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在广州老街盘下家旧铺子，翻修时从地板下挖出个樟木箱

铺子盘下来那天是三月十七，我记得清楚，因为签完契手抖得连烟都点不着。陈国栋站在旁边笑，说炳坤你至于吗，不就是个破铺面。我没理他，蹲在骑楼底下抽了半根烟，抬头看那块招牌，“荣昌杂货”四个字掉了俩，“荣”和“昌”还在，中间的“杂货”只剩个“杂”字，斜挂着，风一吹吱呀响。

这铺子在广州老街拐角，前头是条窄巷，后头挨着居民楼的墙根，统共不到三十个平方。原主姓黄，七十多了，儿子在澳洲，接他过去养老，急着脱手。要价一千二，我砍到九百八，成交。钱是我在工厂干了十二年攒的，加上我老婆刘惠芳从她哥那儿借了三百。惠芳给钱的时候脸拉得老长，说陈炳坤你要是赔了，我带着孩子回娘家。我说赔不了，这地段往后肯定旺。

那会儿是七九年春，街面上个体户还不多，但已经有人偷偷摸摸摆摊了。我寻思着开个茶水铺子，卖凉茶和糕点，老街坊多，总有人帮衬。

翻修头一天就出了事。我带着两个帮工撬地板，底下是几十年的老木方，烂得跟豆腐渣似的。撬到靠墙第三块的时候，镐头下去发出“咚”一声闷响，不是木头。我蹲下去扒开烂泥，露出一截黑乎乎的木头角。再扒，是个箱子，樟木的，一尺来高，两尺来长，四角包着铜皮，铜皮上长了绿锈，但锁扣还结实。

陈国栋凑过来看了一眼，说炳坤你发财了，黄老头藏了金条。我说滚蛋，金条能放地板底下？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打鼓。拿撬棍把锁别开，掀盖的时候一股樟木味冲上来，呛得我打了个喷嚏。

箱子里没金条。最上面是一层旧报纸，六几年的《羊城晚报》，头条是“热烈欢呼什么什么”，我看了一眼就揭过去了。报纸底下是几件小孩衣裳，对襟棉袄，虎头鞋，小得巴掌大，料子倒是好，绸面的，绣着花。衣裳下面压着一个铁皮盒子，打开一看，全是照片和信。照片是黑白，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婴儿，站在一块儿什么招牌底下，背景虚，看不清。女人烫着卷发，穿旗袍，笑得挺好看。信是手写的，竖排，毛笔字，我认不全，大意是什么“吾妻如晤”“南洋汇款”之类的。

最底下有个布袋，解开一看，六块银元，袁大头，还有两个金戒指，一个镯子，镯子断了，拿红绳缠着。

陈国栋眼都直了，说炳坤你这下真发了。我把箱子盖上，说别嚷嚷。他说你打算怎么办？我说不知道。他说要不咱俩分了？我说分你个头，这他妈是人家东西。

当天晚上我把箱子搬回家，惠芳看见了问我哪来的。我说铺子地板底下刨出来的。她打开看了一眼，把镯子往手腕上一套，对着灯照了半天，说这成色不错。我说你摘下来，人家东西。她说黄老头都去澳洲了，这房子连地带屋卖给你，地里刨出来的就是你的。我说那也得问问人家。惠芳把镯子摘下来往桌上一拍，说陈炳坤你就是个死脑筋。

第二天我拿着照片去找老街坊打听。巷口修鞋的刘伯看了半天，说这女的我认得，姓梁，叫梁月娥，以前在“荣昌”隔壁开裁缝铺的。后来男人去了南洋，她一个人带孩子，六几年的时候孩子没了，她也搬走了，铺子盘给了黄老头。我问搬哪儿去了，刘伯说不知道，那会儿乱，谁顾得上打听这个。我又问那男的叫什么，刘伯想了半天，说姓方，方什么章来着。

我托人查了查，没查着。那阵子没有派出所开证明你什么都办不成。信里倒是提到一个地址，什么“香港九龙深水埗”，但也没个门牌号。惠芳说你看，找不着吧，活该你留着。

我没留。我把箱子搁在铺子后头的隔间里，锁上了。茶水铺子照常开张，头一个月生意一般，一天卖个七八块钱，刨去成本剩不了几个。第二个月街面上有人开始卖电子表了，从香港那边水客带过来的，一天能挣几十。陈国栋来喝茶，说你不如改行卖电子表，这凉茶能挣几个钱。我说我不懂那玩意儿，让人骗了都不知道。

