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湖南湘乡，胡木英跟随父亲胡乔木走进几处农户家。眼前的人骨瘦如柴，孩子面色灰暗，干部却仍说“不清楚有饿死人的情况”。胡乔木听完汇报，脸色越来越沉，罕见地严厉批评道：“只了解问题，不解决问题，调查还有什么意义？”

这次经历，给胡木英留下的印象，比父亲伏案写作的身影更加深刻。她过去熟悉的父亲，总是写、读、思：手边放着稿纸，桌上摞着书刊，偶尔停笔，长时间陷入沉思。可在湘乡，她看到的却是一个对百姓疾苦极为敏感的调查者。

胡乔木的文字功底，并非临时拼凑而来。延安时期，他常在窑洞里借着煤油灯写作。冬天披着厚棉衣，脚边烧着炭火；1951年夏天，为赶写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他甚至坐在盛着凉水的澡盆里，伏在木板上疾书。

这篇文章后来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题，发表于1951年6月22日的《人民日报》。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看后十分满意，决定不用中央领导人讲话稿的形式，而以胡乔木署名发表。那时的胡乔木，年仅三十七岁，却已显示出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能力。

他读书也近乎苛刻。历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古今中外，只要有文字，便能引起兴趣。公园里的说明牌，他也会停下来细看，遇到语法不通之处，常常指出来。有人觉得这是职业习惯，胡木英却认为，那更像是一种无法停止的求知欲。

不过，工作中的“党内一支笔”，回到家里并不是冷峻的公文机器。1946年春，妻子谷羽前往华中根据地参加土地改革，胡乔木留在延安照料孩子。夫妻近一年难见面，他便写下《人比月光更美丽》，把对妻子的思念写进孩子扑向母亲的画面里。

谷羽后来长期承担科学院新技术局的工作，参与组织国防科技相关事务。她常常早出晚归，家里人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家。胡乔木却坚持等妻子回来再吃饭，除非提前接到电话，确认她当晚不能回家。

母亲工作繁忙，父亲便设法安排一家人的短暂相聚。整天有空，就去颐和园或香山；只能休息半天，便到北海、景山走走；时间再紧，也要在中南海附近划一会儿船。这样的安排没有豪言壮语，却让孩子们感到，父亲并未把家庭排在生活之外。

困难时期，饭桌上的谈话也与国家大事相连。胡木英记得，父母讨论过小球藻、植物蛋白，也琢磨怎样让同样数量的粮食煮出更多熟饭。后来出现的“双蒸饭”，就是先焖熟，再放入蒸屉复蒸，口感谈不上好，却能让饭粒膨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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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细节说明，胡乔木并不只是负责起草文章的人。他会从科学院的技术问题，想到普通家庭的一餐饭；也会从饭桌上的办法，追问能否缓解群众的实际困难。文字工作在他那里，始终没有脱离社会生活。

女儿的学业选择，则让胡乔木表现出另一面。胡木英因病难以继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内心十分焦虑，认为转学文科就是退缩。胡乔木没有替她决定，只是提醒：“学什么都要为国家和人民服务，选择以后，就不要反复动摇。”

他还讲了一个毛驴面对两堆青草的寓言：两边距离相同，毛驴左右犹豫，结果一口也没吃到。胡木英后来转读外交学院，这个决定并不是父亲强加的，而是在分析现实、确认兴趣之后作出的选择。

胡乔木对孩子的教育，往往藏在谈话和书信里。他曾写词寄托对子女的期望，提醒他们经受锻炼，参加劳动，不能只求安逸。毛泽东读到后，还亲自推敲过其中一些字句。这样的交往后来被人拿来做文章，甚至在1966年被江青当作指责胡乔木的理由。

长期高强度工作，使胡乔木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毛泽东常在夜间召他商谈事情，他有时刚服下安眠药，便不得不起身；白天还要处理宣传、报刊和文件工作。到了1961年，一篇普通社论竟迟迟无法完成，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已经显露出来。

毛泽东批准他长期休养，并在信中写道，要他迁地疗养，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管时事。胡乔木由此暂时离开了复杂的工作中心。1966年以后，他仍受到冲击，1967年还曾被拉出住所批斗。

那年“五一”前夕，毛泽东曾准备前往南长街胡乔木的住所探望，却因敲错院门未能见面。周恩来得知后，要求有关方面不得再随意揪斗胡乔木，有问题就在家中谈。这次未能实现的探访，后来成为胡家人记忆里一个极特殊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