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来源：1964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程一鸣在兰州》系列考证文章、《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广东省地方史志资料及公开军统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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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珠海拱北关闸。
珠江口的冬天多雾，海面一层灰白的水汽压得很低。
关闸这头是新中国的边防，闸门那头是葡萄牙当局管治下的澳门。
边检战士裹着棉大衣站在哨位上，探照灯的光柱在雾里扫出一道昏黄的边。
闸门缓缓推开一条缝，从澳门一侧走过来一家人。
走在前头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穿一身半旧的深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擦得干净。
他手里提着一口棕色皮箱，身后跟着妻儿。
一家人脚步不快，穿过雾，径直朝检查棚走来。
男人把皮箱放在桌上，向值班的边防人员说明来意，要求面见负责的首长。
值班人员接过证件，核对姓名，手停住了。
证件上写着的名字，在这一带的边防通报里反复出现过——程一鸣，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少将站长。
这样一个级别的情报头目，没有任何预兆，自己提着箱子，带着全家，从澳门走回了大陆。
消息当天从拱北送到珠海，再从珠海加急送到广州。
广州方面立刻安排专人接待，把这一家人接到了省城。
五天之后，十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了这条消息。
这一年，程一鸣五十七岁。
他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里前后待了三十一年，从南京复兴社的一名少校股员，一路做到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再到退据港澳之后的澳门站少将站长。
这口皮箱里装着的物件，此后被《人民日报》逐条披露，也成了海峡两边情报机构事后反复复盘的一份卷宗。
一九六四年的拱北，还不是后来那个车流如织的口岸。
关闸两侧是低矮的民房和连片的水田，清晨路上行人稀少，边防战士的换岗声在雾里听得格外清楚。
这样一个普通的冬日清晨，本来不会在这座小关闸的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直到那一家人从雾里走过来。
【一】从香山农家到上海工运
程一鸣一九〇七年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市南蓢亨美村。
中山旧称香山，靠海，外出做工和闯南洋的人多，风气也比内地开通得早。
他八岁进私塾，十岁进村小学，后来考上云衢中学，读了没几个月，母亲病逝，父亲续娶，家里的日子一下子紧了，他就此辍学回家帮忙料理家务。
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刚过，十七岁的程一鸣离开家乡，先到香港，再换乘轮船北上上海。
他在上海虬江路的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学的是机器修理。
出师之后，他先后辗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在车间里当了一名熟练的技工。
二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租界里外纱厂、烟厂、纱厂一座挨着一座，几十万产业工人聚集在闸北、沪西一带。
程一鸣在车间里干了几年，亲眼看到洋人监工怎么打骂工人，也看到工友们怎么一个传一个地组织起来。
一九二六年夏天，他曾随人到汉口大智门附近的一家机器厂做工，在那里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工人集会和游行的场面，心里那团火被点着了。
上海的工厂区，夜里机器声不停，白天工人们从虹口、闸北的棚户里走出来，成群结队地进厂。
程一鸣这样的机器修理工，在车间里技术好、说话有分量，是各厂党组织重点争取的对象。
他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做过工，熟悉烟厂工人的处境；又在永安纱厂待过，纱厂里包身工的凄惨他看在眼里。
几年工人当下来，他对这座城市里资本家和洋人监工的那一套，已经没有任何幻想。
一九二六年十月，程一鸣回到上海，在闸北青云桥光明电器厂做机器修理工，租住在青云路一间民房的亭子间里。
同楼住着一位上海大学的学生，名叫马异，经常和他聊时局、聊革命。
经马异介绍，程一鸣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他按照组织的布置，在光明电器厂里做宣传鼓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
那几年上海的局势瞬息万变。
北伐军节节胜利，上海的工人三次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占领市区。
