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苏中抗日根据地东台县，石坚被伪军按住双臂时，身上那支用棉线缠过的新民钢笔，成了最危险的破绽。几分钟前，他还混在运棉车队里，装作普通商人，准备渡过海堤。
那支钢笔并不值钱，却有特殊意味。新四军政工干部常用棉线缠住笔杆，便于随身携带，也形成了一个容易被敌人辨认的习惯。石坚乔装时疏忽了，伪军搜身发现异常，立刻喝道：“新四军！”
麻烦就此撞上门来。
当时的东台，灾情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日伪军反复下乡掠夺，村庄遭到破坏，加上连续灾害，百姓家中的粮食早已见底。米面没了，杂粮没了，连树皮和草根也难以找到，饥饿正在吞噬一个个村庄。
苏中抗日根据地决定组织人员到海门一带筹集粮食。公开身份为东台县教育科员兼督学的石坚，被安排带领十多名骨干执行任务。这个身份既方便接触乡村，也能在必要时掩护真实行动。
出发前，苏中行署宋处长没有讲太多豪言壮语，只提醒石坚：“碰到险情不要慌，冷静下来，多想办法。”这句话很朴素，却直接关系到一行人的生死。
队伍出发时，东台一带大雾弥漫。众人边走边问路，途中又碰上日军下乡扫荡，只得分散隐蔽，再寻找机会会合。经过迂回，他们终于抵达如皋以东，离海门方向已经不远。
真正的难关在海堤。
那里由伪军设卡，来往人员都要盘查。石坚带四名同志混入一支运棉车队，几个人推车赶路，表面上不急不躁，心里却清楚，离关卡越近，危险越大。
伪军突然拦下他们。
五名持枪士兵走来，命令所有人站到路旁，随后逐个搜身。轮到石坚时，那支缠着棉线的钢笔被翻了出来。伪军像抓住了证据，大声叫嚷：“新四军！”
石坚等五人当场被扣住。伪军连长扫了一眼，指着石坚说：“这个带头的处置掉，其余人带走。”
几名伪军立即把石坚往河边拖。危急之中，他没有挣扎喊叫，而是突然高声说道：“中国人不杀中国人！”身边四名同志马上会意，也跟着喊了起来。
伪军继续拉扯，双方在路边僵持不下。五名伪军对五名被捕者，谁也没有立即占到便宜。那名连长见局面难以收拾，沉默片刻，改口道：“都带回去，交上面审问。”
这句话，让石坚暂时躲过了枪口。
从海堤到伪军旅部，足有十八里。一路上，他们被捆绑、推搡，还不断遭到喝骂。旅部四周架着铁丝网，岗哨密布。石坚明白，刚才只是侥幸，接下来的审讯才是决定生死的一关。
伪军旅长亲自问话，先盘问他的身份。石坚没有急着辩解，只说自己是小学教员，因为东台灾情严重，乡亲推举他们到海门筹粮。
对方显然不完全相信，又追问教书的细节。石坚便谈教材怎样编写，学生怎样授课，乡村学校平时如何维持。话题越具体，越像一个真正的教员。
旅长忽然问：“你怎么看新四军？”
石坚回答：“家里有老有小，靠教书吃饭。这种话不能乱讲，丢了饭碗，一家人都没活路。”
这番回答看似躲闪，实则避开了陷阱。石坚没有替自己编造过于完整的说辞，也没有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不合身份的激昂。伪军旅长反复询问后，始终找不到足以定罪的证据，最后决定将几人释放。
脱险并不等于任务完成。海门一带的乡亲听说东台灾情，陆续凑出一百多担玉米。粮食有了，运回去却成了新的难题。陆路有伪军盘查，海上也有敌人巡逻，稍有不慎，前面的周旋便会全部落空。
偏偏这时，海上刮起罕见风暴。有人担心风浪太大，船只难以承受；石坚却判断，恶劣天气也会迫使伪军停船避险。对这支急着运粮的队伍来说，风暴既是危险，也可能是唯一的掩护。
夜里，装载粮食的船驶入风浪。海面黑沉沉一片，巨浪时而把船身抬高，时而将船压向浪底，船板在水势冲击下不断震动。船上没人敢大声说话，只能反复检查绳索和粮袋。
风越大，敌人的船越不敢出动。石坚等人咬紧牙关，在浪峰与浪谷之间摸索前行。经过一夜搏斗，船只终于靠近东台，粮食一担担卸上岸。
这批玉米很快分送到受灾村庄。对于挨饿多日的百姓来说，它不是普通货物，而是暂时撑住性命的口粮。海堤边那支钢笔、审讯中的几句答话，以及风暴中的一叶小船，串起了这场募粮行动最凶险的几道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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