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1日清晨，热河省赤峰附近的柴胡栏子村，匪首白金辉盯上了晒场上的被褥。他很快判断，村里住着一支外来队伍，而且来头不小。对一个正在逃亡、急需补充物资的土匪头子来说，这几床晾晒的衣物，竟成了他眼中的“肥肉”。
柴胡栏子只是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土墙、干河、山沟交错，距赤峰市区约45公里。冀东代表团途经此地，因天色已晚，决定暂时宿营。代表团成员和警卫人员共有数十人，负责护送的骑兵连则驻在附近村庄。
白金辉派人进村探听，很快得知住在这里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参加冀察热辽地区会议的干部。更让他自信的是，村中警卫力量有限，骑兵又不在身边。于是，他把抢劫和绑架的念头，变成了一次突然袭击。
枪声打破了村庄的安静。
匪徒从几个方向封锁道路，向村内压来。代表团成员利用院墙、房屋和地形抵抗，警卫人员也拼命还击。有人急着问：“援兵到了吗？”得到的回答却令人心寒：“骑兵连还没有赶来。”
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干部参加过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战斗经验丰富。遗憾的是，他们此时缺少重武器，弹药也不充足，只能依托狭小院落苦苦坚持。经过激战，代表团22人遇难，苏林燕、冀光、王子民、胡里光、王克如5名师级干部壮烈牺牲，李中权、张树先负伤，女译电员苏延、王佩芸被俘。
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柴胡栏子事件。它造成的损失，不只是人员伤亡，还暴露出护送安排、敌情判断和临战处置上的严重问题。负责护送的骑兵连长穆根力被开除军籍并判刑，指导员王庆虎也受到撤职处分。
白金辉并非普通散匪。他出身于克什克腾旗白岔沟一带，早年识字，熟悉地方关系和山川道路。民国年间，热河地区社会动荡，山林密布、村落稀疏，给武装匪帮留下了生存缝隙。他纠集亡命之徒，修筑据点，靠抢掠、绑票和强占土地扩张势力。
抗日战争期间，他没有选择抵抗侵略者，而是依附日伪势力，担任伪警察头目。抗战胜利后，八路军进入当地，出于争取地方力量、稳定社会秩序和团结各族群众等考虑，曾将他作为地方人士使用，安排为白岔区区长，希望他能够转变立场。
这个决定很快证明并不可靠。
土地改革和地方政权建设展开后，白金辉担心既有利益受到触动，便重新联络旧部。1946年以后，他带领骑匪在经棚、林西、围场、乌丹一带流窜，袭击基层政权，抢夺粮食和牲畜，还杀害地方干部。为躲避清剿，他常常化整为零，甚至派人假意投降，以此刺探军情、保存力量。
柴胡栏子事件发生后，白金辉继续逃窜。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地方上的小股匪首，而是多股残匪推举出的首领，手下曾有千余人。但这支队伍没有稳定补给，也缺乏真正的作战意志，在解放军持续追击下不断瓦解。
后来，白金辉带着少数骑兵逃往北平，投靠傅作义部队，并被安排担任副团长。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接受改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争取和平、减少伤亡，对起义和接受改编人员作出明确承诺：服从改编、愿意留队且能够任职者，可以继续留任；不愿留队者，也保障其安全并协助返乡。
白金辉正是凭借这一政策，暂时进入了改编后的部队。
他的身份并没有隐藏太久。柴胡栏子事件涉及多名高级干部，调查材料、幸存者证言以及地方档案相互印证，很快查明白金辉就是惨案的重要组织者。按当时的情形，他罪责极重，军队内部对此不可能毫不知情。
问题在于，政策不是凭个人好恶随意改变的。北平和平改编关系到大批官兵和地方社会的稳定，既然作出了承诺，就要执行。若仅因白金辉罪行严重便单独违背既定政策，势必影响改编大局，也会损害新政权的公信力。因此，查明事实后没有立即处置，并不等于认可他的罪行，而是对既定政策的严格履行。
不久，白金辉主动要求退出部队。有关方面依照约定，为他办理手续，发给路费，让他返回原籍。至于他后来因病去世，地方资料记载为回乡后不到半年病亡，时年48岁。这个结局没有经过审判，也不能被简单说成法律意义上的惩罚。
真正留下记录的，是那场发生在柴胡栏子村的战斗，以及22名遇难者的姓名。幸存者李中权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职。烈士陵园建在当年战斗地点附近，碑石和遗物，记录着那场突袭造成的惨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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