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扩情拒绝逃往台湾，被捕后反问解放军：你们抓我作甚？我已出家|何应钦|张学良|曾扩情|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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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1949年12月，四川广汉，山里一座古寺。解放军顺着线索找到禅房，带队的干部念了一个名字。屋里坐着的那个人刚剃了头，他说自己已经拜某位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之中，你们还抓我作甚。

抓他的人没跟他争这个，只说了一句：削发多年的原军统行动处长宋灰鹤也是真和尚，一样归了案；这话一落，老头不再辩了。

这个老头叫曾扩情，那一年五十五岁。从考进黄埔到躲在庙里，二十五年过去，他一步也没离开过国民党的党务和政训。他没有兵，也没有地盘，身份却丢不掉：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这两样都在要抓的名单上。他这人不是带兵的将领，说白了就是管人的人，一辈子替上面看人、挑人、记人，没干过别的。他考黄埔那一榜，复试第二名，胡宗南、戴笠见了他，都要叫一声“扩大哥”。

他是四川威远人，祖辈务农，家里没有地产。念过县立中学，当过小学教师，做过区劝学、区团总，后来因为跟川军一个营长闹翻，辞职去了成都，考进省立茶务讲习所；1920年毕业后带过一个茶业考察团，跑过武汉、安徽、南京、上海、杭州。1922年他到了北京，考进朝阳大学法律系，没等毕业就南下了。

1924年他还在北京，由李大钊等人保荐，和同学胡宗南一道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入学考试的榜单贴出来，五百多人里，第一名是共产党员蒋先云，第二名就是这个无党无派的四川人，两人同分在第一队。那一年他三十岁，比同队的人大出一截，社会经验也多，爱帮人跑腿办事，“扩大哥”这个称呼就是从这儿来的。

毕业后分在军校学兵队当见习官。1925年春，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把他调去做编纂；东征打惠州，他在城下负了伤。伤好之后一路做到团党代表、师政治部主任，走的就是政工这一条路。这条路本来走得顺，如果不是后来那些变故，他大概会一直做政治工作。

1926年，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把曾扩情调去当秘书，管部里的日常文电。这一年夏天北伐开始，经他介绍到湘、鄂、赣等省部队任职的黄埔同学有两百多人；谁在哪一军、干得怎么样、听不听话，档案都在他手里过一遍。

也是这一年，黄埔同学会开始筹备，指定九个人做筹备委员；1927年6月正式成立，蒋介石指派他当干部委员兼秘书，职责写得明白：对会员负有监督、考核、指导之责。这个位子不起眼，管事的面却极宽。1928年3月，同学会在南京开全体大会，那时会员已经有七千七百多人，蒋介石圈定他当干部委员兼书记长，对后期同学提携奖掖，很下力气。这就是他后来干政训的本钱：判断人，先判断这个人靠不靠得住，再看他能不能干。

1931年11月，他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黄埔学生进中央委员会他是头一个；这一年他三十七岁，从入学到进中委只用了七年。

1932年，蒋介石着手组建复兴社。筹备的是贺衷寒和曾扩情，蒋介石圈定的十三名骨干里，两个人都在其中，外间就叫“十三太保”。这十三人各有分工，有的管组织，有的管宣传，有的管情报，散在各处，彼此通气。他年纪在里头偏大，被叫作“大太保”。

复兴社下面这一摊，核心是政训和特务两条线。曾扩情走的是政训这一条：往部队里派政治教官，管宣传、管思想、管干部考核。1932年起，他先后当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的军队党务特派员、国民党四川党务特派员，1934年春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处长。

虽然这个差事看着是文职，但一头连着军队，一头连着情报。北平城里的学生运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动向、日本人的试探，都要经他的手往上面报。他做得很认真，天天看报、开会、写报告，一心想把事情办好；也正因为如此，很快就撞上了一件他自己做不了主的事。

1935年，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条款里有一条，要求罢免一批国民党的华北负责人，曾扩情和于学忠、蒋孝先等人都在这张名单上；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被解散，北平军事杂志社被解散，复兴社这类秘密机关被取缔。

他当时正在北平宣传抗日，看到条款直接去质问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很实在：要不是蒋介石授意，他哪敢签字。这句话对曾扩情的打击，不在丢官，在他心里那杆秤。如果何应钦说的是实情，这张名单看来上面早就拟好了，日本人只是照着念了一遍。他后来写回忆，说从此以后，蒋介石在他心里的政治信誉“打了折扣”。

但人还没走，日本浪人已经开始到他中南海的住处骚扰，他没有声张，悄悄离开了北平。一个管了多年干部考核的人，头一回发现自己的名字也会被人从名单上划掉，而且划得这么干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他当时的职务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和张学良的部队同在一城。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把他找去，把发动事变的初衷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希望他出来做个广播讲话，把原委告诉外面。

他答应了，也讲了，讲话的内容是替张学良解释：这一举动不是背叛，而是为了抗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认定这篇讲话是替共产党张目，不知廉耻。曾扩情的飞机一落地，戴笠就带着人等在那儿，说了一句：扩大哥，对不起了，上边要你反省反省。

那一次他差点没命。胡宗南等十几个人联名写信求情，才把人保下来。命保住之后，位子没了。抗战八年，他做过第八战区政治部、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1943年授少将，官名一路都有，兵却一个不归他管。1945年他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出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算是回到家乡做党务。这个主任委员手里能调动的，主要是文书和宣传。

1949年，四川易手在即，胡宗南到处找他，机票都替他买好了，要拉这位“扩大哥”一起走。但他没有去，也没有起义，更没有露面，而是往广汉的山里走，进了一座古寺，剃了头。这一步走得很像他这一辈子的作风：不站队，先找个中间地带待着。西安事变时他站在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讲话，结果两头都不认；这一次他想站在佛门和尘世之间，做一个不用表态的人。

被俘后押到重庆白公馆，管理人员安排高级犯人住楼上，条件好些，他坚决不去，非要住楼下，跟一群小特务挤在一起。他的理由是：有低级犯人发过牢骚，说官越大罪越大、待遇越好，他便认定住楼下判得轻、放得早。

一直住到西南公安部撤销，楼下的犯人被送去农场，剩他一个人，才不得不搬上楼。搬上去那天他很生气，觉得自己在楼下白受了那么久的苦，到头来还是一样。

按当时的规定，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以上集中北京管教。曾扩情是被俘国民党官员里党务职务最高的一个，因此进了北京的这处战犯管理所。他在里面人缘不坏，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从不与人过不去，被推举做了负责清洁的委员。有一回管理员一进门就连声道喜，说明天或后天就送各位回去。满屋子人脸色全变了，在国民党监狱里向犯人道喜就是报送上路的说法，沈醉当场就骂开了，说太缺德，明知要处决还不让人安生两天。管理员听完哈哈大笑，说谁要处决你们，是给你们换住处、改善伙食，粉刷一新的房子，一人一张小床。

1959年12月，特赦名单公布，上面有他。此后他定居辽宁本溪，任辽宁省政协委员、省政协秘书处专员，后来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写了不少文史资料。

1988年11月，他在本溪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