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本可当日喀则场站的站长，孩子才6岁，我放弃了…|日喀则场站|机场|站长|航空兵

一次弃提升，九年冷板凳

梁有劳

那年从西藏部队提升到内地兰空部队工作，离别时去上级机关和成空首长告别，首长们分别语重心长的提了希望和要求，如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为成空的干部争光等。到了副政委的高文廉将军办公室，他没提希望要求，却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家乡的村书记到成都出差，顺道儿来看他，问他，你我同龄同乡同学，你都当了将军，我咋还是村支部书记。将军给村书记说，咱没啥大本事，当兵了，只知道听话。组织叫到哪儿，就到哪儿。

机会来了，就得抓住。一步踏空步步空。即使再有机会，也不一定是你的。

这是经验，更是教训。

1987年，一次职务晋升的机会，从天而降，我却选择了主动放弃。

那是87.4演习带来的机会。从第一次参加西藏军区演习准备会议时起，到给成都军区空军机关首长汇报西藏军区对驻藏空军作战要求，受领作战任务指示，组织战前准备，落实各项作战任务，我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

当时，驻藏空军无航空兵部队，主要是负责机场雷达等地面部队对日常运输机飞行任务的作战指挥保障。可空军部队作战主要力量是以航空兵为主的，因此，部队的运行状态由平时的作战准备，转入航空兵入藏作战的组织指挥为主。这个转变工作量很大很复杂很具体要求也很高。

在这些工作中，迎接歼击航空兵入藏作战保障准备，除进驻机场外，还得有备降机场。当时，拉萨机场作为航空兵进驻机场，日喀则机场为备降机场。1985年，由于裁军精简，日喀则机场由原乙级机场降格为丙级机场；场站行政级别也由原正团级航空兵保障场站降级为正营级看守场站。一个看守场站要担负航空兵作战的备降任务，困难极大。为日喀则机场做好担负航空兵部队作战飞行的备降准备，范昌胜司令员命我带机关有关部门的工作组转战去了日喀则场站。

到了日喀则场站，本着对航空兵备降飞机保障能联得上、落得下、起得来的原则，与场站站长政委一起，先是检查了机场跑道的完好情况；查看和试用了通信指挥设施；导航台和地面引导；电源油料和飞行员的生活保障设施等，对现有的保障能力和存在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评估，并对提高和改善保障能力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报上级机关。对场站力所能及做到的立即动手，如清理修补破损道面，恢复导航设备，检测油料质量，恢复空勤食宿保障，向上及申请有关设备、器材、经费等。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场站力所能及做到的，都已经做好；需要上级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做好了迎接和安装的准备。

6月初的一天，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侯书军，带领成都军区空军的五位常委，由拉萨机场乘黑鹰直升机到日喀则机场检查验收备降准备情况。这样高规格的检查验收，在驻藏空军部队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为迎接检查验收，我带的机关工作组和场站官兵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我们在机场大礼堂前的临时停机坪上，迎接了侯司令员一行。在我和站长政委的陪同下，候司令员一行查看了机场跑道，指挥塔台，东西距导航台和大小油料库等。检查完后，侯司令没在已准备好的大会议室里听汇报，而是选在大礼堂前露天地的阳光下，听取了苗站长的备降准备情况汇报。从检查和听汇报时首长的表情看，侯司令员对场站在现有编制人力物力条件下的准备工作还是满意的。在我们刚刚松了口气的瞬间，侯司令员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你们汇报说已经做好了备降准备，那我问你们，如果备降飞机真的到了机场上空，谁来当这个飞行指挥员？

说实在话，当时场站站长苗锁柱，政委林红卫和我都疏忽了这方面的准备。我们三人你瞅我一眼，我瞅你一眼，不知该如何回答谁来回答，空气凝固了一分钟，现场静得能听见落针的声音。在此尴尬时刻，作为上级机关派出工作组的我，马上反应到这是我在对场站备降准备工作指导上的一个重大失误，这个失误应该由我来承担。我马上灵机一动，微笑着给侯司令员汇报说，首长，这个问题场站有所准备，只是从场站整编为看守场站以来，从未担负过飞行保障任务，经验不足，心中没底，不敢冒然回答。

