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宋走的那天上午，他五十一岁。

我跟他做邻居二十年，一墙之隔，他家的灶台正对着我家窗户，他家炒辣椒，我家能呛出眼泪。

他叫宋满仓，在镇上开农用三轮给人拉货，砖、沙子、水泥、化肥，什么都拉。每天五点半，车在院里响三下，挂挡，出院门，二十年跟钟一样准。

他这个人嗓门大，心细。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他比人家还高兴；谁家老人住院，他车一停就去帮着抬。桂英在镇上超市理货，一个月两千二，两口子日子过得不宽裕，可街上有事，他家从没落后过。

他儿子宋磊二十二，在县里汽修厂当学徒，女儿前年嫁到邻村，嫁妆是他跑了大半年车攒的。

那天早上没响。

我七点多起来扫院子，扫到他家门口，看见门虚掩着，院里静得不像话。

我喊了一声满仓，没人应。推门进去，看见桂英坐在堂屋门槛上，头发没梳，两只手支在膝盖上。我走过去，就知道出事了。

他是上午走的，九点四十，人倒在院里，桂英把他抱到堂屋的凉席上，谁也没来得及叫。那天的太阳还挺好，晒在他家院里摊着的玉米上，一粒一粒金灿灿的。

我做的头一件事，是把院门掩上。门口已经站了三四个看热闹的，我出去说，人都散了吧，有事下午再来。

然后我给宋磊打电话。他在县里的汽修厂，我说你爸不好了，你赶紧回来，别问。

我又给他妹妹打，她嫁在邻村，接电话时还在喂猪，我把话说得直：你爸走了，你回来。他大哥在镇上住，来得最快，进门腿一软，坐在台阶上。

宋磊回来的时候，鞋穿错了一只，左脚一只黑的，右脚一只棕的。他进院看了一眼，没哭，蹲在墙根下，两只手抱着头。

那半个钟头，院里静得能听见远处公路上过车。

十点半，人开始往院里来。有提着纸的，有拿着香来的，有进门就喊一声满仓然后自己先哭起来的。院里摆不下凳子，有人就蹲在墙根，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谁也不知道该说啥。

桂英在屋里，坐在炕沿上，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往哪儿放。我进去问她殡仪车叫了没有，她说不知道。

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张罗。

我找了纸笔，在桌上摊开，写了一张单子：叫人、借棚布、借桌子、借凳子、买孝布、买纸、联系殡仪车、通知娘家。写一样，划一样。

棚布是东头老赵家的，他家办事剩下的，四米宽，两块。竹竿也是在老赵家院里扛的，六根，两根短一截，拿绳子接上，搭起来的棚子一边高一边低。桌子从村委会借了六张，凳子借了二十个，红的蓝的都有。孝布去镇上扯的白粗布，一块二一米，扯了四十米。我从自己家搬了两条长凳、一个圆桌面、一把斧子，桂英家的菜刀钝得切不动肉，我拿回去在磨石上磨了，刃口能刮下指甲末。

殡仪车是镇上的老陈，电话打过去，他说下午两点到。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手是快的，脑子是空的。

十一点，拉砖的货主还打来电话，问砖什么时候到。宋磊接的，说人不在了。那头半天没说话，末了说了句节哀，就挂了。

十一点半，院门口进来六个人。领头的是街西头的刘三，四十来岁，在镇上打零工，谁家有事都来，来了就爱张罗。另外五个，两个我认得，一个叫二柱，一个外号胖子，剩下三个是生面孔，跟着一块儿进来的。

刘三进门就喊：“嫂子，你别管了，中午的饭我们张罗。”

桂英在屋里应了一声，声音细得像蚊子。我心里当时还松了一口气。

十一点四十，他们在院里支起一张方桌，两条长凳一摆，扑克牌往桌上一放。先是喝茶，喝了半壶。

后来刘三从他那辆面包车上拎下来一个塑料桶，十斤装的，白塑料，没标签，是镇上打的散酒。他把桶往桌上一放，说：“办事呢，得有点响动。”

我说了一句：“中午少喝点，下午还有活。”他笑，说：“老王你放心，误不了事。”我没再说什么。

十二点，菜上来了。是从镇上小饭馆端来的，四个菜：猪头肉切了一大盆，拍黄瓜，油炸花生米，炒鸡蛋。四个菜装在不锈钢盆里，盆沿上还挂着油，端菜的是饭馆老板的小儿子，十四五岁，端完就跑。