程一鸣作为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他在车间里认识的那些工友，很多都和他一起袖扎红巾、手里拿着铁条和老套筒，冲向警察局和兵工厂。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翻脸，大批工人和共产党人被捕被杀。
程一鸣上了缉查的名单，在上海已无法立足。
这年十月中旬，党组织安排他转移。
他从上海乘船北上，到海参崴上岸，再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一路向东，前往莫斯科。
【二】莫斯科的三年与脱党
程一鸣被送进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中山大学。
这所学校专门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中国学生里既有后来的共产党人，也有日后国民党阵营里的骨干。
在莫斯科的三年，程一鸣系统学了革命理论，也学了情报工作的基础知识。
他原本以为熬过清党的风波就能回国继续干革命，没料到校内的斗争比外面还激烈。
当时王明，也就是陈绍禹，在校内搞所谓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运动，借机排斥异己。
程一鸣被安上三条罪名：父亲在香港开旅店被算作资本家，他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说他对苏联不满；说他不学俄文、无心革命理论。
这三条压下来，一九三〇年秋他回国时，党籍已经没了。
回到上海，程一鸣被安排任中共上海五金机器厂工会党委书记。
组织上告诉他，先在工人里头扎根。
可没过多久，一九三一年五月，党组织和工会方面正式通知他，停止与他的一切联系。
一个曾经在上海工人起义里冲在前头的党员，就这样成了旁人眼里的脱党分子。
脱党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在上海做工、教书，还办过几期名叫《聊斋》的杂志，勉强糊口。
中间他去过河南陕县，在杨虎城部陕西警备师马青苑的政治部做过一段宣传工作，看清这支部队没有什么前途，又留书返回上海。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程一鸣在上海家中闲居，日子过得苦闷。
他和妻子卢吉珊都因脱党感到前途渺茫，曾动过去西北搞军运的念头。
两人一起到河南陕县拜访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想在那边谋一条出路。
程一鸣留在马青苑的政治部做宣传工作，没多久就看出这支部队成分复杂、没有革命前途。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认定跟着马青苑没有指望，留下一封信，说要回上海从事抗日工作，就此离开陕西。
回到上海之后，他有时做工，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书，还和朋友办过几期名叫《聊斋》的杂志。
一个曾经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里冲在前头的党员，此时沦落到靠教书和办杂志糊口。
这段日子是他人生里最低谷的一段。
一九三三年春节过后，经莫斯科的老同学吴景中多次游说，又经另一位老同学、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邓文仪举荐，程一鸣到南京的留俄学生招待所登记自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张冲亲自找他谈过话，发给他一张自新证。
随后他被派到南昌行营调查科任军事股少校股员。
这个调查科的科长，正是邓文仪。
没过多久，南昌行营调查科整体并入戴笠主持的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由此进入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军统系统。
从一九三三年算起，到一九六四年离开澳门，程一鸣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前后干了三十一年。
他先后在复兴社特务处当统计股股员、华南股股长、华东股股长，又凭在莫斯科学过的情报专业，从一九三四年起被戴笠调到各地特训班当教官。
临澧特训班、黔阳特训班、兰州特警训练班，他一步一步从教官做到总教官。
军统后来派往全国各地的站长、组长，有不少人听过他的课。
特训班的日子是封闭的。
校舍藏在湘西山沟里，四周围着岗哨，学员入学先填三代履历，再一关一关地审查。
课堂上教的是情报学、密码学、爆破学、擒拿术，野外练的是跟踪、脱梢、秘密接头。
程一鸣教的是情报学和业务课，讲的都是他在莫斯科和上海摸爬滚打出来的实际经验。
戴笠办特训班的思路很明确：他不要只会打枪的特务，他要一批懂理论、能独立开摊子的情报官。
程一鸣这样有留苏背景、又懂工人运动的教官，正是戴笠需要的那种老师。
【三】西北区长到广州逃亡
抗战爆发后，程一鸣被派回上海，担任复兴社上海区书记，负责对日情报搜集和锄奸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苏州，他又被调外勤，出任复兴社特务处苏州特别组中校组长，专门收集日军和汉奸的活动情报。
