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那个晚上，我妈推门进来给我送牛奶，看见我像一条被捆住的鱼一样直挺挺躺在床上，膝盖上缠着一条棕色的旧皮带。

她吓了一跳，牛奶差点洒在地上：“你这是干什么？”

“绑腿。”我说，“长个儿。”

她看了我半天，把牛奶放在床头柜上，伸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你没事吧？”

我把她的手拨开：“妈，你别管了。我有数。”

那会儿我初三，刚开始窜个子，但我总觉得不够快。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初中里，身高就是尊严。男生之间比个子，矮的永远被叫“小不点”，体育课站队永远站排头，打篮球永远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拨开。

我最好的朋友初二那年一下蹿了十几厘米，放学走路的时候，他拍着我后脑勺说：“你得多吃点，不然以后坐公交，人家以为我是你爸。”

这话是玩笑，但我记着。

到底是谁跟我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伸直，能比预期的高度多长10%到15%”，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哪个亲戚，可能是哪个体育老师，也可能只是某个同学嘴里的一句闲话。

但我深信不疑。那几年，我整个人就像一棵拼命往光里挣的树，挂在嘴边的话题永远是：吃什么长个儿，做什么长个儿，怎么睡长个儿。

然后我就想到了腿。

晚上睡觉时，人总是会不自觉地蜷缩，膝盖弯起来，像虾米一样弓着身子。我想，要是我能把腿固定住，不让它弯，那一整晚都在拉伸，是不是就能多长出来那么几厘米？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按不回去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直接翻出了我爸的一条旧皮带。那条皮带头已经磨得发亮，扣眼那一段都是深深的折痕。我把它缠在膝盖上，绕了两圈，用力勒紧，把扣针插进孔里，然后试了试，腿确实弯不了了。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整个人像一根棍子一样僵直。膝盖那里被皮带勒得发麻，血液感觉都是在慢慢流动的，像一条河被石头堵住了，只能一点一点地渗过去。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解开皮带的时候，膝盖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红印，过了好一会儿才消下去。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但第二天晚上，我还是绑了。

这件事让我很上瘾。后来的坚持，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长高，更像是跟自己较劲。每天晚上那个仪式感很强的动作——解开皮带，把腿伸直，绕上，勒紧，扣上，然后躺下，等待着困意把知觉侵蚀——成了一种我自己的秘密仪式。

我爸妈不太了解这件事。我妈头几天还劝我别绑了，说听起来就不靠谱，怕我把腿给勒坏了。我爸倒是没说什么，只是有一次路过我房间，看我绑着腿躺在床上，看了半天，说了句：“我听说人家练跆拳道的也这么拉筋。你试试吧。”

他心里其实也是盼着我长高的。哪个当爹的不盼着儿子比自己高呢？我爸一米七二，我妈一米六出头，按照遗传学的算法，我能长个一米七五就算不负众望了。但我想要的比那更高。

我在课上偷偷查过，那些打篮球的男运动员为什么那么高？除了基因，就是因为运动。但我不爱运动，也懒得跑。我总觉得像我这种懒人，必须在别的事情上更努力一些。

我舍友是最先发现我绑腿的人。因为宿舍的床太窄了，我伸直了腿，会顶到床尾的护栏，发出“咚”的一声响。他一直以为我有毛病，有天晚上问我：“你腿上绑的什么东西？”

我说：“皮带。”

“你绑皮带干嘛？”

“长个儿。”

他笑了，翻了个身，说了句“神经病”，又睡了。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隔壁几个男生那里，我成了年级里的怪人。有人给我起外号叫“绑腿侠”，有人见了我问：“哎，今天绑了没？”我一开始还觉得丢人，后来就无所谓了。

我甚至会在他们面前大方地承认：“绑了，怎么了，我该长个儿还是会长个儿的。”

那时候，我是真的很笃定。

笃定到甚至觉得自己一定会长到一米九。

但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想放弃。那是冬天。

北方的冬天，宿舍里没有暖气，窗玻璃上会结冰花，被窝里冷得像冰窖。人的身体在寒冷的环境下，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蜷缩，缩成一团，把热量尽量留在体内。

可我的腿被皮带绑着，没有办法蜷起来，整个人只能像一条冻僵的鱼一样直挺挺地躺着。

膝盖在寒气里发酸、发疼，有时候那种疼会顺着骨头缝一路蔓延到脚踝。我蜷不了腿，只能把脚踩在被子上，或者把另一条被子叠起来垫在脚下，但无论如何，那股寒意依然顺着皮带的缝隙往里钻。

我试过不绑了。有一天晚上实在太冷，我解开皮带，把腿蜷起来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像被拯救了一样，舒服得差点叫出声。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又开始不安。我总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一蜷，让我今天少了零点几毫米。

这种念头像虫子一样在我脑子里爬，不致命，但咬人。

我重新绑上了。

第二年冬天，我学聪明了，往脚底下放了一个暖水袋。是那种老式的红色橡胶暖水袋，往里灌热水，再用塞子拧紧。我的脚踩在暖水袋上，温度顺着脚底往上传，那条腿终于不再僵硬得像根冻透的木棍。

我终于能睡着了。

我妈后来跟我说，她那段时间总觉得我魔怔了。早上起来，看见我膝盖上的红印，她经常红了眼眶，但她又不敢说什么。因为她知道，劝我没用，我心里那股劲上来的时候，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你是真的跟自己较上劲了。”她说。

我承认，我确实跟自己较上劲了。

初三那年，我开始长个儿了。先是裤子短了，接着是校服袖子短了，然后我妈发现，她的视线越来越低了。她看我的时候，需要仰着头了。我量了一次身高——一米七八。

我站在身高尺旁，看着那个数字，有点激动。但我也记得很真切，我摸着自己膝盖上那一道已经有点泛白的旧勒痕，心里想的是：还不够，还能再高点。

高中三年，我还在绑。上了高一，我长到一米八三。高二，长到一米八五。高三，一米八五，之后再也没有动过。

那一年，我终于不绑了。没有特别的原因，就是有一天晚上回到宿舍，我习惯性地抽出那条皮带，看着上面那个被我反复勒紧而留下的深深折痕，忽然觉得有一点陌生。

我不想绑了。我把皮带丢进了垃圾桶里。那是我爸那条旧皮带，陪我初中到高中，六年。它旧了，我也长成了。

我现在一米八六。不算特别高，但在人群里也算是个高个子了。每当有人问我是怎么长这么高的，我都会笑着说：“多吃饭，多睡觉。”

我没有骗他们。多睡觉，是真的。我睡了六年，被皮带勒着睡的。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早就忘了每天晚上绑腿时的酸痛感了，也忘了冬天冷得睡不着的时候，就只记得那种执念，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我身上，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傻，又有点可爱。

我儿子今年上初一了，个儿不高。他有一天晚上在饭桌上忽然问我：“爸，我要是长不高怎么办？”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认认真真地说：“别怕，爸有绝招。等你再大点，爸教你。”

他眼睛一亮：“什么绝招？”

“拿皮带绑腿。”我一本正经，“就是有点疼，你得忍着。”

他皱起眉头：“疼就算了，我不绑了。”

我笑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绑。但没关系，他以后也会长高的，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只是我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也为了一个听起来有点荒唐的目标，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在那条路上，走得比我还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