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荆州江陵，关羽北伐失利，吕蒙率军沿江而上。此时真正决定荆州命运的，并不只是前线兵力，而是江陵、公安两处后方已经失去了抵抗意志。
关羽败走麦城，常被一句“大意失荆州”概括。这个说法太轻巧，也遮住了更复杂的事实。荆州不是一夜之间丢掉的，前线、后方、内部联系和孙刘关系，几股力量同时松动，才造成了连锁崩塌。
关羽并非完全没有防备。孙权派使者提出婚姻请求后，关羽大怒，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依照《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材料，关羽曾在沿江设置烽火台，并安排兵士负责警戒。这说明他知道东吴不可信，也确实考虑过江防问题。
问题在于，防线不只靠烽火台。江陵的粮草、公安的守军、地方官吏的态度，同样决定战局。糜芳镇守南郡，士仁负责公安，二人都与关羽存在矛盾。关羽出征后，前线越是吃紧，后方越需要一个有威望、能协调各方的人坐镇。
有人因此提出，刘备手下并非无人可用，赵云与孙乾为何没有被派往荆州？这个问题有启发性，但其中有一处必须厘清：孙乾并不可能在219年作为成都闲将前往荆州协防。
孙乾是刘备早期的重要幕僚，长期承担出使袁绍、刘表以及曹操方面的联络任务。可是，他大约在建安十九年，也就是214年前后去世。到了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孙乾已经不在人世。把他列为成都赋闲将领，属于年代错置，不能作为历史推论的依据。
赵云的情况则不同。汉中之战后，他的确没有像张飞、魏延那样获得一块明确的外镇地盘，但这不等于他无事可做。刘备称汉中王后，成都、汉中以及益州腹地都需要可靠将领维持秩序，赵云又是刘备最早的亲信之一，兼具护卫、统兵和临机处置能力，不能简单视作闲置。
更关键的是，刘备当时并不在成都。他率主力驻守汉中，面对曹操留下的军事压力。刘备若把赵云调往荆州，必须考虑两个后果：一是成都和汉中的核心防务由谁接替，二是赵云离开后，刘备身边是否还保有一支能够迅速应变的机动力量。
关羽北伐，也不是一次普通的局部进攻。襄樊方向水势上涨，于禁所部被淹，庞德被擒，曹仁一度被围，曹操甚至考虑迁都。战果越大，关羽越需要继续投入兵力。刘备如果把赵云派去江陵，赵云的主要作用多半是稳住后方，而不是直接改变襄樊战场的兵力结构。
有人会说：“赵云若在江陵，至少不会让后方轻易倒戈。”这句话并非全无道理。赵云与关羽关系较好，忠诚可靠，确实比糜芳、士仁更适合承担守备任务。但历史判断不能只看个人交情，还得看调兵是否可行，以及调兵之后哪个方向会出现新的空缺。
荆州真正的危险，也不只是守将能力不足。孙权早已决定夺取荆州，吕蒙先以疾病为名退居后方，又让陆逊写信向关羽示弱，使关羽放松戒备。随后，东吴军队换上白衣，伪装成商人渡江，迅速控制沿岸烽火台。即使守将没有叛变，江防体系也未必能及时发挥作用。
糜芳与士仁的投降，则让局面彻底失控。二人掌握城池和物资，开城之后，关羽军队失去退路，前线将士的家属也落入东吴手中。关羽此前对部下处罚严厉，尤其与糜芳存在长期积怨，这些人心裂缝，最终被吕蒙准确利用。
刘备有没有更好的安排？当然有。若能提前调派一名与关羽关系稳固、又有独立威望的将领坐镇江陵，荆州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崩溃。赵云是合适人选之一，但不是唯一答案。问题在于，刘备必须在汉中、成都和荆州之间作出取舍，而当时每个方向都不容轻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刘备集团在取得益州、汉中后，已经形成多线防御，却没有建立一套足够稳固的荆州内部制衡机制。关羽权力过重，潘濬等地方官吏与他关系紧张，糜芳、士仁又缺少足够的约束。这样的后方，平时尚能维持，一旦主将远征，裂口马上就会显现。
所以，赵云没有前往荆州，未必是刘备轻视关羽，也不能证明刘备故意放弃荆州。孙乾更不存在“赋闲不用”的问题。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刘备为何没有在关羽出兵前，提前调整荆州的人事格局，削弱内部矛盾，并为东吴突袭准备一支能够迅速增援的后备力量。
荆州失守，既有东吴精心策划，也有蜀汉内部失衡。关羽的勇猛改变不了后方人心，赵云的可靠也无法凭空补上战略漏洞。战场上的一支援军，往往只能救一城一地；而人事安排上的长期失误，才可能让整条防线从内部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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