苏州沦陷之后，他撤回上海，继续在孤岛环境里从事情报工作。
一九三八年八月，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局。
戴笠在湖南临澧办起军委会特训班，自兼主任，程一鸣被调去当上校教官。
这一时期特训班里的主要骨干，像余乐醒、乔家才、谢力公、吴景中，多半都是从苏联回来的脱党人员，程一鸣和他们共事多年。
一九四一年春，程一鸣被派往兰州，出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
西北区是军统局最大的一个区，管辖范围覆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对外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的名义作掩护，办公地点设在兰州城里的曹家厅。
他的公开身份是第八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业务涵盖搜集陕甘宁边区情报、监视西北诸马和新疆盛世才、控制交通邮电检查等。
西北区表面上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指挥，实际上由重庆军统局直接领导。
区办公处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合署办公，对外是一块军事调查的牌子，对内是军统在大西北的总据点。
程一鸣到任之后，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的情报网络重新梳理了一遍。
马栏组设在靠近陕甘宁边区的甘肃陇东，专门收集边区的军政情报；新疆迪化组盯着盛世才的动向；兰州本地则控制着航空、公路、邮电的检查所。
整个西北区在他手里运转了四年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一架苏联运输机载着从苏联治伤回国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在兰州降落。
程一鸣接到报告后立刻电告重庆，蒋介石密令他好好接待、妥善护送。
他私下找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请谷出面在省政府后花园船厅宴请林彪，陪客有第八战区参谋长张鉴桂、民政厅厅长赵龙文和他本人。
林彪身着苏联草绿色呢军服赴宴。
宴会结束后，程一鸣又请赵龙文电报西安胡宗南，通知甘陕两省驻军沿途保护。
林彪在兰州励志社住了几天，坐汽车经西北公路安抵延安。
一九四三年，程一鸣到重庆开会，戴笠和他谈起这件事，说林彪是黄埔军校的好同学。
一九四三年夏，蒋介石夫妇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从重庆飞抵兰州，住在九间楼戴笠的寓所，警卫事宜由程一鸣一手安排。
这一年他从新疆迪化组获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陈潭秋、毛泽民已经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关在警务处地下室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当年冬天壮烈牺牲。
一九四五年五月，程一鸣被调回重庆，升任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
第三处管的是行动和肃奸，是军统里最见血的一个处。
抗战胜利之后，他先后出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跟着接收大员们回到了华东和华南。
抗战胜利后的那两年，接收大员们在东南沿海大发国难财，上海、广州一片乌烟瘴气。
程一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任上，管的是上海的肃奸和社会治安，见过太多从重庆下来的"劫收"官员把敌产私分一空。
他自己在回忆录里写，那时候他已经看清国民党这套系统从根上烂了，仗是打不赢共产党的。
他在上海待了没几年，就被调回广东。
一九四九年五月，宋子文离开广东经香港逃往美国，薛岳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程一鸣被任命为广东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
这年七月，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改组为保防处，他又兼任保防处处长。
仅仅两个多月之后，十月十三日清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程一鸣和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同乘一架飞机仓皇出逃，先飞到珠江口外的三灶岛，再换渔船逃往澳门，此后又把家迁到香港。
那一天广州城里一片混乱，军政要员们争先恐后地往机场跑，机场上飞机不够用，谁能上飞机全看关系。
程一鸣能和李及兰同机飞走，靠的是他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长这个位置。
他在广州任上时间不长，两个多月里经手的档案、名册和线索，他比谁都清楚哪些值钱、哪些可以带走。
这些东西后来被他分批整理，一直带到了澳门。
