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九岁，第一次出远门，坐了十四个小时的大巴到深圳。下车的时候是凌晨四点，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厂门口，保安室里的大爷眯着眼看了我半天，递过来一张登记表，说填好了去三号宿舍楼，一楼有个铁皮柜子，自己领被褥。

流水线不分昼夜。我的工位在B栋三楼靠厕所那个位置，焊锡的烟往脸上飘，口罩一天下来能拧出黄色水渍。组长是个湖南女人，嗓门大，催产量的时候会拿螺丝刀敲铁皮台面，当当地响，一响我就手抖，焊点歪了，又得返工。

张磊坐在我斜对面，隔了两条工位。他负责贴标签，我焊完他贴，中间隔着一道传送带。起初我根本没注意他，后来有一天，食堂打菜，他排我前面，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是阜阳的？我愣了，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工牌上写着呢，颍东区，我家在颍泉，隔一条河。

老乡这层关系在厂里很微妙。平时各干各的活，可一旦认了老乡，食堂吃饭就会拼桌，周末去小卖部买水也会帮你带一瓶。张磊这人话不多，但做事细，每次帮我带水，瓶盖都提前拧松半圈，怕我手上沾了焊锡油拧不开。这个细节我记了很久。

真正熟起来是因为一次扣钱。那天赶急单，我连着加了四天班，脑子发懵，装错了一盘主板。质检打回来的时候，组长当着全组的面骂我，说大学生了不起啊，手比脚还笨。我没吭声，眼泪在眼眶里转，低头返工。下班的时候张磊在厂门口等我，递过来一根烤肠，说，走，去天桥那边坐会儿。

天桥底下有个摆摊卖凉皮的，五块钱一份，他买了两份，多加了一份面筋。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吃，他就蹲旁边抽烟，也不说话。吃完他才开口，说他也被扣过钱，去年双十一赶货，他贴错了一整批标签，罚了八百。他说，在这地方，挨骂是常态，别往心里去。

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吃饭。他住四楼，我住三楼，下班早的时候他会敲我宿舍窗户，喊我去楼下小卖部看电视。老板娘摆了两张塑料凳在门口，放一个旧彩电，天天播抗日剧。我们就坐那儿看到十一点，厂里关门之前各自上楼。

睡到一起这件事，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那年冬天特别冷，宿舍空调是坏的，报修了三次没人管。我盖两床被子还冻脚，晚上给他发短信抱怨，他说他那边也冷。隔了几天，他下夜班路过我宿舍门口，敲了敲门，说他那床被子厚，拿下来给我。我开了门，他抱着被子站在走廊里，穿件旧棉袄，鼻尖冻得通红。我让他进来暖和暖和，他就进来了，坐在我床沿上，手搓着膝盖。后来就睡了，很自然，没什么海誓山盟，也没说“在一起”这种话。

厂里的男女关系大多这样。大家都是从各地来的，今天在这条线上，下个月可能就去了别的厂。谁也不会把“谈恋爱”挂嘴上，就是冷了互相靠一靠，累了有人说句话。张磊对我确实好，早上帮我抢食堂第一锅稀饭，晚上帮我排队接热水，我感冒了去医务室拿药，他蹲在门口等半个钟头。我也会帮他洗工服，两件一起洗，晾在宿舍楼后面的铁丝上，风一吹，袖子缠在一块儿。

但我们都清楚，这不是长久的事。他过年回家要相亲，他妈托人给他相了三个姑娘，照片存在他手机里，我看过，圆脸，扎马尾，在老家超市上班。我爸妈也打电话催，说隔壁村谁谁在县城买了房，让我回去见面。有次我们躺床上，他忽然说，要是咱俩是一个村的就好了。我没接话，因为知道不是。

开春之后，厂里来了批新员工，有个河南姑娘分到我们线，接替我那个焊锡工位。我调去了包装组，张磊还在老地方贴标签。隔了一道墙，见面就少了。后来我听说他跟那个河南姑娘走得近，中午一起吃饭。我没问，他也没说。再后来我搬了宿舍，从三楼调到五楼，窗户朝着后山，看不见小卖部的彩电了。

五月份我辞职回家。走的那天他没来送，因为我没告诉他具体日期。我在宿舍收拾东西，把被子卷起来，发现他之前给我的那床还在，一直叠在床尾，都没怎么盖过。我拍了张照片发给他，说被子还你。他回了一条：你带着吧，老家冬天也用得上。

回阜阳之后我换了手机号，他把那个号也删了。去年听一个同厂的老乡说，张磊跟那个河南姑娘结了婚，两口子现在在惠州另一个厂里，包吃包住，一个月能攒六千多。我听完“嗯”了一声，继续低头给我妈剥蒜。

前阵子整理衣柜，翻出那床厚棉被，被套已经洗得发白，边角起了毛球。我妈问这被子哪来的，我说厂里发的。她哦了一声没再问。

有些事就是这样。在那个铁皮屋顶下面，在那个流水线嗡嗡响的冬天，两个阜阳人互相暖了几个月。后来出了厂门，各走各的路，连句再见都没说过。不是薄情，是在那种地方待过的人都明白，我们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油花，碰上了就靠一靠，水一流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