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北京，殿试放榜前后，孙毓汶与翁同龢这两位年轻士子，被许多人看作状元最有力的竞争者。一个出身显宦之家，一个同样家学深厚，二人年纪相近，文章也各有名气。
那一科的竞争并不只是考场上的较量。清代科举重视文章，也重视门第、师承和阅卷大臣的判断。孙家与翁家都明白，若能夺得状元，日后的仕途便多了一层声望。因此，两家表面往来客气，暗中却难免较劲。
关于“考前灌醉翁同龢”的说法，流传很广，但具体细节缺少完整的官方记载，后人讲述时也有添饰成分。较为常见的版本是，孙家以翁同龢路远为由，请他到家中暂住，又设酒款待。
酒席之上，主人频频劝饮。翁同龢本来就要应试，按常理不应多喝，可在宾客相劝下，仍然醉得厉害。孙家见状，心中便有了判断：若一夜不能清醒，第二天的文章必然受到影响。
“只要他明日精神不济，这场较量便有机会。”据说，孙家人曾有这样的盘算。
孙毓汶本人也没有继续苦读，早早歇下。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对手已经被酒力拖住，状元似乎唾手可得。可科举场上的胜负，往往坏在一个“似乎”上。
翁家很快得知消息，连夜派人将翁同龢接回。家人没有让他继续饮酒，而是准备解酒之物，又让他安静休息。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曾任翰林，熟悉朝廷文书和经世议论，临睡前还把近期奏折中涉及的政务要点讲给儿子听。
“不要再想酒席上的事，稳住心神，照常应试。”父亲这样叮嘱。
第二天进入考场后，翁同龢能否恢复状态，仍要靠自身学问。流传的故事把他的清醒归功于家人照料，也把临时听到的政务内容说成文章发挥的助力。结果却是明确的：翁同龢高中状元，孙毓汶列为二甲前列，民间因此常称其为“榜眼”。
这次失利，让二人的关系添上了难以消除的隔阂。后来，翁同龢逐渐成为光绪帝的老师，属于清流一派；孙毓汶则长期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机构任职，与慈禧太后的政治路线更为接近。早年的考场竞争，经过多年官场风云，渐渐变成了政治立场上的分歧。
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主张抵抗日本，孙毓汶则更多站在主和一边，并参与处理战后政务。1895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后，朝廷内部对责任和策略的争论十分激烈。翁同龢后来失去权势，孙毓汶却因得到慈禧信任，继续留在权力中枢。
然而，孙毓汶一生真正难解的心结，并不只在仕途。
他的生母是父亲孙铭恩的侧室。按照当时宗法礼制，正室与侧室的身份差异，会影响祭祀、名分以及安葬安排。孙家另一支中，孙毓桂早年考中状元，家族声望很高。相较之下，孙毓汶虽为进士，却始终觉得生母在家族中受到冷落。
母亲晚年随他居住北京，去世后，孙毓汶将灵柩送回故里安葬。问题也随之而来：侧室能否进入祖茔，必须经过家族认可。族中若不同意，便只能另择墓地。对孙毓汶而言，这已经不是一处墓穴的问题，而是母亲一生名分未正的延续。
他于是向慈禧太后递呈书信，陈述母亲的身世和家族处置经过。民间叙事称，慈禧阅后下旨，追封其母为一品夫人。由于这类细节在不同材料中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具体批语难以逐字核实，但孙毓汶借助权力为母亲争取名分，确有其时代背景。
有了宫廷诰封，葬礼的规格随之改变。孙毓汶还主张将父亲迁出原葬处，与母亲合葬。此举触动了宗族旧制，也让族人感到家族秩序被外力强行改动。亲属不便公开违抗，却逐渐与他疏远，后来甚至断绝往来。
这件事看似是孙毓汶赢了。他借慈禧的权威，让母亲获得了生前未有的名分，也完成了合葬心愿。可权力能够改变仪式，却未必能够修复亲族关系。宫廷诰命压得住一时议论，却压不住家族内部长期积累的不满。
1899年，孙毓汶去世。慈禧去世后，孙家旧有安排又出现变化，关于墓地、祭祀和族产的处理，也留下了复杂纠葛。那场围绕状元的旧日竞争，最终没有停在金榜题名处，而是一路延伸到官场、宗法与母亲的身后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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