第一次面对军区空军司令员这么大的首长回答问题，对于自认为心理素质还好的我来说，还是有点紧张。但是硬着头皮也得应对。于是，我回答道：《飞行条令》明确规定，航空兵备降机场的飞行指挥员，必须由备降航空兵部队派出；如果航空兵部队来不急派出飞行指挥员，则由驻地场站航行调度室派出有经验的调度员或航行参谋担任临时飞行指挥员。航空兵部队首架备降飞机落地后，飞行指挥权由场站指挥员自动移交于航空兵部队飞行指挥员。

侯司令员是在朝鲜战场上，夜间空中击落美军飞机的功勋飞行员，在空军部队摸爬滚打几十年，特别是抓部队飞行训练和作战能力几十年，对《飞行条令》和航空兵飞行指挥有关规定烂熟于心。他噢了一声，又问，如果真的飞行部队来不及派出飞行指挥员，那场站谁可以担负这个临时飞行指挥员呢？我又笑了一下，回司令道，这个我们有个考虑：场站航行调度室主任陈录怀，曾参加过原成指航行参谋培训，通过了飞行指挥员的资格考试，也有一些运输机实际飞行指挥经历。在紧急情况下，他可以担负这个任务。技术性，命令性的指挥他不一定做得好，但程序性、提示性的指挥应该还能胜任。只要把备降的第一架飞机放下来，他立即将话筒交给飞行员接替指挥。司令员微笑着点了点头，又对下一步的准备工作作了些重要指示。

凭直觉，我感到侯司令员对回答是满意的。特别是我对《飞行条令》的熟悉程度。当时室外气温不到摄氏20度的情况下，天气还有些冷。汇报时我虽冷静沉着，有条有理，可我的前心后背还是渗出了细微的汗珠。事后，苗站长和林政委说他们俩也紧张出了一身汗。

侯司令员一行用过午餐后即乘机返回拉萨机场。晚饭过后，在贡嘎机场陪同侯司令员的拉指范昌胜司令员，专门从贡嘎打来电话对我说，你在日喀则场站多呆些日子，好好地熟悉一下情况，做好在哪儿工作的准备。当时，为了应对中印边境事态发展，上级拟将日喀则机场等级由丙级恢复到乙级，场站编制也由正营级升格为正团级单位。此时的我，已在副团级位置上任满四年，提升为正团职也在情理之中。

那晚，在站长苗锁柱的卧室兼办公室里，站长苗锁柱，政委林红卫，调度室主任陈录怀，卫生队长李英林和我，五个同年兵，聚在一起，以范司令员的电话为题，从各种迹象分析认为，场站升格后的首任站长可能要用我。这对我来说是个机遇。抓住了这个机遇，不仅升了职，还能成为我们同年入伍兵里发展最快、职务最高的佼佼者。

按理说，在军营职位晋升，机会难得，况且，范昌胜司令员电话里讲得那么明白，我应该庆幸才对。可是，我也有自己的难处：孩子小，六岁，刚上西藏军区拉萨八一校一年级；妻子在地方上班，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需一个来小时，照顾不了孩子。老家双方父母年事已高，无能力带小孩。如果我在拉萨工作，既可兼管小孩，又能照顾家庭。经再三考虑，我决定放弃这个升迁的机会。决心下定后，第二天上午，我安排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安排迎接备降工作任务；下午，召开全站军人动员大会，做动员工作。一切安排停当，我搭车急急返回拉萨，找到周廷水政委，了解了一下党委首长的意图，证实了那晚对我下一步任职的猜想，并说明了我的困难和想法。周政委说，我们再考虑考虑。

三个月后，日喀则机场等级升级，场站职级升格。上级从内地调宋胜龙任升格后的第一任站长。

从1983年9月到1992年6月，我在一个职级上坐了九年冷板凳。中途虽也有过几次适合我任职的机会，但提升始终没降临于我。也曾有过心恢意冷，缴过几次转业申请，却都被驳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