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聊早期红军的资历,总能挖出不少被大家忽略的厉害角色。钟炳然就是其中反差感拉满的一位,实打实的南昌起义参与者,一路从基层拼到师级指挥员。按他1927年就投身武装斗争的履历算,要是能安稳走到1955年授衔,妥妥够得上上将的硬门槛。谁也没料到他后半段的人生,会拐向完全没人预料到的方向。
钟炳然是湖南桑植的农家子弟,老妈和贺龙还有亲属关系,早早就能接触到革命队伍。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的时候,25岁的他已经是起义部队的连长。当时南昌城内到处都是交火的战线,他带着手下弟兄抢要点守阵地,在混乱里把整支连队攥得稳稳的,没点真本事根本干不了这个基层指挥员的活。
南昌起义最后没能守住刚拿下来的城市,大部队转头南下转移,一路走一路作战,沿途不少官兵走散掉队。钟炳然不仅没丢队伍,还靠着历次战斗的表现,慢慢升到营长、团长的位置,最后坐上了红二军团第六师的师长宝座。这份资历全是一枪一刀在战场上拼出来的,半分水分都没有。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正式开启战略转移进程。贺龙等人带着红二六军团,当时正在湘鄂川黔边区打游击,靠大山的掩护跟国民党部队兜圈子。湘西的地形特别复杂,山林密路又窄,地方武装和国民党正规军缠成一团,情报传递和兵力调动都特别费劲。
后来大家熟知的十万坪大捷,就发生在永顺一带。红军提前摸准地形设下埋伏,来犯的敌军刚进包围圈就被打懵了,战场局势一片大好。钟炳然带着六师守在永顺北山,本来等着他按部署冲进城堵死敌军退路,结果他没及时发起进攻,敌方的主要将领直接从缺口溜了。
最后仗是打赢了,该拿的战果大部分都拿到手,可没全歼敌军这件事,在红军的指挥体系里绝对是要追责的。当时大环境特别严峻,每一次作战都要尽可能吃掉敌军有生力量,不能放跑一个核心指挥人员。事后组织上撤了钟炳然的师长职务,完全是按战时的规矩来,没半点私人恩怨。
被撤职之后的钟炳然,没有直接被踢出队伍,组织上安排他进红军学校的参谋训练队学习。那时候红军刚打了不少大仗,慢慢意识到光靠老兵的临场经验,根本玩不转大兵团协同作战。作战计划制定、地形判断、兵力配置这些系统知识,必须扎扎实实学明白才能少犯错。
当时给他讲课的教官是李达,正经有多年参谋工作经验的老军事干部,之前在旧军队待过,宁都起义之后加入红军,专业能力特别过硬。钟炳然打了十几年仗,全是靠自己摸爬滚打攒出来的野路子经验,听这些系统化的战术理论,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俩人上课的时候直接起了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种争执搁当时真的太常见了,不少跟着南昌起义一路走来的老指挥员,习惯了凭着临机判断带兵冲锋。突然要他们抛弃旧经验,按正规化的流程走部署走协同,短时间内根本转不过弯来。这段学习经历结束之后,钟炳然没能再拿到重要的指挥岗位,心里憋屈的他干脆选了离开部队,回湘西老家讨生活。
脱离组织之后的日子,远比他想象的难捱。当时湘西山高路远,国民政府的政令根本伸不到大山深处,到处都是占山为王的股匪、把控乡政权的地头蛇,各方势力纠缠在一起乱成一锅粥。他当过红军师长的身份,没了组织的保护之后,不仅不是光环,反而成了各方势力盯着的肥肉。
他之后隐姓埋名到处辗转,还被股匪抓过胁迫着干点杂活,只能靠做点小买卖混口饭吃,日子过得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他就这么藏着躲着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解放的消息都传遍了周边县城。谁也没想到开国大典刚过去两天,他就在鄂西鹤峰县堰垭一带,被当地的反动乡长田洪道派人杀害,死的时候才47岁。
后来相关部门核实清楚他的全部过往,给他追认为革命烈士,名字也放进了当地的革命烈士纪念名录里。很多人聊他的故事,总爱简单把他的结局归为不服管太任性,实在是把复杂的历史场景想得太单薄了。他一辈子的起伏,刚好撞上了红军从零散游击转向正规化作战的关键转型期。
无数和他同期参加革命的老指挥员,都得在这个关口逼着自己学新东西改旧习惯,迈过那道坎的后来都成了开国元勋,迈不过去的就成了历史里的遗憾。他最后惨死在山里头的结局,也实打实反映出当年湘西大山里的混乱生态,那些占了地方几十年的地头蛇,根本不认新政权的告示,敢下死手祸害曾经的红军干部。
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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