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十年，海派文化的分量愈来愈重。《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首在“挖掘海派文化主体性与新内涵”。从“弘扬”“传播”到“挖掘”，措辞之变，意味深长：海派文化内涵何在，主体为谁，已是无可回避的核心问题。
海派文化已有很多讨论，但言说者与聆听者之间，却依旧存在千沟万壑。谈及海派，人们惯以“摩登”“洋气”“时髦”诸语形容之。这些通俗的说法道出的是直观印象，却难以揭示海派文化何以生成、何以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许多学者谈论海派，多少都将其抽象化、形而上化。以现象代替本质，叙事者多，析理者少，海派文化的内涵遂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那么，海派文化的底蕴究竟何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海派文化之“道”难以言说，或许正因为我们较少回到海派文化“器”的讨论。窃以为，挖掘海派文化的新内涵，须率先回到它的物质基础。恰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讲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自下而上，从形而下的物质运转中，我们或许更能触摸海派文化的实质。
海派文化之所以诞生，背景也正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物质大更迭。《共产党宣言》中描绘过这场更迭：“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两次工业革命使器物从手工制作变为机器批量生产，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物质世界开始让位于工业文明。物质更迭在中国落地最集中、也最完整的地方，是上海。海派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为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相互作用下，中国新生的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总和，而生活方式首先是物质的。“摩登”“洋气”云云，不过是表象；全球范围的物质变迁，方是底蕴。具体而言，海派文化的物质基础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进入日常生活的器物，支撑城市运行的系统，以及国人自己的制造能力。
一、物之东来：上海作为中转站与转化器
国人认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绝大多数并非先读了理论著作，而是先看见了洋灯、洋火、火轮船与自鸣钟。上海与域外器物打交道，至少可以追溯至晚明。大航海时代带来的物质大交换，让襟江带海的上海率先参与进来。1600年，徐光启结识利玛窦，见识了火器、钟表等西洋器物。他在家乡上海试种源自美洲的番薯，写成《甘薯疏》，又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会通、超胜，是中国学人面对外来事物时从自身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应对之法，亦是海派文化内生根基的一个极为鲜活的例证。
然而，明清之际传入的域外器物数量有限，多被视作“奇技淫巧”，普及者极少。真正的分水岭是工业革命。器物一旦成为机器的产品，便能成千上万地生产、一船一船地运来。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随坚船利炮而至的，是数不胜数的机制品，中外之间的技术代差暴露无遗。《松江府续志》记道咸年间的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租界其初被称为“夷场”，19世纪60年代以后渐为“洋场”所取代。一字之易，固然有条约约束的因素，更折射出见证者世界观念的深刻变化，所谓“十里洋泾开眼界，恍疑身作泰西游”。陈旭麓先生说，洋货“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马克思、恩格斯论说的“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巨变，在中国较早发生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里。
更为关键的是，上海虽是西物东渐的最大门户，却并非现代器物的“生命周期”的终点。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已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洋货多在此报关卸货，再由上海商号分销各埠。1927年日本驻华各地领事所作的自行车商情调查颇能说明问题：杭州报告称，当地自行车“皆由上海转来，绝无由日本直接输入者”；南京、苏州的报告，同样指向上海。全国很多城市流行的现代器物，对接的不是西方，而是上海。上海的洋行、商号、报纸广告与橱窗陈列，又为各地示范了这些器物如何使用，如何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器物在上海完成了“中国化”的第一步：被挑选、定价、示范，并获得中文名字。有的冠以“洋”字，如洋灯、洋火、洋伞；有的音译，如电话初称“德律风”；有的意译，如自来水、自来火。Bicycle一物，先后有脚踏车、自由车、铁驴、风火轮等十来种叫法，最终“自行车”“脚踏车”通行开来。命名，就是最朴素的翻译与会通。由此可见，上海不是现代性的“输入终端”，而是全球物质文明进入中国的中转站与转化器。海派文化之所以超越上海一隅，各地之所以涌现众多“小上海”，正因有这样一条物质属性的通路。
