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支书家的母羊配种那年，二十二岁。那是一九七四年九月，我在公社配种站当技术员，农校畜牧班毕业刚满一年。

站里三间土房，一口井，一个木桩，院墙是秫秸扎的。两头种羊，一号是考力代，从地区种畜场调来的，二号是本地细毛，脖子上都挂着铜铃，走一步响一声。冬天屋里生一个铁炉子，羊怕冷，夜里要起来两回添草。

站东头是大队小学，两间土教室，一个民办教师教三个年级。小穗在那儿代课，教一年级，一个月五块钱补贴，外加照工分，粉笔要自己省着用，一根掰成两截。

我管一个蓝布面的登记本，一页一页写畜主、母羊、胎次、日期、种羊号，写完拿铅笔在角上画个小圈，算是复过一遍。本子写满了就换新的，旧的摞在柜子顶上，一年一摞。抽屉里还锁着七斤全国粮票，是毕业时学校发的，我一直没舍得动。

站里一个月给我三十斤口粮，二十八斤粗粮，二两细粮的补助攒着，攒半个月能去供销社换一斤挂面。那年月粮票比钱金贵，钱丢了还能再挣，票丢了就没了。

那天上午刚给三队的羊配完，我蹲在井边洗手，听见院门口有人喊，同志，配种在哪儿。

我抬头，看见一个姑娘牵着一只母羊站在日头底下。她穿蓝底白花的褂子，两条辫子搭在胸前，辫梢扎着红头绳，脸让太阳晒得通红，鼻尖上有一层汗。

她见我看她，把头低了一下，去理羊脖子上的绳。那点红，是十九岁姑娘的羞，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低头就藏到辫子后头去了。

我说就这儿，把羊牵到桩上。她牵着绳，我扶着羊，两个人的手上都是羊膻味，洗三遍肥皂也去不掉。

羊是三岁的蒙古母羊，膘不错，牙口也好。我掰开嘴看了看，说胎次二，还年轻，配一号合适。

她问配一回多少钱。我说一块二，开单子，你们队里记工分，年底分红的时候扣，不走现钱。

她说她爹是田支书。我说知道，田书记上礼拜还来站里看过种羊，摸着羊背问我，一头羊一年能配多少只，能下几个羔。

她把羊绳往手上绕了两圈，站到一边，不说话，就看我干活。

我把一号牵出来，铜铃一路响，那头羊一百六十多斤，走起来地都发颤，蹄子踩在土上就是一个坑。它闻见母羊的味儿，脖子一下扬起来。

她往后退了半步，又站住了，问，这羊有名字没有。

我说有编号，一号。她说一号一号的，跟人似的，那它认得你吗。我说认得，我一进院它就摇铃。我说种畜场就这么叫，一号是我从地区牵回来的，走了一百二十里路，走了两天，夜里宿在路边的饲养室，它睡里头，我睡门口。

配完了我在本子上写：九月十二，田有志，母羊一只，胎次二，一号种羊。写完拿尺子比着划了一道线，规规矩矩。

写完抬头，她正看着我写字。她说，你这字好看。我说农校练的，抄了两年讲义，抄得手腕子疼，冬天冻得握不住笔，就在袖筒里焐一会儿再抄。

她没走，站在羊圈边上，看那头母羊舔自己的脖子。羊圈的味道很冲，草料、羊粪、湿土混在一块儿，城里人闻了要捂鼻子，她好像不嫌。

院墙外头是知青点，四个北京来的知青住两间土房，常过来看种羊。有一个姓徐的会画画，拿铅笔在烟盒背面画羊，画得比照相还真，画完送给我一张，我贴在墙上贴了一年。

那天下午公社开三级干部会，支书们都在大礼堂，广播里一遍一遍念通知，念的是秋收分配和征购任务。她爹那天不在家，她才有空跑这一趟。

她忽然说，同志，我问你个事。我说你问。她说，你看人准不准。

我愣了一下，说我看羊准，看人不敢说。羊发情不发情，我一看就知道；人心里想什么，我隔着一层肚皮，看不出来。

她笑了，脸更红了，低下头去摸羊的耳朵，摸了好一会儿，指头在羊毛里慢慢地捻。

她说，我爹说你这人有文化，看东西准。我说书记抬举我，我就会看羊的发情期，别的不会，连自己的事都算不明白。

她声音更小了，问，那我跟谁最配。那句话轻得像没说出来，风一吹就散，院里的铜铃响了一下，我还当是羊动。

我当她是玩笑。我说这个算不出来，我们站只算羊，不算人，人的事得问公社，得组织点头。

她抬头看我一眼，那一眼有点急，嘴唇动了一下，又忍住了。她说，我不是让你算。我说那你是啥意思。

她张了张嘴，院外的大喇叭响了，六点半，转播天气预报，说未来三天有雨，各队抓紧抢收，别让粮食烂在地里。

喇叭一响，她把话咽回去了，说没事，我瞎问的，你别往心里去。她说完自己先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勉强。她牵着羊走了，走到院门口回头说了一句，同志，你这人看羊比看人明白。

