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记者谭砚文

广东是新能源产业大省，也是新兴固废产生量最大的省份之一。随着早期投运的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和风电机组陆续退役，废动力电池、废光伏组件、废风电叶片等“新三样”固废加快增长。

10月27日，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揭晓，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主任袁浩然带领的团队凭借“新能源固废高质循环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获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日前，南方财经记者专访了袁浩然。

十余年来，他带领团队创建“有机无机混杂固废热化解构与定向重构”技术体系，先通过精细拆解把无需进入热化学环节的物质分离出来，再通过多级热解按温度段逐步解构，最后将热解后产生的金属、无机非金属、有机产物定向转化为资源化产品，实现有机无机混杂固废全组分协同高值回收。

这项成果已经在产业端落地，相关技术与装备已应用于企业。今年年底，总投资约4.5亿元的“新能源器件循环利用能力提升项目”将在广州南沙开工，打造新兴固废循环领域的国家级“公共大实验室”。

在袁浩然看来，广东拥有原料、场景、技术等多重优势，有条件率先跑通这条产业链，让退役器件的回收利用成为广东新能源产业的新增量。

袁浩然（右）指导团队成员做实验。受访者供图。

南方财经：在你看来，新兴固废的高值循环利用相关研究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袁浩然：它最直接要解决的，是“新三样”固废中金属、无机非金属和有机物这三类组分的高效回收。过去行业关注最多的是金属，无机非金属和有机物价值较低，很多时候被当作废弃物直接焚烧。我们希望实现协同回收，也就是在提升金属回收效率的同时，把这两类组分一并回收利用。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降低我国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目前镍、钴的对外依存度都在76%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超过80%，锂则在75%左右，很容易面临“卡脖子”风险。我们测算过，如果2030年3000万吨退役量全部实现循环利用，对外依存度大约能降低36%到37%。

南方财经：你创建的“有机无机混杂固废热化解构与定向重构”技术体系，其创新体现在哪些环节？

袁浩然：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精细化拆解。过去各类物料混合处理，电池未经拆解就直接进入热化学流程；我们结合人工智能与图像识别进行精细拆解，把不必进入热化学环节的物质提前分离，既降低后续处理负荷，也提升回收效率。

第二是多级热解。我们按200至300摄氏度、400至500摄氏度、700至800摄氏度分段进行热解，既减少了污染物特别是含卤污染物的排放，也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提高了资源化率、降低了能耗。

第三是短流程回收。对热解后得到的混杂金属，我们采用短流程湿法工艺提取，既降低了能耗，也减少了酸耗。

南方财经：相比过去，这套技术突破了行业的哪些痛点？

袁浩然：传统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回收率不高。以电池为例，其中含有锂、钴、镍等金属，传统工艺的回收率通常不足85%，其余部分或被焚烧处置，或依赖人工拆解，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带来环境污染。

经过持续的技术与装备迭代，我们将电池回收率从85%左右提升至92%—95%，无机非金属和有机物也得到进一步利用，整体利用率可达90%以上；同时，多级热解有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降低了能耗，环境负担显著降低。

南方财经：面向未来五年，行业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突破方向是什么？

袁浩然：未来五年最值得期待的是湿法工艺实现“一步法”，即流程极短且不耗酸的回收路径。目前仍有两个环节亟待突破，一是精细化设备的制造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后端湿法流程需进一步缩短、降低能耗。

再往远看，我们希望实现新能源的全链条绿色循环。让回收得到的再生料在品质上与原生料一致，同时以循环利用反向引导前端的绿色设计，让后端回收更简单、成本更低，形成完整闭环，实现真正的绿色循环。

南方财经：团队已与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在你看来，技术从实验室成果走向企业产线，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

袁浩然：我们与格林美自2011年起合作，与光大、五矿、中车、大唐等也保持长期合作。近五年，相关应用带来经济效益550多亿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0多万吨。

产业化最难的是工程放大过程。小试时空间有限、元器件不多，温度场容易控制；一旦放大，腔体、温度场、控制元器件都会改变，联动、使用、控制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热化学过程里，任何一个环节控制失当，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崩溃或运行异常。

中试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目的是让温度场、速度场重新达到平衡。例如，小腔体易于实现均匀受热，腔体增大后加热点的布置便难以设定，中试就需要解决热源布置问题。

南方财经：落户南沙的“新能源器件循环利用能力提升项目”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新能源循环利用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请你介绍一下它的定位与运行方式。

袁浩然：这个项目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新能源循环利用重点建设项目，它的核心作用是为技术与装备的迭代提供验证场所。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计划今年年底在南沙开工，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建成，设置有前端破碎分选和7条热化学处理线，涵盖光伏、风电、电池以及线路板、废橡胶等共处理系统。

这个平台被定位为新兴固废循环领域的“公共大实验室”。有了这个示范装置，迭代速度会明显加快，某些废弃物无需A段、只需B段，在平台上运行一遍，就能获得相应的数据，为工艺流程与装备设计提供依据，无须每次都从小试重新开始，产业化周期由此大幅缩短。

南方财经：这个平台落地南沙，将对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新能源产业布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袁浩然：它将补上新能源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已有从事电池生产的研究机构计划在南沙设立研究院，并主动前来寻求合作。他们从事正向生产，我们从事逆向回收，恰好能形成互补，其生产过程中的废料以及未来退役的电池，可在我们这里实现资源循环。

从全国布局看，我们立足广东、辐射全国，将依托在这里形成并验证过的技术与装备，在推进项目落地时少走弯路、缩短周期。

南方财经：为什么新兴固废处理这一领域能在广东发展起来？

袁浩然：广东是新兴固废的产生大省，全省新能源固废年产生量约占全国的九分之一，在原料、应用场景和技术力量上都有基础。珠三角一带制造业与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废线路板等固废产生量长期居前，退役器件的处置需求十分迫切。

同时，“香港—深圳—广州”创新集群的科研力量积累较深，产学研合作紧密。产业有需求、技术有支撑，广东有条件率先形成全链条闭环。

南方财经：退役动力电池被视为“新三样”中最先跑起来的一类，这方面广东的产业机会如何？

袁浩然：电池回收在“新三样”里走得最早、也最快。因为退役动力电池含有的金属量比其他几类高，经济效益更好，寿命也更短。目前格林美等企业已经开展电池回收，技术和装备还在持续迭代。未来电动车大面积退役，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机会。

南方财经：在你看来，新兴固废回收要形成商业闭环，还需要跨越哪些机制上的障碍？

袁浩然：产业要走向规模化，政策与标准仍待完善。政策上最需补强的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企业享受了发电、生产的效益，就要对后续的回收负责，不能把低值部分推给社会。行业标准也有待细化，比如电池回收标准对含氟量等指标有约束，对其他污染物的覆盖仍不全面。

市场同样有待规范，没有资质的主体把电池囤起来再抬价转卖，真正做处理的企业赚不到钱，就没有持续投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