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摩加迪沙，索马里空军司令部。面对中国代表刘文，索马里空军副司令巴萨利先递出了一份采购意向：购买约30架战斗机。谈判桌上，真正牵动中方注意力的，却不是这批飞机，而是索马里手里那4台苏—22发动机。
这几台发动机来历特殊。苏联原本计划向索马里提供苏—22攻击机，但双方关系破裂后，飞机没有交付，发动机却已经运到索马里。对索马里来说，它们无法配套使用，几乎成了仓库里的闲置设备；对当时正在追赶航空技术的中国来说，却具有研究价值。
索马里代表很快摸清了中方的兴趣，开价也随之抬高。每台5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明显超出了中苏相关合同中的原有价格。刘文没有急着还价，而是要求查看苏联方面的合同资料。材料摆上桌后，中方态度很明确：不能因为设备落在索马里，就把原来的价格规则全部推翻。
谈判因此暂时停了下来。
这场交易背后，牵扯的并不只是几架战斗机。索马里在1960年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长期处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之中。1969年，西亚德通过政变掌权，随后逐渐倒向苏联。苏联提供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索马里军队很快装备了米格系列战斗机以及成套的苏式地面武器。
军力增长带来了信心，也放大了地区矛盾。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争夺欧加登地区，双方的民族、边界和战略利益纠缠在一起。1977年，索马里军队大举进入欧加登，战争由边境冲突升级为全面较量。
战争初期，索马里军队推进较快。可是，苏联并不只看意识形态，还要计算港口、海岸和地区影响力。埃塞俄比亚政局变化后，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古巴也派兵参战。援助方向一变，战场态势迅速逆转。1978年，索马里军队撤出欧加登，西亚德与苏联的关系随即破裂。
“我们需要新的武器来源。”索马里方面向中国表达了这个意思。
中国没有答应出售当时更先进的歼7，而是选择了歼6。歼6以米格—19为基础发展而来，虽然不是最新型号，但技术成熟、维护相对方便，适合当时索马里空军的现实条件。更重要的是，这笔订单能够带来外汇收入，也能推动中国航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经过数轮谈判，双方达成方案：索马里以3310万美元购买24架歼6，另以4台苏—22发动机交换4架歼6。这个安排既解决了飞机价格问题，也让中方获得了更有价值的技术研究对象。
有意思的是，签约并不等于收款。中国按约交付飞机后，索马里只支付了部分货款，随后便以战争消耗、财政困难为由要求延期。中方考虑到索马里刚经历战争，同意给予缓冲期，但拖欠并没有因此停止。
据相关记载，索马里后来又支付过一笔维修费用，然而与合同金额相比，缺口依旧很大。中方曾派人员前往索马里交涉，可当地局势混乱，治安条件恶劣，人员和财产安全都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单靠催收现金，显然很难解决问题。
于是，谈判思路发生了变化。
索马里拥有漫长海岸线，近海和深水海域渔业资源丰富，金枪鱼等鱼类具有较高经济价值。但当地缺乏远洋捕捞能力，资源长期没有转化为收入。中国方面提出，能否以一定期限内的渔业收益抵偿部分欠款。
这对索马里而言，等于把暂时无法利用的资源变成现实收益；对中方来说，也比继续等待一笔难以兑现的现金更实际。双方经过协商，最终形成了以渔业资源和相关经营收益抵偿债务的安排。
这笔交易的特别之处在于，欠款并没有通过单纯的军事手段解决，也没有停留在反复催促上，而是把对方手中的闲置资源纳入偿付方案。4台苏—22发动机换来歼6，拖欠的货款再转化为渔业收益，谈判桌上的物品几次变化，背后都是对现实条件的判断。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武器出口，也是一场关于信用、技术和风险的实践。合同可以签订，设备可以交付，但国际交易真正困难的部分，往往出现在交付之后。索马里那笔订单留下的，正是这样一份并不轻松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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