那天晚上我煮了挂面，卧了半个鸡蛋，一边吃一边琢磨她那句话，琢磨到熄灯也没琢磨透。我二十二，心里只有种羊的谱系和发情周期。

过了五天她又来了，这回没牵羊，拎着一个蓝布包，包角磨得起了毛，包带上还缝了一块补丁。

包里是六个煮鸡蛋，还热着，用一块笼布裹着，一个个码得整整齐齐。她说，我爹让我给你送的。我说书记太客气，我这也没帮上啥，就配了一回种，还是公事。

她坐在门槛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说同志，我跟你说句实话。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院里的井台，不看我。

她说她心里有个人，叫刘长海，是她初中同学，前年当的兵，在新疆，来信要走二十天。我说这是好事，当兵光荣，喜报送到家，敲锣打鼓，全公社都知道。

她说她爹不同意。刘家兄弟四个，家里三间土房，她爹说姑娘嫁过去要受罪，一辈子翻不了身。

她说她爹想把她许给供销社老周家的二儿子。那人在柜台后头卖布，她去过两回，那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光看布票，问她家有几口人，一个月能扯几尺布。

我说这事我帮不上，我一个配种员，说话不顶事，人家支书凭什么听我的。她说你能，她说她爹夸我，说农校毕业的娃娃看事情明白，不油嘴滑舌，我爹听得进你的话。

她说，你只要在我爹跟前进一句，说刘长海那个人行，我爹就能松口。

我蹲在门槛边上，抠着鞋底上的泥，半天没说话，泥是羊圈边上的，黏，抠下来一块还带草。井台边上有只芦花鸡在刨土，刨一下，歪头看一下。我说我一个配种员，管的是羊。

她说，羊你都管得好，人你也管一管。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抖，抖完了又稳住了。

我没应。她走的时候把鸡蛋留下了，说鸡蛋你得吃，不吃就坏了，这年头鸡蛋金贵，一个能换半斤盐。

那六个鸡蛋我吃了三天，一天两个，最后一个煮老了，剥不开，我连壳带蛋白啃了，蛋黄噎得我直喝水。

后来我确实去过一次支书家，是给大队的羊群做秋防，打针，灌药，背着一个木头药箱，箱子上刷着红十字。支书家的院子扫得干净，墙根下码着一垛玉米秸，窗台上晒着红辣椒，灶上蒸着红薯，屋里一股甜味。田支书留我吃饭，桌上一盘炒鸡蛋，一盘咸菜，一壶地瓜烧，还有半碗棒子面粥。

他问我，小陈，你看我们队那几只羊怎么样。我说膘情一般，草料跟不上，得补豆饼，光喂秸秆过不了冬，羊掉膘就配不上种。

他叹气，说队里就这个条件，豆饼要指标，指标在公社，公社要往县里报，报上去还得等。他说完了端起酒盅，没喝，又放下了。

我喝了半盅酒，壮了壮胆，说书记，我听说小穗的事。他把酒盅放下，看着我，屋里的煤油灯芯爆了一下，火苗歪了歪。

我说，我听人讲，刘长海那娃在部队立了三等功，人踏实，不惹事。他说，你听谁讲的。我说，公社广播里念过喜报。

他说，喜报还没到，你倒先知道了。他的声音不高，可屋里一下就静了，连灶膛里的柴火都不响了。

我没敢再往下说。那顿饭吃完，他送我到大门口，说小陈，你管好羊就行。

我那句话说得很拙，到底没帮上。回来的路上我踢着路边的石子，踢了一路，踢到站门口，鞋尖都磨白了。

第二年开春，喜报真送到公社了，三等功，敲锣打鼓，红纸贴在公社门口那面墙上，贴了整整一个春天，风吹雨打，字都淡了。后来我才知道，小穗自己跑到邮电所问了三回，信是她先打听到的，话也是她托人往公社捎的。

那年冬天她嫁了，嫁的就是刘长海。出嫁那天我在站里配种，听见村东头放鞭炮，一挂接一挂，放了很久，放得羊都竖起耳朵，配种的那头母羊还挣了两下绳。

一九七七年我调到县里，进了畜牧局。配种站后来撤了，两头种羊也处理了，那头一号卖给了一个生产队，牵走的时候铜铃还挂在脖子上，一路响出院子。

走的那天我把登记本交了上去，蓝布面磨得发亮，边角起了毛。交之前我翻了一遍，翻到九月十二那页，看了一会儿，把本子合上，交给了接手的年轻人。那本子后来听说当废纸卖了。

