓周的。具体名字不知道。

我问:他过去了吗?

他说:过去了。之后再没消息。

我坐在勒克瑙旅馆的床上,把所有线索串起来:

周启旺二十年前去印度打工失踪。两年前,一个叫陈炜的中国男人也在找他。陈炜找到了线索,追到了尼泊尔边境,然后消失了。苏雷什的弟弟曼尼什跟着某个中国游客去了中国,也消失了。而苏雷什以为是我害了他弟弟,所以跟踪我。

所有人都在找人。找人的人也在被找。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链子。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妈,线索追到尼泊尔了。我可能要去一趟。

她说:又霖,你别去了。你小舅的事,二十多年了。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是好事。

我说:妈,我不是为了小舅去的。我是为了你。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她说:你注意安全。

二十四、没有结局的结局

我最终没有去尼泊尔。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查到了一件事。通过侯思远的关系,我们找到了尼泊尔那边一个华人志愿者组织。他们帮我查了过去两年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记录。有一个人,特征符合陈炜,入境后去了加德满都一个叫泰米尔的区域。

泰米尔是加德满都的旅游区,很多中国人。志愿者在那边打听了一圈,有人记得一个戴眼镜的中国男人,瘦,话少,经常坐在一家叫" Everest Coffee"的店里看手机。

去年秋天,这个人突然不来了。咖啡店老板说,他走的时候把一本笔记本落在店里,一直没回来取。

志愿者帮我拿到了那本笔记本。

笔记本是普通的黑色硬壳本,里面写满了字。大部分是日记,记录他找人的过程。他找的确实是我小舅周启旺。他俩是老乡,同一个镇上出来的。陈炜说周启旺当年不是失踪,是被一个中介骗去了一个偏远工地,后来工地出事,工人被转卖,周启旺被带到了尼泊尔边境一带。

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一段话:

"我找到了他最后待过的地方。一个村子,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之间。他不在了。三年前走的。病。当地人说他埋在村后的山坡上。我去看过了,没有墓碑,只有一块石头。我放了一包烟在石头上。他生前爱抽烟。我该回去了,但我的签证出了问题。如果有人看到这本笔记,请告诉我家人,我尽力了。"

日期是去年十月底。

我看着这行字,坐在勒克瑙的旅馆里,窗外的阳光照在笔记本封面上,反射出一小块光斑。

我小舅不在了。二十多年,我妈等了二十多年,等来的是山坡上的一块石头。

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妈。至少现在没有。

我把笔记本拍了照,存好。给侯思远回了条消息:不用再查了。

他回了一个:嗯。

然后过了一分钟,他又发了一条: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后天。

他说:回来请你吃饭。

我说:行。

二十五、尾声

我回来那天,潍坊下雨。小姨来接我,车上她问我:找到了吗。

我说:找到了。

她没再问。

我回到家,我妈在厨房做饭。西红柿炒鸡蛋的香味从门缝里钻出来。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她背对着我,头发白了一半。

我说:妈,我回来了。

她说:回来就回来,站门口干嘛。洗手吃饭。

我洗了手,坐到饭桌前。她端菜出来,看了我一眼,说:瘦了。

我说:没有。

她说:你每次出去都说没有,每次回来都瘦一圈。

我低头扒饭。西红柿炒鸡蛋还是那个味道,酸酸甜甜,像小时候。

我妈坐下来,看着我吃。她说:你下次别去了。

我说:好。

这次不是骗她。我真的不去了。

有些答案找到了,有些没有。那个格子衬衫的苏雷什,我后来在斋浦尔又见过一次。他在Jawahar Circle附近卖铜器,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摆他的货。我没有过去打招呼。他找弟弟,我找舅舅,我们都是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跑的人。

陈炜不知道回没回去。笔记本还在我手里,我打算托人转交给他的家人。

恒河还是那条恒河,灰绿色的水,漂着花和蜡烛。我站在河边那两个小时的沉默,现在有了重量。不是恐惧的重量,是活着的重量。

普通老百姓受不了印度。但普通老百姓也受得了很多事。比如等一个人二十年,比如追一条线索追到边境,比如在一本陌生的笔记本里读到陌生人的尽力了。

我妈把最后一块西红柿夹到我碗里,说:多吃点。

我说:好。

窗外的雨还在下。潍坊的冬天很冷,但屋里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