二、城之再造：中国都市性的物质底座
单件器物改变的是日常生活的细节，而电力、自来水、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的则是城市的运行方式。海派文化蕴含着迥异于传统江南文化的城市性，这一点本无争议；但都市性从何而来，却常常语焉不详。答案首先在这些系统之中。
如果说蒸汽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电力便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1879年，乍浦路一座仓库里点亮了中国第一盏电灯；1882年，上海电气公司沿外滩至虹口招商局码头架设的15盏弧光灯一齐放明，与爱迪生在纽约珍珠街建成发电站同在一年，比东京电灯公司开始供电早五年。1913年建成的杨树浦江边电站，十年间年装机容量增至12.1万千瓦，成为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36年，上海发电设备容量占全国的45.5%。夜里通明，楼可建高，车能自走，工厂昼夜开工，皆拜电所赐。人们津津乐道的“夜上海”与霓虹灯，本就是电的产物。换言之，“摩登”的意象，原有一个物质的底座。
自来水的意义亦不止于管道。1883年杨树浦水厂供水之初，不少人疑心水中有毒、渗了煤气，不敢饮用；《申报》刊文释疑，水公司向各处老虎灶、茶馆赠水示范，用户方才渐多。随之而变的是观念：清水随时可取，洗手、洗澡、洗菜的频率变了，搪瓷面盆、肥皂、牙粉跟着进门，上海市民率先从卫生的角度理解水与健康的紧密关系。
交通更直接地塑造了都市的秩序。马车、人力车、汽车、电车先后驶上上海的马路，1908年第一辆有轨电车自静安寺开往外滩，车速与车流前所未有。从19世纪50年代起，租界陆续订立车辆靠左行驶、日落后点灯、路口减速等规则，20世纪初又按车种分别订立章程，1910年起配置专职交通管理人员。规则、警察、惯习三者齐备，市民方才学会在机器的速度中行走。这套秩序很快越出租界：1898年华界颁布的《沪南新筑马路善后章程》，条文“均系仿照租界章程”，此后又影响及于国内其他城市。陌生人在高密度的空间里依规则共处，是都市生活的基本功课，亦是海派文化中契约精神的物质来源。
城市系统一旦成为命脉，控制权便成为斗争的焦点。国人先是在华界确认城市系统的主导权。1897年，南市在十六铺创办电灯厂，次年农历正月初一开灯，“电光大放，九衢四达”；此后闸北水电公司、华商电气公司、浦东电气公司相继兴办，章程中明定外商不得参股。闸北水电公司的缘起尤具代表性：1906年，新疆路一带居户接用租界自来水，工部局借机编订租界门牌、征收捐税，激起“自来水风潮”，闸北官绅遂决意自行设厂供水，1911年水厂落成；该公司又与英商签约，收回北四川路越界筑路一带的供水权。五卅运动之后，此类努力延伸到租界内部。1929年，工部局却将电气处以8100万两银出售给美商，其专营权竟可越出租界，中方屡经交涉，至1935年才成立以组建中美合资沪西电力公司的办法折中了结：市政府将沪西越界筑路地区30年供电专营权转让给该公司，美商上海电力公司通过复杂的股本构成，持有该公司约62.7%的股份，握有实际控制权。收回电权之难，于此可见。半殖民地条件下的物质也从来不是中性的。兴办水电、收回利权，是海派文化中国人主体性的鲜明体现。
三、器以载道：从会通到超胜
海派文化常被视作一种消费的文化，这只说对了一半。面对源源不断的洋货，上海人的回应不止于惊叹与模仿，更在于自己做，而且要做得不比洋货差。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自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起，上海始终是国货运动的中心；1928年在煤屑路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当日观者逾5万人，这条路此后便改称“国货路”。到1933年，上海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的40%，产业工人约占43%，工业产值约占50%——人们眼中的“消费城市”，同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吴蕴初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一过程。20世纪20年代初，他对日本调味粉“味の素”作化学分析，弄清成分，找到廉价成批生产的方法，次年参与创办天厨味精厂，“佛手”牌味精物美价廉，逐步取代了日货。生产味精需用盐酸，而盐酸长期依赖进口，他又于1929年集资创办天原电化厂，中国由此有了自己的氯碱工业。一撮白色粉末，牵出了一个化学工业体系。弄懂原理和配方，是翻译；按中国的原料和市场组织生产，是会通；把洋货比下去，连上游原料也接过来，是超胜。徐光启三百年前写下的方法，在近代上海实业家身上得到了实践。三友实业社的毛巾、五洲固本皂药厂的肥皂、亚浦耳电器厂的灯泡，走的都是同一条路。
1949年以后，上海由一个以轻纺工业为主、许多工业门类尚属空白的工业中心，逐步建成门类齐全、协作配套的综合性工业基地。1962年，由沈鸿任总设计师自行设计、江南造船厂等数十家工厂以“以小干大”办法协作制造的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建成投产，结束了中国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历史。永久、凤凰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英雄牌钢笔，大白兔奶糖……“上海货”成为做工精细、经久耐用、样式好看的代名词。这些产品经由全国统一的调拨体系进入千家万户，“上海”二字随之成为品质的标记，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海派文化走向全国最广泛的途径。1979年，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所谓海派的“精致”，在此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工艺。
