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延安窑洞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面对卢沟桥战事急电，联名致电蒋介石。电文没有空泛口号，只有一个清楚态度：红军愿意接受统一指挥，为保卫平津、保卫国土出力。
卢沟桥枪声传来时，国共两军尚未完成正式整编，彼此之间仍有复杂的历史纠葛。可在民族危亡面前，许多旧账被暂时放到了一边。7月9日，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将领又联名请战，表示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担任抗日前锋。
这份电报的分量，不只在于“请战”二字。红军当时装备有限，长期处于艰苦环境，若进入正面战场，面对的是训练和火力都占优势的日军。明知困难重重，仍然要求上阵，说明抗战已经超越一支军队的自身利益，成为各方共同承担的国家责任。
有意思的是，四川军队的态度变化，同样发生得很快。1937年夏，何应钦在重庆主持整军，因编制和军权问题，川军将领颇多抵触，整军一度陷入僵局。七七事变消息传到重庆后，争执的重点突然变了。
川军将领找到何应钦，表达的意思很直接：“只要能够北上抗日，条件都可以谈。”这不是普通的表态。川军长期驻守西南，部队远赴华北，意味着补给、家属安置和伤亡抚恤都将面临巨大压力。
川军出川誓师时，饶国华说，过去内战有愧于蜀中父老，这次出川抗战，便要尽军人之责，不驱逐日军，誓不还乡。后来四川先后出兵约350万人，伤亡约64万人。具体统计因口径不同略有差异，但四川成为抗战兵员和牺牲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陕西的孙蔚如也没有把请战停留在纸面上。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率领的部队被扩编为第31军团，承担黄河一线防务。出发前，他对部属表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此后部队在晋南、黄河沿线长期作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日军始终未能轻易突破这道防线。
云南方面，龙云将滇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随后开赴抗日前线。龙云身边的侍卫大队长严家训也要求参战。龙云考虑到他的军衔和职务，担心难以安排，严家训却回答：“我出征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当官。”这句话朴素，却击中了军人的本分。
桂永清的选择，更能说明当时军队内部的两难。抗战爆发时，他正在欧洲考察，得知消息后立即回国请战。有关方面要求教导总队先到后方扩编，他便召集部下，把两条路摆出来：一条是留在后方，升官扩军；另一条是奔赴前线，随时可能牺牲。
他说：“全国部队都在请战，我们若只在后方扩编，心里能过得去吗？”随后进行表决，结果没有一人选择留在后方。这支部队后来参加淞沪会战，伤亡极重。装备精良并不能保证生还，真正决定军队成色的，往往是关键时刻愿不愿意把自己放到最危险的位置。
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于1937年8月赶赴前线。途中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他仍坚持前行。淞沪会战炮声传来，他感慨多年奔走呼吁抗日，终于听到了真正的战场炮火。对一名旧军人来说，这既是激动，也是沉重，因为炮声意味着大规模牺牲已经开始。
绥远方向的傅作义，则是在压力中主动求战。日军扶植的伪军不断袭扰察北、绥东和绥远，他多次请求出兵，却受到“非不得已不可轻易开战”的限制。忍无可忍之时，他对部下说，守土军人不能坐视敌军步步逼近，并以岳飞三十八岁殉国自勉，表示自己即便战死，也死得其所。
这些请战并非都能换来胜利，甚至有些部队在开赴前线后很快遭受重创。但历史不能只用胜负衡量。1937年的中国，地方军、中央军、红军将士以及各地军政人物，面对的是同一场民族危机。他们用出兵、守土和牺牲，把“抗战”从一纸宣言变成了战场上的实际行动。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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