我在县里成了家，媳妇是兽医站的，会劁猪，手比我稳，扎针从来不抖。生了个闺女，闺女后来也学的兽医，比她妈还利索。

闺女小时候问我，爸你咋认识我妈的。我说配种站认识的，她笑了半天，说你们那会儿真土。她现在也五十了，前年退了休，在家喂两只羊，说是跟我学的。

日子过得快，快得像当年牵着种羊走的那一百二十里路，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走着走着就到了，回头一看，路上的脚印早没了。

再见到小穗，是二〇〇三年秋天。县城西关新开了一家羊汤馆，招牌上写着刘记，门口支着一口大锅，白汤翻滚，老远就闻见味儿，锅边上摆着一摞粗瓷碗。

我带着外孙去喝汤，进门看见柜台后头站着一个女人，头发白了一半，腰有点弯，正低头数零钱，数得很慢。

她抬头，愣了一下，说，你是不是配种站那个小陈。我说是我。她说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你这眉毛没变，还是往下压着，跟当年一模一样。

刘长海从后厨出来，围着围裙，手上还拿着勺，勺上滴着汤，问，谁来了。她说，配种站的，当年给咱家羊配过种。

他跟我握手，手上有老茧，说坐，汤马上来，先给孩子拿个凳子。凳子是他自己钉的，四条腿不一样长，垫了一块纸板。

汤端上来，碗大，肉多，上头撒着香菜。我说太多了，她说你喝，不要钱，头一碗汤不收钱是店里的规矩，老主顾都知道。

墙上挂着两个镜框，一个是他俩的合影，一个是他儿子的大学毕业照。柜台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印着“为人民服务”，漆掉了一半，里头插着几支圆珠笔。

我坐下喝汤，她在对面坐下，问我这些年怎么样。我说调到县里，退休了，外孙都这么大了。

她说好啊，好啊，人有个盼头就好。我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她说还行。长海复员进了农机厂，厂子黄了，两个人就在街口摆摊卖羊汤，一摆十几年，冬天手上全是裂口，供出一个大学生。

她说儿子在省城，做软件，一年回来两趟，回来就嫌汤咸，说不健康。她说她不管，她熬汤就放那么多盐，少了他爹不喝。

她忽然笑了，说，当年我问你那个事，你还记得不。我说记得。

她说，你当时要是肯在我爹跟前进一句，我能少挨两年骂。我说我进了，进得不好，让你爹撅回来了，说喜报还没到，我倒先知道了。

她愣了一下，笑出声来，说你这人，还是这样，说话不会拐弯，一句是一句。

她说不怪你，那年头，谁说话都不算数，就工分算数。

我喝完汤掏钱，她按住我的手，说不要。我说做买卖的，哪能不给。

她说，那你给外孙买根冰棍。

我出来的时候天阴了，风里有股羊膻味，跟一九七四年那个院子里的一样，冲，可是不讨厌。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半条街，才想起没问一句，当年那句玩笑，她是不是真的只是玩笑。

后来我也没再问。有些话隔了三十年，问出来就变味了，还不如留着。

那本蓝布面的登记本，我在县里搬了三回家，最后不知道丢在哪个纸箱里。

我只记得那一页：九月十二，田有志，母羊一只，胎次二，一号种羊。

备注那一栏，我当年多写了一笔：晴，东南风。

那一年我记了几百头羊，天气只记过那一回，也不知道当时为啥要写。

前年我托人打听过，刘长海的腿不好，走多了就疼，羊汤馆交给亲戚打理了，两口子在家带孙子。听说她还在街口那棵槐树底下跟人下棋，输了就拍大腿，骂对方耍赖，中气比谁都足。去年冬天我路过西关，招牌换了新的，红底黄字，我没进去。

后来的年头里，我见过很多人把最要紧的话说成玩笑，说完就低头去看别处，看鞋尖，看窗户，看天。

一九七四年那个院子里，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红着脸问我，她跟谁最配。

她心里早有答案，她要的不是我算，是我替她说一句话。

我那时候二十二，只会看羊的发情期，看不出一个人把一辈子押在一句玩笑里。

如今我七十多了，牙掉了四颗，午睡醒来常常想不起刚才做的什么梦，倒记得清那个院子的味儿。

那个年代的人，心事都说得像玩笑，因为说明白了，谁都担不起。

一句玩笑里，藏着一个人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