从三灶岛换船去澳门的那一夜，珠江口上风高浪急。
程一鸣在小渔船上坐了一夜，身后是已经解放的大陆，前方是他住了十几年的港澳。
他在国民党里干了十六年，从南昌行营的少校股员干到少将处长，到头来连广州城都没守住。
船上他大概已经清楚，国民党在大陆的这一页，算是彻底翻过去了。
往后的日子，就是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等着看这场大戏怎么收场。
【四】澳门十二年与一九六四年冬天
逃到港澳之初，程一鸣在香港隐居了一阵子。
此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崩溃，从大陆逃出来的特务骨干散落在香港、澳门两地，人心惶惶。
台湾方面对这位从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长位置上跑出来的老人，态度反复。
一九五一年，台北发布任命，程一鸣出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随后又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澳门派遣组组长、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少将站长。
澳门地方不大，北邻珠海，步行十几分钟就能走到关闸。
程一鸣在澳门一住就是十几年。
表面上，他是国民党安在华南方向的重要耳目，管着从港澳向大陆渗透的特务派遣、电台联络和经费发放，定期要向台北汇报华南的动向。
实际上，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老华侨：做一点小生意，和葡澳当局的人应酬，在街上碰见熟人寒暄几句。
台北发来的指令，他有时照办，有时拖着，有时以情况不明为由缓办。
派来协助他的副手和会计，他客客气气地供着，账目做得清清楚楚，挑不出毛病。
澳门这地方，鱼龙混杂。
从大陆逃出来的国民党散兵、从香港过来的生意人、葡澳当局的黑白两道，都在这条窄窄的街道上来往。
程一鸣住在澳门，隔着一道关闸就是他老家的方向。
他在军统三十一年，从上海的孤岛时期到兰州的西北区，再到广州的保防处，见过的秘密比澳门赌场里的筹码还多。
到了澳门这个三不管的地方，他反而越来越沉默。
台北方面派来的人，他招待得周到；澳门本地的华人社群，他也走动得殷勤；关闸那边偶尔传过来的风声，他听在耳朵里，记在心里。
时间一年年过去，程一鸣在澳门眼看着两岸局势发生变化。
一九五五年之后，台湾方面依靠美式装备叫嚣"反攻大陆"的声势一年不如一年，派回来的特务一批批落网，潜伏下来的电台一部部被起获。
他坐在澳门的办公室里，手里管着这张华南情报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张网已经千疮百孔。
他在澳门的这十几年，正是两岸情报战最胶着的时期。
台湾情报局不断从港澳往大陆派遣行动小组，有的负责发展组织，有的负责暗杀破坏，有的专门收集军政情报。
这些小组从澳门出发，有的走水路偷渡，有的假扮成返乡华侨从拱北过关，有的从沿海小岛上岸。
每一条派遣路线，都要经过澳门站；每一笔活动经费，都要由程一鸣签字核发。
他对这张网的每一个节点，都了如指掌。
他在澳门的日子表面上平静，实际上心里那杆秤一直在称。
一边是台北那边一年比一年空洞的"反攻"口号，一边是关闸那边一天天稳固的新中国。
他在军统三十一年，见过太多喊口号的人，也见过太多真刀真枪的较量。
哪边能赢，他心里有数。
转折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秋天。
程一鸣在澳门一家名叫唾光的书店里，买到了一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他翻到《论政策》一篇，里面写道，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
这段话他反复读了几遍。
在国民党情报机关里熬了三十一年的人，读到这样的文字，心里那道封了多年的闸门终于松动。
他开始悄悄安排后事，把家人陆续招呼到澳门，把家里的细软和多年积累的资料分批整理出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里，程一鸣把家人召集到一处，第二天一早，一家人提着几口皮箱，穿过澳门清晨空旷的街道，朝关闸走去。
十三日清晨，他们从拱北闸口跨过了那道分界线。
边防人员按照程序开箱检查。
皮箱和包裹一层层打开，电台、密码本、手枪、定时引信、炸药、毒针等特工器材逐件登记造册。
这些物件本身已经足够惊人，可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很快注意到，在那些被油纸和桐油布层层包裹、缝口用蜡封死的包裹里，还装着另一批东西——那是程一鸣在澳门站长任上，利用职务便利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档案和名册。
而当那几口棕色皮箱在广州的办公桌上被一层层打开，当那几摞用油纸裹紧的文件和名册在台灯下被一页页摊开时，无论北边负责接待的人，还是台北阳明山那头焦急等待消息的人，都不会想到，接下来的日子里从那几页纸上牵出来的每一条线索，会让海峡两岸的情报机关一齐陷入一场持续多年的剧烈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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