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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烈士墓近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张博令 摄

长板山的风,是有重量的。站在垭口,风裹着雪粒砸在脸上,载着沉甸甸的记忆。
  一方青石墓碑立在山坡,碑向北。碑身上,“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几个字,被风雪无数次摩挲。
  这里,长眠着12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
  海拔3900米雪线之上的高寒地带几乎不长乔木,更难生长松柏。这座烈士墓海拔4400多米,是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傲耸在雪山上。
  记者一行循着90年前红军爬雪山的足迹,从海拔3000多米的红原县刷经寺镇芦花沟出发。双脚踩过碎石与残雪,向着长板山垭口攀登,触摸那场90年前的绝境突围。

雪山埋忠骨
无名英烈长眠垭口

  盛夏的川西高原,一山有四季。
  长板山脚,草木葳蕤,暖意如春;越向高处行,山势渐渐陡峭嶙峋,寒风也越来越刺骨。垭口的天空低垂如铅,风一年年吹过来,雪一层层积上去。
  碎石脚下滚落,寒风耳畔呼啸。雪粒打在脸上,像细针一样密实。氧气愈发稀薄,胸腔仿佛被无形之手攥紧,每一次吸气都极不容易,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每移动一步都要用上吃奶的气力。
  记者仅仅攀爬数百米缓坡,心率便飙升至每分钟180多次。今人装备齐全、补给充足,尚且难以承受高原的严酷,不难想见90年前,衣衫单薄、饥肠辘辘、身负行囊、伤病缠身的红军将士,是以怎样的血肉之躯越过这道天险的。
  40多年前,也有一个人用脚步丈量过同一段山路。《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自江西于都出发时体重148斤,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走到泸定桥时只剩98斤,再到长板山脚下,体重已不足95斤——而他身高近一米八。“走一路翻一路书”的罗开富,凭着一股“走长征路就要学习红军精神”的信念,硬是靠双腿登上了这座垭口。
  长板山,又名亚克夏山,藏语意为“凶恶、凶险之山”,主峰海拔4800米,终年积雪。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中央红军全程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之后红军右纵队南下和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翻越的雪山,有的红军部队数次来回翻越。其间的非战斗减员十分惨烈。
  蜿蜒山道顺着山坡向上延展,隐入云雾沉沉的山巅,刺骨的寒意与稀薄的氧气,沿路缓缓延伸。90年前的红军征途,一队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向着雪山垭口毅然挺进。
  逆风攀登,记者一行终于抵达垭口。极目远眺,群山连绵,雪海无边。一面鲜红的党旗,在长风中猎猎作响。四野空阔,万籁俱寂,只有风雪呼啸穿过山谷。青石墓碑静静矗立,庄严肃穆。
  12位无名烈士,就长眠在这里。
  “走到垭口,脑好像要胀开一样,胸闷,眼珠直往外凸。”40年后罗开富回忆那一幕仍历历在目,“我站在墓前,将近四五秒钟,张着大口吸不上气,说不出一句话。心里就一个念头——革命来之不易呀。”他形容那种感受是“神迹落入人间”:那么高的海拔怎么可能立起一座墓碑?是谁、怎样把12位战士安放在这人迹罕至的雪线之上?那一刻,他想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红旗——原来,是这样被鲜血染红的。
  他们是谁?来自何方?为何将生命永远留在这人迹罕至的雪山垭口?
  没有档案记载,没有亲历者的讲述。
  答案,要回溯到90多年前那场震古烁今的长征突围。