六个碗摆开，六双筷子，酒倒进白瓷碗里，一碗三两。

第一碗是刘三端的，他说：“满仓哥，兄弟送你一程。”说完往地上洒了半碗。这一碗洒得我心里还热了一下。

第二碗就不对了。第二碗开始划拳。

“哥俩好”“六六顺”“五魁首”“七个巧”，一声比一声高。刘三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袖子挽到胳膊肘；二柱输了两碗，脸红到脖子，说话开始大舌头；那个胖子最能喊，一嗓子出去，隔着两道墙都听得见。喊到兴头上，胖子还拿筷子敲碗边，当当当，跟打锣似的。

划拳声传过半条街。我站在他家门口，看见胡同口有人探头，看完又缩回去。

桂英从屋里出来倒水。她提着暖壶，走到门边，壶嘴磕在门框上，磕掉一块瓷。她没说话，回头看了我一眼。

就那一眼，我什么都明白了。

她不敢说。男人上午刚走，下午就赶人，这话传出去，人家要说这家人不懂事，说宋家媳妇心眼小。她要是说了，往后这条街上，谁还来帮她。

我把她手里的壶接过来，说：“你进屋，外头有我。”

我进了厨房。做饭的是西头的三嫂子，灶上坐着一口大锅，锅里炖着粉条白菜。她抬头看我，说：“老王，管不管。”我说管。

我先没上桌，我先想了两分钟。这六个人，不是一路人。

刘三是真来帮忙的，从上午就在，搬桌子抬凳子，一趟一趟，汗把后背溻透了一片。他喝酒，是觉得办事就得有个办事的样子。

二柱是来还人情的。去年他娘走，老宋给他家帮了三天忙，今天他不来，他自己心里过不去。他端碗的时候手是抖的，喝到脸上发红，嘴里还念叨一句，宋哥那人，够意思。

那个胖子，是来吃席的，一进门先看菜。剩下三个生面孔，是来看热闹的，跟着刘三进来，谁也不认识，坐下就有酒喝。四种人，不能一样待。

我先走到刘三边上。我没说酒，我先说活。

我说：“三儿，下午的活我排一下。两点殡仪车来，得四个人抬；三点亲戚到，得两个人接；四点搭棚，得六个人上梯子。你看你管哪一样。”

刘三把碗放下，说：“我管抬。”我说行，你管抬，那你现在就别喝了，抬人的喝多了手抖。他愣了一下，说：“老王，你这话在理。”

二柱接了句：“那我们不白喝，我们出力气。”我说力气下午再出，酒先放一放。

我说：“桂英刚才跟我说，菜不够再添，酒先缓缓，她怕你们喝多了下午受累。”

这话是我编的。桂英一个字没说，可这话得从她嘴里出来，才好使。

二柱把碗往桌上一推，说：“那行，不喝了。”

胖子不乐意，说：“人家办事，喝口酒咋了，又不花你的钱。”

我说：“酒是花你们自己的钱，可这院子是宋家的院子。上午人刚走，中午就划拳，这话传出去，你让桂英往后怎么在街上走。”胖子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低头去摸烟。

我把语气放软了一点：“不是不让喝，是这会儿不是时候。等事办完了，头七过了，我请你们仨，一人半斤，我说到做到。”给了台阶，人就下得来。

胖子还要说，刘三伸手按了他一下，说了句：“行了，听老王的。”胖子把碗里剩下的半碗一口喝了，抹了把嘴，站起来去搬凳子。他搬凳子的时候脸还沉着，凳子腿在地上刮出一道白印。

那五斤酒，是我过去之前就喝下去的。我数过那个桶，十斤的桶，剩了一半，正好五斤。六个人，五斤，一人八两多。

下午两点，殡仪车来了，刘三去抬，走了两步，脚底下发飘。我和宋磊两个人抬一头，刘三和二柱抬另一头，胖子在后头扶着。四个人抬，两个人扶，才把人抬上车。

我心里那股火，就在那时候上来的。不是气他们喝酒，是气这个院里安静不下来。

一墙之隔，屋里是桂英跟她儿媳妇的哭声，院里是酒气和烟味。我在院里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我老伴走那年，院里也是一屋子人，没一个人喝酒，都是轻手轻脚地进来，轻手轻脚地出去。

中午那些菜，最后剩了半盆猪头肉。我收桌子的时候，看见桌底下二十几个烟头，还有一摊洒了的酒，混着土，成了泥。我把那摊泥扫到墙角。

那顿饭钱一百三十七块，后来是从礼金里出的。我心里记了一笔：喝酒的钱，走的是给死人的礼。

我想起老宋。去年秋天东头老李家办丧事，他去帮了三天。他不喝酒，一滴不沾，说是年轻时喝伤过。那三天他端茶倒水，谁来了递一碗，谁走了送一步，一句话不多说。

他有一句口头禅：帮忙就帮忙，别把事办成自己的事。这话他跟我说过不下十回。

我们村前年立了红白理事会的规矩，八条，写在村委会的墙上，红纸黑字。

第一条就是白事不设酒；第二条，帮忙的吃工作饭，一菜一汤，不上酒；第三条，礼金统一进礼房，一人记账一人收钱，当天点清。

第四条，不划拳，不唱，不闹丧，不放炮；第五条，席面六个菜，不许加；第六条，烟按人头发，一人一包。第七条，谁张罗谁负责，出了岔子找张罗的；第八条，理事会的理事，本家办事一律到场。