过了俩月，有天下午下雨，没什么客人，我坐在铺子里翻那箱子里的信。信一共有七封，最早的是六三年，最晚的是六七年。最后一封只写了半页，说“月娥吾妻，汇款已寄，收到速回信。儿病可好？甚念。”后面没了，像是没写完。信封上贴的邮票是南洋那边的，盖着戳，日期是六七年九月。

我拿着信问去找刘伯，问他梁月娥走的时候说过什么没有。刘伯蹲在骑楼底下抽水烟，想了半天，说记不太清了，好像提过一嘴，说去香港找男人。又说那会儿去香港哪那么容易，估计是没走成，后来听说在芳村那边给人做保姆，再后来就没消息了。

我托芳村那边的一个远房亲戚打听，还真打听着了。芳村有个街道办的熟人，翻旧档案翻到一个梁月娥，六八年从老街迁过去的，户口挂在芳村一个居委会，职业写的是“家务”。八零年的时候迁走了，迁往哪里没写。我那亲戚说，这都十来年了，人还在不在都不好说。

这事就搁下了。八零年夏天，我铺子后头那堵墙让雨水泡塌了一块，我找人重砌，又把箱子翻出来，寻思着放家里算了。惠芳不让，说搁家里占地方。我就在铺子后头钉了个架子，把箱子搁上去，拿块布盖着。偶尔有客人起，我就说老物件，留着当个念想。

八一年秋天，有一天来了个老头喝茶，七十来岁，拄着根竹拐棍，说话带点客家口音。他喝了两碗凉茶，站起来要在铺子里转转，说以前在这儿住过。我问他什么时候住的，他说六几年，那会儿这铺子是裁缝铺，有个姓梁的女人，手艺好，给他做过一件褂子。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他记不记得那个女人后来去了哪儿。老头说，记得，她男人在南洋死了，她一个人带孩子，孩子病死了，她后来去了芳村给人看孩子，再后来听说去了香港，找她男人的兄弟去了。

我问他那个男人的兄弟叫什么。老头想了半天，说姓方，方什么章，在南洋做橡胶生意的。我说是不是方瑞章。老头一拍大腿，说对对对，就是这个名。

我把箱子从架子上搬下来，跟老头说了怎么回事。老头看了照片和信，说就是她，梁月娥。我问他梁月娥在香港的地址有没有。老头说不知道，但他有个侄子在香港跑船，可以帮着问问。

这事又搁了半年。八二年开春，老头带了个中年人来找我，说是他侄子，姓方，方瑞章的侄子。我把箱子给他看了，他翻了翻照片和信，眼圈红了。他说梁月娥是他婶婶，当年带着孩子想去香港找他叔叔，没走成，孩子病死了，她一个人在芳村给人做保姆，后来八零年才去了香港，跟他叔叔团聚。他叔叔八三年初刚没了，婶婶还在，住九龙。

他说这些东西能不能给他，他带回去给婶婶。我说行，你拿去吧。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本来就是你家的东西。他从兜里掏出两千港币搁桌上，说这个你收着，当是这些年保管费。我推了两回，他硬塞，我就收了。

惠芳回来听说我把箱子给人了，气得三天没跟我说话。第四天她自己想通了，说算了，拿了人家两千港币也不亏。那两千港币我后来换了六百多人民币，给铺子添了个冰柜，又给惠芳买了件呢子大衣。冰柜到现在还用着，呢子大衣早穿烂了。

那个方家侄子后来每年过年给我寄一张明信片，开头写“炳坤先生”，落款是“方家贤”。明信片上的画全是香港街景，我攒了七八张，夹在一本旧账本里。去年方家贤的儿子来广州出差，还专门上铺子喝了碗凉茶，说他奶奶前年走了，走之前还念叨广州老街那个茶水铺子，说老板是个实在人。

我问他奶奶有没有提过那个樟木箱子。他说提过，说里头那几件小孩衣裳，是她一针一线缝的，孩子没穿上几天就没了，她一直留着，以为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