绝境燃星火
苍茫雪山生死突围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突破大渡河天险,却依旧深陷数十万敌军的合围。一路长途转战,将士们身心俱疲,粮草弹药紧缺。敌人布下天罗地网,封锁川西河谷隘口与平原要道,妄图将红军困死在川西北人类无法生存的崇山峻岭和茫茫草地。
  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北上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合兵之后继续北上,保存革命力量。
  绝境之中,翻越一座座雪山成为唯一选择。中央红军率先翻越夹金山,实现懋功会师;会师之后,红一、四方面军部队继续北上,继续翻越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古山等大雪山,在连绵雪岭间蹚出生死存亡之路。
  “长征苦,最苦的是翻雪山过草地。”许多红军将士都在回忆录中感叹。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传唱至今的长征歌谣,记录下90多年前的风雪峥嵘。
  立于长板山的寒风之中,我们的喘息与脚步,仿佛与当年那些年轻战士交叠重合,真切读懂“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重量。
  长征队伍里,不少战士来自暖湿的南方,从未见识过高海拔雪域严寒。骤然攀登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缺氧、狂风带来的生理冲击,足以致命,这也是长板山等雪山留下大量无名烈士的重要缘由。
  “一般人站在这个海拔,最多坚持一两个小时。”罗开富这样解释这座墓的特殊性:四周没有树,没有鸟雀,更没有人烟。这些烈士都是青年,是被敌人逼得无路可走、要寻找一条中华民族解放之路,才登上了这座山。“他们要么是缺氧,要么是饥饿,要么是冻死的。总感觉他们不一样——硬是爬到这么高的地方才倒下。为什么?为的就是理想信念。”
  1935年7月2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整装启程。队伍自今红原县刷经寺镇出发,沿芦花沟向着高耸冰封的长板山挺进。红原于1960年设县,意为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原,也因此成为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而得名的县。
  7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一部,顶着漫天风雪,成功翻越此山。
  1985年,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经过这里时,曾留下这样的手记:“当年山里到处是冰窖雪坑,几乎无路可寻,现在仍然只有两条小道。而这两条小道到了海拔4000米处就到头了,可见再往上,已少有人走了。我看到,牧人赶着牦牛群,也大多在雪线以下活动。虽然没有路了,但可以抬头看到白雪皑皑的天际上有一个垭口,它告诉了我们翻山的大方向。”文字如实记录古道的荒芜艰险,印证当年行军步步维艰。
  老红军刘承万的回忆字字泣血:“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这份牺牲,并非革命者被动接受命运,而是主动做出的抉择。他们深知雪山致命,却为初心和使命毅然前行。许多年轻战士不过十几二十岁,以青春血肉填平前行天堑,用牺牲换得主力部队转危为安。
  翻过长板山,红军顺利进入黑水境内,撕开敌人的封锁线,为大部队挺进松潘草地、挥师北上开辟生命通道。作为长征途中海拔最高的雪山,翻越它极大牵制了川北敌军兵力,打乱敌人围堵部署,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确立北上抗日总方针筑牢重要根基。
  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详考》,长板山是红军三次翻越过的雪山。首次翻越,是红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至7月之间;再次翻越,是红军右纵队南下于1935年9月翻越;第三次翻越,是原中央红军第五军团(整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及红31军第91师于1936年7月北上翻越。
  据此研判,这12位无名烈士,可能是红军1936年第三次翻越的一个建制班。部队连夜行军,抵达长板山垭口已是沉沉雪夜。大雪纷飞、衣不蔽体、重度缺氧,加上连日饥饿与疲惫,战士们就地宿营休整,却在高原无声的窒息之中,再也没能醒来,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雪山寒夜。
  没有炮火轰鸣,没有浴血厮杀。一场悄无声息的死亡,却拥有撼人心魄的悲壮。

薪火永相传
父子接续守护英烈

  雪山之巅有忠魂,雪山脚下有坚守。
  从12位烈士长眠长板山垭口,到被后人发现、传承精神,数十年时光流转,对雪域忠魂的守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
  这段英烈往事,直到1952年才公之于众。
  当年,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进驻长板山腹地,轻骑师137团官兵行至长板山垭口,眼前一幕让所有人肃然动容:皑皑白雪之上,12具红军遗骨整齐排列,头北脚南,间距匀称,姿态规整、肃穆庄严。
  现场勘查可见,所有遗骨骨骼完整,无枪伤断裂痕迹,雪地散落皮带环、铜扣等红军制式遗物。为告慰忠魂,官兵们郑重收殓12位烈士遗骨,就地垒石为墓,立木为碑,镌刻“中国工农红军烈士之墓”,采撷山花、扎制花圈敬献墓前,让长眠雪山之巅的战士得以安息。
  往后岁月,守护接力从未中断。
  1961年,该烈士墓被四川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省政府拨专款进行修缮,青石墓碑就此立起;
  2006年,作为阿坝红军长征遗迹的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雪山无人区的垒石为墓,到国家级红色文化地标,九十载长征记忆跨越风雪、代代相传。
  高原守护的,不止这一座垭口墓碑。
  红原县邛溪镇革命烈士陵园,细雨微凉,松柏静默。年近花甲的守陵人罗建国,已历三十余载,守护在此长眠的189位英烈。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修缮设施,日复一日,寒来暑往。
  这份坚守,来自父亲的临终嘱托。
  他的父亲罗大学,是一名流落红军,1933年在巴中参加红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1936年过草地时身负重伤,被藏族群众倾力救助、妥善收留,从此扎根高原。在罗建国的记忆里,父亲在世时从来不睡懒觉,一早起来就去陵园除草、捡树枝、擦墓碑,把对红军战友的思念寄托在这些烈士身上。1995年临终之际,他唯一的遗愿与嘱托,便是让儿子接续守护陵园,不让雪域英烈无人守护、不让长征记忆随风消散。
  “父亲的嘱咐,我答应了。”罗建国一 开口就哽咽了,脸上的沟壑写满高原风霜。
  一句承诺,半生坚守。
  30余年来,罗建国谨遵父训、扎根红原,日日重复着这神圣的工作。
  罗建国时常会想起父亲的话:我们幸福安稳的生活,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他们当年舍命守护家国百姓,如今,换我们守护他们,我就是他们的亲人。”罗建国说,只要身体尚可,这份守护便会一直继续。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刘学奎 张博令 王楠楠 吴光于 肖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