这八条不是坐在屋里想出来的。前年邻村一场白事，帮忙的喝多了，为一句闲话掀了桌子，孝子跪在地上劝，劝不住。事后两个家族结了仇，一年没说话。我们村就是那年立的规矩。

那八条是老宋签过字的。我当时是理事，挨家挨户收的签字。到他家那天，他正蹲在院里修三轮，手上全是机油，擦了半天也没擦干净，就那么按了个红手印。

他说：“这规矩好。白事上喝酒，像什么话。”

这句话，那天中午我一句没提。

提了也没用。人刚走，主家乱成一锅粥，你拿规矩压人，先伤的是主家。再说那六个人是来帮忙的，撕破脸，往后谁还进这个门。

可不管也不行。

理事会的规矩不是挂在墙上看样的。它管什么，我这些年摸出几条。

头一条，管的是场面，不是人。你不是去训谁，你是替主家把场面撑住。第二条，得先跟主家说透，主家点头，你说话才有底气。

第三条，先派活，后说酒。人一忙起来，嘴就闲了。第四条，话要留半句，你把人逼到墙角，他就要跟你顶着来。第五条，账要清，谁买的酒，多少钱，从哪儿出，当天记上。这五条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挨过几回难听话才摸出来的。

那天下午，我做了四件事。头一件，把剩下的半桶酒拎进厨房，搁在灶台底下，拿个盆扣上。第二件，把烟收进礼房，一人一包改成散烟，谁来谁拿一根。

第三件，让胖子和二柱去西屋躺着，别在灵前打呼。第四件，晚上守灵的人我排班，十点到十二点一拨，十二点到两点一拨。

我跟桂英说，你别管了。她坐在炕沿上抬头看我，说：“老王，今天要不是你……”

我说别说这话，满仓在的时候，我家盖房，他给我拉了七天砖，一分钱没要。她低下头，眼泪掉在裤腿上，掉一片湿一片。

晚上七点，人散了大半。灵前的长明灯，我添了一回油，灯芯有点短，我拿剪子剪了一下，火苗窜起来，屋里亮了一层。桂英坐在灵边的小板凳上，手里攥着一块手绢，攥得皱成一团，一晚上没展开。

宋磊跪在灵边，一天没吃东西。我进厨房给他下了碗面，卧了一个鸡蛋，端过去。他吃了两口，放下筷子，说：“王叔，我爸上午还跟我说，下午要去拉一趟砖。”我没接话，这种话接不住。

夜里十点多，我最后一个走，把他家的院门带上，插好门闩。

第二天出殡，天阴，没下雨，风凉。理事会来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一个。

我把那八条规矩抄在一张白纸上，贴在他家院门里侧的墙上。贴的时候，那六个人里有两个在场，刘三和一个生面孔。我没念，我说：“这是村里的规矩，都签过字的，今天按这个办。”刘三抬头看了一眼，说：“按这个办。”

下午的席面，一菜一汤，白菜粉条，鸡蛋汤，没有酒。有人嘀咕了一句，我说：“不是针对谁，这院子里的规矩，谁家办事都一样。”那个人就没再说，低头扒了两碗饭，吃完把碗端到灶台上。

抬棺的十六个人，都是自愿来的。刘三在最前头，肩上垫着一块白布，一声没吭。桂英在门口磕了三个头，磕完站不起来，是她儿媳妇扶的。孝子摔盆的时候，盆没摔碎，滚到了墙根，宋磊愣在那儿，我过去把盆捡起来，递给他，他又摔了一回，这回碎了。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想那五斤酒。六个人，五斤，半条街都听见了。

这条街上，谁家没有白事。今天是宋家，明天可能是张家，后天可能是我家。这话我跟理事会的人说过，他们都说，是这么个理。

人到了那一天，躺在堂屋里，什么都不知道了，剩下的全是活人的脸面。活人办的这场事，办成什么样，就是给走的人留的最后一个样子。样子好看不好看，不在席面，在声音。

白事上喝的那顿酒，喝掉的不是酒。

喝掉的是对死者的那点体面。

帮忙的人，先把嘴上的热闹收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