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汪立诚，今年五十六岁，湖南岳阳人，在长沙做汽车配件批发生意，一间门面，一个仓库，四个伙计。我这个人，一辈子没读多少书，但是我喜欢交朋友。

我要说我这个同学，他叫简立冬。

我跟简立冬是初中同学，一九八〇年进的县一中。他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个“轴人”。他学习成绩一般，但他有一股子劲儿，什么事只要他上了心，他就能一头扎下去。

我们初中毕业以后，我上了个中专，学会计；他考上了省里的一个中专，学机械。毕业以后，我在县里的物资局做账，他进了市里的一个机械厂。

二〇〇〇年，我们厂子都改制了。我下了岗，出来做汽配；他下了岗，他自己开了一个小机械加工厂，做零配件。

二〇一五年，他那个厂子还算红火，我们一帮同学在岳阳聚会，他还挺得意，说他的厂子一年能挣个三十来万。

二〇一九年冬天，我在长沙，接到了我们初中同学的群里一个消息。

发消息的是我们班的梁淑芬，她说：你们谁知道简立冬怎么了？我打电话他不接，他老婆说他住院了。

我当时就给他打了电话。

打不通。又打了三天，他才接。

电话那头，他声音很轻。他说：“老汪，我在医院。”

我说：“什么病？”

他停了一下，说：“胰腺上的。”

我当时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地上。

我说：“哪个医院？”

他说：“省肿瘤医院。”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从长沙开车过去。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在床上的。他瘦了，瘦得不像样子，他原来一百五十多斤，那天我看他，估计一百一十斤都不到。他穿着一件病号服，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个手机。

我进去，他说：“你来了。”

我说：“你这是什么情况。”

他说：“胰腺癌，胰体尾。”

我说：“大夫怎么说。”

他说：“大夫说，不能手术了，肝上有个点。他们说化疗，说我这个情况，九个月。”

他讲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他说完，把手机放下，看着窗外。

我当时坐在他床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说：“老汪，你先别哭。”

我说：“我没哭。”

他说：“你眼睛红了。”

那天中午我在医院陪着，我跟他媳妇柳玉梅在走廊上聊了一次。柳玉梅这个人，一向也是个硬气的，那天在走廊上，她一句话没说，就是靠着墙站着。

后来她说：“老汪，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这一个月，把家里的事都办了。他把厂子转了，把账清了，把房子过给了我，他连坟地都看好了。”

我说：“他现在什么心态？”

她说：“他每天就是看手机。”

我说：“看什么？”

她说：“炒股。”

我当时没说什么，我心里想，这算什么。

后来的半年，我基本上每个月都去看他一次。

他化疗是有规律的，一次在医院住五六天，然后回家，歇三个星期。那三个星期里，他就在家里。

他家里那个沙发，靠窗的位置，铺了一块毯子。他从早上八点，就坐在那块毯子上。他的旁边放一个保温杯，一个手机支架，一个笔记本，一支笔。

他就这么看着那个手机，一直到下午三点。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在打发时间。

他那个笔记本，我后来翻过。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字和数字：日期、股票代码、价格、涨跌，还有一大段一大段的“复盘”。

他的本子上有这么一段话，我记着：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今天这支股跌了百分之三点八。我早上七点看盘前消息，判断它是主力在洗盘，所以没走。收盘以后看，判断错了，是出货。教训：不能拿‘我觉得’当判断，要看量。”

我当时看这些字，看得很久。

我说：“立冬，你都这样了，你还研究这个？”

他抬起头，看着我，说：“老汪，你知道我为什么研究这个吗？”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得每天早上有个理由起来。”

他说：“我要是没有这个，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还能活几天’。那我还活着干什么？”

我当时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说：“这个东西，每天早上九点半开盘，下午三点收盘。它逼着我早上七点起来，逼着我看到一点，逼着我做判断，做对了高兴，做错了总结。它让我每天都活在‘明天’里，不是活在‘九个月’里。”

那一年，他做了化疗，头发掉了一半，他的体重掉到一百斤左右。可他每天早上还是七点起来，坐在那块毯子上。

他媳妇跟我说过一句话：“老汪，我以前恨他炒股，我恨了十几年，我觉得他把家里的钱都折腾了。现在我不恨了，我谢谢这个股票。”

我说：“为什么？”