改革开放后，桑塔纳轿车投产之初，国内能够配套的只有轮胎、收音机、喇叭、天线等寥寥几种零部件，国产化率仅2.7%；1988年，105家零部件企业与16家高校、科研院所组成“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协同攻关，国产化率1991年达到70%，1996年起达到90%以上，带动配套企业400余家，培育出的不只是一辆车，而是一整条产业链和一代产业工人。
进入新时代，上海提出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构建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为引领，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为支撑的“3+6”新型产业体系。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0686.68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18297.31亿元，占45.0%；三大先导产业规模从2020年的约一万亿元增至突破两万亿元，其中集成电路超5800亿元，生物医药首破万亿元，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超6370亿元。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C919总装在上海，2017年5月5日浦东首飞，2023年5月28日执行虹桥飞北京的首个商业航班。科技创新引领下的高端生产制造，上海取得了许多个“世界第一”“中国第一”。近四百年前徐光启留下“翻译、会通、超胜”之法，在当代上海依旧回响。上海制造做到了全球领先，达到了超胜，完成了闭环。
结语：回到物质，回到形而下的基石
回到物质基础理解海派文化，至少可以得出三点较为扎实的结论：
第一，海派文化的本质属性是都市性，其物质根基是工业文明。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认为，除鸦片贸易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男耕女织”的经济形态，正是这一结构的典型；近代上海则是在机器、电力与市场之中，生成了全然不同的物质生活。孕育海派文化的一大母体是江南文化，此乃世所公认。开埠前的上海已是江南最大的商品集散与转输中心，19世纪40年代上海沙船尚有三千余艘，“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行销各地，江南的市场网络、商业资本与人手，都为上海的工业化准备了条件。但二者的物质基础分属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形态：上海承继的是条件，生成的却是一种新的物质生活方式。上海的器物、标准与产品沿着交通网络流向全国，各地方有“小上海”之名，海派文化的跨地域性亦是有迹可循的。
第二，物质基础的视角，为海派文化的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史实支撑。上海并没有因此成为西方城市的翻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全球物质大更迭，是近代中国人“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其中不乏以坚船利炮强加的成分；但在这一条件下选择、命名、改造、制造，并为利权而斗争的，始终是中国人。近代上海华人始终占城市人口的96%以上。从徐光启的翻译会通，到南市电灯厂大年初一的灯光，再到天厨味精、万吨水压机、桑塔纳国产化与C919，每一个环节上的创造者都是中国人民。将近代上海的现代性归因于西方输入与塑造的“冲击—回应”“殖民现代性”诸种叙事，在这些史实面前难以自洽。笔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老上海不是洋大人的老上海，海派文化更不是什么殖民文化的移植。
第三，海派文化不是“过去时”，其新内涵正蕴藏在物质基础的更新之中。如果海派文化只是老洋房、月份牌与霓虹灯下的怀旧，它确已随时代远去；如果它的根基在于吸纳全球物质更迭，并将之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城市生活方式与制造能力，那么只要这一过程仍在继续，海派文化就仍在生长。今天，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与大飞机，正是新一轮全球物质更迭在上海落地的形态。由此而言，挖掘海派文化的新内涵，不宜止步于风情与怀旧。杨树浦的水厂与电厂、江南制造局旧址等工业遗存，“上海货”的品牌记忆，“上海制造”的当代实践，皆是海派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上海文化”品牌与“上海制造”品牌，在此本是一体两面。
今天，我们打开电灯、拧开水龙头、扫码骑走一辆共享单车，这是熟练到不必思考的生活日常，而每一个动作背后，都站着一段物质更迭的历史。以唯物史观为方法，以“翻译、会通、超胜”这一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为线索，回到物质基础，海派文化方能从模糊的风格描述走向清晰的学理阐释，从地方性的怀旧叙事走向中国自主的城市文化知识体系。所谓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挖掘海派文化的主体性与新内涵，或可由此入手。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海派文化内涵挖掘研究”阶段性成果）
原标题：《海派文化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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