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媒体人斌说
网上谈到中国古代尺度较大的小说，常会把目光集中到明朝。
《金瓶梅》《绣榻野史》《痴婆子传》《浪史》等作品排在一起，场面确实很醒目。
再加上《三言二拍》《牡丹亭》里那些不肯安分守礼的男女，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明朝人特别敢写，社会对男女之事也比其他朝代宽松。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古代较露骨的作品并非全部出自明朝。经常被列入其中的《肉蒲团》，一般被认为成书于清顺治年间。学界谈论这一类小说时，通常使用“明末清初”或者“明清艳情小说”，很少把它们整齐地塞进一个朝代。
《金瓶梅》也不能简单当作一本以性描写取胜的小说，它与专门追求感官刺激的艳情作品，在写法和文学目的上有明显差别。
“尺度最大”本身也不是一个严谨的文学标准。
有人看描写是否直接，有人看情节是否越过伦理边界，还有人看作品敢不敢写婚外关系、同性关系以及女性欲望。标准不同，排出来的名单自然不同。
不过，大量大胆作品集中出现在晚明确实不是错觉。准确一点说，是万历前后到明清易代这一段时间，尤其集中在南京、苏州、杭州一带。
这里面最有解释力的变化，并不是明朝人的欲望突然比唐宋人旺盛了，而是欲望终于遇上了一套成熟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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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的时代，涉及男女情欲的诗歌、笔记或传奇一直存在。唐传奇里的私奔幽会，宋元话本中的男女纠葛，并不含蓄到哪里去。
只是这些作品大多篇幅较短，流通范围也有限，很多内容靠抄写、说唱和小圈子阅读传播。
到了晚明，情况变了。
据《剑桥中国文学史》统计，嘉靖、隆庆两朝合计五十一年，目前存世的南京、建阳商业刻本约有225种。万历一朝四十七年，存世商业刻本达到1185种。
数字只是存世版本，不能等同于当年的全部产量，却足以看出书籍生产的扩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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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这轮繁荣并没有依赖突然出现的新印刷技术，旧有的雕版技术已经成熟，改变局面的是市场规模。
国家社科基金有关明代书坊的研究，把当时小说的生产过程概括得很清楚，创作者写稿，编辑者整理，书坊刊刻，商人发行，读者购买。
书坊还会购稿、征稿、组织文人编写，给作品加评点，配插图，甚至催促作者尽快写出同类作品。小说已经进入了一套相当现实的市场竞争。
放在这样的环境里，艳情小说大量出现就不难理解了。性从来能吸引注意，但只有当读者数量足够多，刻书成本能够收回，销售网络能够铺开时，它才可能从零散文字变成长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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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江南也给这些故事提供了现成舞台。十六世纪后半期，商品生产、纺织业、瓷器业、交通和海外贸易都在扩张，白银大量流入，城市迅速发展。
商人带着钱在各地往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长期停留城市，娱乐场所、戏院和青楼聚集了不同身份的人。
相关研究提到，城市繁荣带来了更强的流动性和匿名性，读书人、落第士子与经商者共同进入城市娱乐空间，小说、戏曲和日用读物也随印刷业扩张进入更广的读者群体。
晚明艳情小说里的宅院、旅店、妓院、药铺和商铺因此格外常见。欲望不再飘在才子佳人的月色里，它与银子、买卖、身份和权力纠缠在一起。
谁有钱进入一段关系，谁能调动奴仆遮掩行踪，谁又会在丑事败露后承担后果，作品写得相当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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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分量也正在这里。书中当然存在大量男女描写，但真正撑起一百回篇幅的，是西门庆怎样靠财物建立关系，怎样用关系扩大生意，又怎样把官府、家庭和欲望编进同一张网。
女人在宅院里争宠，仆人靠传话换取好处，官员接受馈赠，商人借婚姻和宴席交换资源。性是故事最醒目的入口，金钱和权力才让人物一直转动。
如果只把《金瓶梅》看成古代“大尺度小说”，反而把它写得最狠的部分漏掉了。
它记录的并非单纯的放纵，而是一种生活全面商品化后的不安。爱情可以买，身体可以买，官职和诉讼也能周旋。一个人获得越多欲望，身边能够利用他欲望的人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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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思想界对“情”的讨论，同样给这种写作腾出了空间。部分文人开始厌倦僵硬的道德说教，更愿意承认人的感情、欲望和日常生活具有文学价值。
冯梦龙搜集民歌和情爱故事，汤显祖让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复生，作品中的人不再只是忠臣、孝子和节妇，也可以被自己的感受推动。
但把这种风气直接称为“思想解放”，未免说得太轻松。
许多艳情小说由男性创作、编辑和购买，女性欲望虽然进入文字，却经常被放在男性观看的位置上。作品允许女人动情，也常安排她们因越界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一个男人纵欲，故事可能把他写成风流人物；一个女人主动追求身体满足，却更容易被写成危险、淫荡或者败家的源头。
这里面有欲望表达，也有男性想象，还有书商对读者兴趣的迎合，不能拿现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去替它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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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之后，这股风气也没有随着崇祯自缢突然消失。
王朝更替不会让作者、刻工和读者在一夜之间换掉生活习惯。《肉蒲团》等清初作品继续使用晚明已经成熟的写法，正好证明出版文化存在延续。
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对出版物的控制加强，文人趣味和社会伦理也出现变化，大胆作品更多转入私刻、抄本和隐蔽流通。
今天看到的作品名单，还受到保存条件影响。宋元以前的艳情文字可能停留在抄本、小册子和口头讲述中，纸张损坏、家族清理和官方禁毁都会让它们消失。
晚明印刷数量更大，流通范围更远，有些版本还进入日本收藏，反而留下了更多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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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晚明小说的“尺度”不能只从开放或压抑里寻找原因。它出现在城市扩大、读者增加、书坊逐利、文人参与和道德控制互相拉扯的地方。
每一种力量都没有彻底压倒另一种力量，才留下了那批既大胆，又紧张，既谈情欲，又不停安排报应的作品。
晚明人没有突然变成现代人。他们只是比前人更早遇到一个新局面：隐秘的欲望可以写成故事，故事可以刻成几百上千册，陌生人愿意拿钱购买。
书坊把雕版压下去的那一刻，私人欲望便进入了市场，也成了后人观察那个时代的一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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