她说：“他化疗完，吐得那么厉害，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他自己就爬起来了。他一坐起来，我就知道，他今天又活下来了。”

那个“九个月”，早就过了。

二〇二一年，他还活着。

二〇二二年，他还活着。

二〇二三年，他还活着。

到二〇二四年春天，已经四年多了。

这四年多，他不是“活着”，他是“活得挺好的”。

当然，他身体是这样的：化疗做了十二次，后面因为身体受不了，改成吃靶向药。他的肿瘤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一直在“稳定”，没有明显长大。他三个月复查一次，每次都是“稳定”。

他因为这四年，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他教了十几个人炒股。

他那些“股友”，都是跟他一样的病人，都是在省肿瘤医院化疗的时候认识的。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他在那个病房区，建了一个微信群，起名叫“复利小分队”。

他教他们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当赌”。他跟人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要拿这个当‘每天早上起来的理由’，你不能拿它当‘翻本的理由’。你要是当翻本，你的血压上去了，你的命就短了。”

第二件，他把自己的钱分了。

他当年转厂子那笔钱，一共一百多万。他跟我说过，他分了四份：一份给媳妇，一份给儿子，一份留着治病，还有一份，二十万，他拿来炒股。

他说：“这二十万，我亏光了也不心疼。”

他后来那四年，这二十万变成了三十来万。他跟我说，他不动本金，他只拿赚的钱出来花。

第三件，他写了一本“病人的事”。

他从二〇二一年开始，写日记。他把自己化疗的每一天，把每一次的难受，他都写下来。他写了三大本。

他说：“我要给我儿子留点东西。”

今年三月，我去看他。他那天精神状态不错，我们在他家那个院子里坐了半个下午。

他跟我说了一段话，我记了下来：

“老汪，你知道我这四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吗？”

我说：“你说。”

他说：“刚知道‘九个月’的时候，我特别怕。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那九个月，我一天一天地数着过。我每天早晨醒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今天离死近了一天。”

“我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不能这么数。”

“我就给自己找了个事。这个事，得每天有，得每天有结果，得每天有盼头，得每天让我觉得，我今天没白过。”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这个盘。它每天九点半开盘，下午三点收盘。这六个半小时，我得盯着。我得判断。我得承受我判断错了的后果。”

“我不能说这个盘能治我的病。它不是药。”

“可它给了我这四年。”

“这四年，是我自己挣来的。”

我那天坐在那个院子里，听他讲完，我眼睛热了。

我说：“立冬，你以后还炒吗？”

他说：“炒。”

我说：“你五十五了。”

他说：“我五十五，我不是七十五。我现在每天早上七点起来，我还能看六个小时。我还能算得清。”

那天我回来的路上，我在车里想了很久。

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也是炒股的。我亏过，我痛过，我后来把股票软件卸了，我跟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碰不得。

我儿子前年问我：“爸，你为什么从来不碰股票？”

我说：“那个东西是赌。”

我今天想，我这个话说得太粗了。

我这个同学简立冬，他炒股炒了三十年。他亏过，他也赚过。但是在他人生的最后这几年，这个“股票”，变成了他每天早上爬起来的那个“由头”。

我今天写这一段，不是想跟大家说“炒股能治病”。

我是想说：一个人，无论在多难的时候，他得有一件“明天早上还想干的事”。

这件事，可能是我这个同学的股票，也可能是我邻居家那个阿姨的花，也可能是我家那个小区门口那个老头，他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磨豆腐。

人活着，不是靠“我不想死”，是靠“我还有事没干完”。

我今年五十六，我这个同学五十五。我们两个，从一九八〇年认识，到现在四十五年。

这五年，我看着他从“九个月”走到了“五年”。

我不能说这是奇迹。他那个病，还在。他每一次复查，肿瘤都在。他吃的靶向药，没停过。

可他还活着。他每天早上七点起来。

上个月，他把那个笔记本给我看。他那个本子，又新买了一本。他在第一页写了一行字：

“二〇二五年。这一年，我还在看盘。”

我看完了，我说：“立冬，你这四个字，比什么药都硬。”

他笑了。

我们两个那天在他家院子里，喝了一点茶。他那个院子有一棵桂花树，去年风大，吹折了一半，今年又发起来了。

我们两个坐在树下，谁也没说话。

太阳从树叶子里漏下来，一小块一小块的，落在我们两个人的膝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