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他对毛主席说：“阁下指挥的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媲美。”毛主席听后却是摇摇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作”
后来，有人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事实上这样，但很多朋友不甚了解的是，在毛主席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个幕后的英雄机构，它，就是被誉为长征路上指明灯，神秘的“军委二局”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这句话中的玻璃杯，指的就是我军破译敌人的密码工作，1931年初，中央红军成功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其中，敌人的半步电台，成为了我军很重要的战利品。
毛主席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借由这“半步电台”，再加上接收的几名国民党电台人员，就这样成立了我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在毛主席的督促下，无线电队开办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就这样，三位我军历史上立功无数的“破译三杰”，一个个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分别是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
在中央红军前两次的“反围剿战斗”中，敌人并不知道红军也有无线电，所以他们对很多军事机密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限制，然而随着战斗的深入，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开始警惕，这个时候，由于宁都起义，有一万七千多人参加红军，敌人的警惕性更强。
1932年，彭德怀指挥红军队伍攻打赣州，但由于敌人情报加密，红军电台人员无法破译，从而给我军战斗增加了压力，后来这次战斗失败，给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很大的震动，周恩来作为我党情报工作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认为这个时候，红军必须要组建一支强而有力的情报队伍。
就这样，军委二局应运而生。
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的重要领头人之一，也是他最先和周恩来讨论了敌人的编码规律，并将破译密码这份工作给承担起来，不久之后，彭德怀送来了优秀的电台人员曹祥仁，再之后，一军团又送来了邹毕兆。
面对这个“天降好事”，曾希圣和曹祥仁不敢耽误，用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破解了敌人的这份“展密”，邹毕兆是后来来到的军委二局，他虽然性格内向，但实在是个破译天才，平均两天，他就能够破敌人一个密码。
邹毕兆还将自己已经破译的敌军密码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这个笔记本后来成为了某地的“镇馆之宝”
从1933年的8月，到1934年的8月，由于敌人的警惕性逐渐加强，密码本也不断变换，仅这一年的时间，军委二局就破出了敌人300多个密码，基本上每天都会破一个密码。
尽管情报工作搞得这么好，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中央红军还是避免不了走上了长征路。
而军委二局，就这样跟随中央红军首长行动，他们成为了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指路灯”，当然，军委二局的工作，也并非每一次都能顺利破解敌人的密码。
1935年初的土城战役，军委二局给出情报，敌人有4个团5000多人即将追上红军，此时红军还有2万多人，人数优势4比1，所以，中革军委的领导准备和这支敌人部队交一交手。
然而等战斗开始后，大家才发现了不对劲，敌人根本不是四个团5000人，而是六个团1万多人，一下增加了一倍的敌人，再加上敌人还有源源不断的支援，这场土城战役，最终红军打了败仗。
好在最后关头，红军紧急撤出战斗，这才“逃过一劫”，这件事也给了军委二局很大的震动，他们从此破译敌人密码更为谨慎。
1935年3月，红军要南渡乌江，就在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敌人密电，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共六个师正向红军追击，距离仅相差30公里。
红军要想成功渡过乌江，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有这时间，敌人肯定追上来，如果这样的话，在乌江很有可能会重演之前在湘江的血战局面。
如果敌人真的向泮水、新场前进，那对红军来说，是绝对的有利局面，因为他们的方向和红军的背道而驰，这样，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再能够追得上红军。
当然，冒充蒋介石发电，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还必须要考虑蒋介石的口吻和他向来的主张，这件事算是难到了“破译三杰”，好在“众人拾柴火焰高”，钱壮飞等熟悉蒋介石的人也一同参加了讨论，他们逐字分析，句句斟酌，反复推敲措辞。
而这两人也对这份“假电报”没有任何的怀疑，直接执行了命令，他们“听话”的组织部队向泮水、新场过去。
红军至此争取了三天的渡江时间，成功渡过了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而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经成功渡江后，立刻给周浑元，吴奇伟发去电报， 斥责了他们一顿，至始至终，蒋介石都没有察觉红军冒充他给这两人发电报一事。
后来经过计算，在整个红军时期，一般从1932年军委二局成立起，到1938年初，整个6年的时间，军委二局一共破译了包括蒋介石以及其他地方军阀共计1050个密电，平均每个月达17个，而红军的密电，敌人没有破译一个。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红军采用的是周恩来早期曾创编的“豪密”。
“豪密”是借鉴苏联密码体制编制而成，是当时那个时代最为先进，也是最安全的密码体制，蒋介石曾下令花费高薪，聘请荷兰人破解红军的密码，但最终是一无所得。
在整个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军委二局是最神秘的，也是功劳最大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毛主席给了军委二局一个很高的评价。
毛主席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中国有句古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就是军委二局在长征期间，为革命做出的卓著贡献，当然，长期的破译用脑工作，也让我军的“破译三杰”，在之后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路。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曾希圣后来主动要求离开二局，党组织对他的选择进行了郑重的安排，1941年“皖南事变”后，曾希圣担任了新四军第七师的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长期在安徽工作，直到1968年去世。
曹祥仁后来前往东北，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情报处处长，在这里他一直工作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候，由于长期的用脑，他也离开了情报工作，而是站在了外交战线，担任了我国第一批驻外大使。
几年后，曹祥仁回到了国内，担任过第一机械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他于1975年去世，临终前，曹祥仁回望了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最骄傲也是最怀念的，还是他在二局工作的那段时间。
邹毕兆是1939年离开的二局，1944年时，他被毛主席特意安排在王震的南下支队中，担任了副参谋长，从此走上了抗日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邹毕兆工作过的单位很多，他是破译三杰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他于1983年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1999年，他因病去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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