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媒体人，竟然因为揭露犯罪集团的罪恶，被人出钱雇凶，跨省绑架，殴打致死，最后被遗弃在荒山野岭。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已经去世将近两年，公众却一直以为他只是被抓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停止了更新。
10月27日，界面新闻披露了自媒体人“徽剑”遇害案的详细经过。2024年11月10日，徽剑在广东惠州遭到冒充警察的犯罪团伙绑架，被强迫删除公众号文章，随后遭到反复殴打，最终死亡。11月13日，他的遗体在江西定南被发现。
根据媒体披露的法院裁判材料，这是一起由境外人员出资指挥、国内犯罪团伙具体实施的有组织暴力犯罪。有关被告人已经受到法律惩处，幕后指使者的完整身份和关系网络仍有待进一步查清。
指使犯罪分子将徽剑打晕，用钳子夹掉他的手指的“泰哥”，至今尚未落网。他杀人的理由，竟然是认为徽剑在拷打中“说假话”。一个说真话的人，被认为说假话而死。真是一个残忍的嘲讽。
徽剑究竟得罪了谁？2024年8月，他曾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开举报柬埔寨安徽商会会长刘忍，指控其涉及赌场暴力放贷、电信诈骗园区、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当时，刘忍还是一位颇有身份的侨领，经常参加各种官方和民间交流活动，热衷于慈善捐助，在一些媒体报道中俨然是成功企业家。面对举报，他以商会名义发表严正声明，声称遭到恶意诽谤。
到了2026年6月，刘忍被中国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公安部通报确认，他是陈志特大跨境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涉嫌网络赌博、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多项犯罪。徽剑当年的举报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不能据此认定其所有指控都已获得司法证实，但他确实揭开了一个重大犯罪集团的部分黑幕。
如今，这个集团的骨干落网了，揭露他们罪恶的徽剑，却再也回不来了。
读到这个故事，令人悲愤，也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些因为坚持讲真话而失去生命的人。
清朝末年，有一位名叫沈荩的报人。1903年，他在北京遭到清廷逮捕，最终被残酷杖杀。传统新闻史常把沈荩之死与他披露中俄秘密交涉联系起来，称他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早以身殉职的记者之一。尽管后来的历史研究对密约泄露过程及其遇害的直接原因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沈荩遭清廷残杀，以及他的死亡引起报界强烈反应，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1926年，《京报》创办人邵飘萍因批评北洋军阀，遭到张作霖控制的军警逮捕，随后被枪杀于北京天桥。邵飘萍是中国新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提出，记者尽职需要道德人格、侠义勇敢和坚定的责任心。他自己最终为这种职业信念付出了生命。1949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还有张志新。那是更加令人痛心的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的张志新，公开批评林彪、江青等人的错误行为，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遭到迫害。她在牢狱中经受长期折磨，1975年4月4日被杀害。1979年，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张志新留下过一句话：“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
每次读到这些历史，都会让人感到沉重。沈荩、邵飘萍、张志新生活在不同年代，面对的压迫力量、斗争对象和社会环境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遭遇都说明了一件事：当真话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讲真话的人就可能遭到报复，甚至付出生命。
徽剑的遭遇，让这种历史的沉重感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
当然，徽剑并非一位毫无瑕疵的英雄。他只是一个自媒体人，没有传统新闻机构的身份，也没有专业记者的职业保障。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他此前的经历，不知道他为什么热衷于揭露东南亚的犯罪集团，也无法确认他每一篇文章的真实性。他的举报究竟出于社会责任、个人恩怨、商业纠纷，还是几种因素兼而有之，都需要根据证据判断。
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否定他所揭露事实的理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真话的价值，不因讲述者的身份、动机和个人品行而改变。
一个人可能出于私人恩怨举报犯罪，但举报的事实依然可能是真实的；一个人可能为了获得流量而曝光黑幕，但黑幕不会因为他追求流量就自动消失。即使一个人自己也有缺点，甚至曾经做过不光彩的事情，也不能因此否认他所揭露的罪恶。
我们没有必要把讲真话的人都塑造成圣人。社会也不应该要求每一个揭露问题的人，先证明自己品德高尚、动机纯洁、毫无私心，才有资格发言。
如果真话只有从圣人口中说出来才有价值，那么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多少真话了。
现代社会之所以建立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允许公众举报，保障公民表达权利，就是因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能犯错，也可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隐瞒事实。社会需要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需要有人将那些被掩盖的问题揭示出来，让公众了解，让有关部门调查，让违法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尤其是面对组织严密、资金雄厚、具有暴力能力的跨国犯罪集团，信息公开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犯罪集团可以通过金钱和身份包装掩盖罪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树立正面形象，甚至让正常的商业活动成为违法犯罪的掩护。外界能够看见的，往往只是他们愿意展示的部分。
有人敢于把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讲出来，就为社会发现犯罪、打击犯罪创造了机会。
这是舆论监督的公共价值，也是讲真话的力量。
徽剑没有记者证，也没有主流媒体的身份。他的文章可能不够规范，表达可能不够客观，个人动机也可能并不高尚。但是，当他所揭露的问题涉及重大犯罪活动，并且因此遭到有组织的暴力报复，最终失去生命时，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他的行为。
他所承担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自媒体人的日常工作。他以个人的力量，挑战了一个拥有庞大资金、跨国关系和暴力资源的犯罪网络，并因此付出了生命。
这份代价，值得社会给予最基本的尊重。
还有一点令人难以释怀。徽剑遇害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他涉嫌敲诈勒索、被公安机关拘留的消息，甚至此前的媒体调查也没能及时发现他已经死亡。有关传言是否存在蓄意操纵，仍然需要调查，但客观上，这些消息让一个人的突然消失获得了看似合理的解释。
直到两年之后，公众才通过司法裁判材料得知，他早已死于暴力犯罪。
一个揭露犯罪的人被杀害，关于他涉嫌犯罪的传闻却曾经广泛传播。这种反差，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对于那些敢于揭露重大违法犯罪的人，社会除了保障表达权利，更需要建立有效的人身安全保护机制。不能等到一个人已经遇害，才意识到他此前面临的危险。
今天，徽剑案中的直接犯罪者已经受到法律惩处，这是法治的力量。但我们仍然需要追问，谁提供了他的个人信息？境外犯罪势力为什么能够组织人员在国内实施绑架？幕后出资、指挥者是否已经全部归案？今后怎样才能避免类似悲剧？
这些问题关系到每一个可能成为举报者、监督者的普通公民。
按照我国法律，烈士有严格的法定评定程序，不能由一篇文章直接认定。但在道德意义上，我愿意把徽剑称作一位为讲真话而牺牲的烈士。
这份敬意，不意味着他是完人，也不要求证明他是善人。我们尊重的，是他所揭露的真实犯罪问题，是他为此承担的风险，以及他最终为公开表达付出的生命代价。
“有缺点的战士依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只不过是苍蝇。”一个人可以有许多缺点，但他讲出来的真话依然有价值。一个人可以有复杂的动机，但他因揭露犯罪遭到杀害，依然是一场值得全社会警醒的悲剧。
我们可以纪念沈荩，纪念邵飘萍，纪念张志新，也应该记住徽剑。时代不同，身份不同，遭遇也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提醒我们，真话需要有人讲，讲真话的人需要有人保护。
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应该尊重那些为真话而死的人，更应该让讲真话的人能够平安地活着。
徽剑死了。他未必是一个完人，也未必是一个善人，但他揭露罪恶的行为值得尊重，他因公开表达而失去的生命值得纪念。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媒体人，同时也是烈士。
但愿他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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