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湖州市国际传播中心、福建国际传播中心、贵州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中心、宁夏广播电视台丝路传播中心等5家单位联合出品的《新西行漫记——国际青年重走长征路》（下称《新西行漫记》），以5位国际青年的“他者视角”为方法论核心，沿福建、贵州、宁夏等长征关键节点行走拍摄。节目试图通过亲历者的脚步，建立历史现场与当下生活的对话，为长征题材作品的对外传播提供新叙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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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西行”回答“新变化”
长征题材历来是纪录片和专题片创作的重点领域，多数作品以史料梳理、宏大叙事或亲历者回忆为主。《新西行漫记》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节目组介绍，该项目的灵感来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一句话：“红军自己说到长征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90年前，斯诺以“他者”身份向世界报道红军；90年后，节目组邀请国际青年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出发，感悟长征精神，感受新中国巨变。
在节目组看来，这一选题并非重复历史，而是用“新西行”回答“新变化”。90年前斯诺的“西行”与今天国际青年的“西行”，相同点在于都以行走的方式跨越文化隔阂和既有偏见，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最大的不同则在于时代命题——斯诺面对的是战争与革命年代，核心是揭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面貌，而今天的“西行”面对的是和平发展年代，核心是感悟长征精神、感受中国巨变。传播方式则从一本书扩展为4K专题片、vlog。
节目原方案曾考虑五省拍摄，实际执行时主要聚焦福建、贵州、宁夏三省。福建是《西行漫记》中提到的“最远出发地”，宁化、长汀承载长征起点意义；贵州遵义是伟大转折之地；宁夏是胜利会师之地，六盘山是红军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三站恰好构成“出发—转折—会师”的完整叙事链，历史辨识度高，也兼顾了拍摄周期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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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与当下自然衔接
“从长征精神到共同富裕”是《新西行漫记》的核心叙事线索。在具体拍摄中，如何让“历史”和“当下”融合？节目组给出的答案是——不做“历史板块+发展板块”的拼接，而是让国际青年在同一空间完成双重体验。
在福建长汀中复村，国际青年行走在红军出发的小道，听红军后代讲述红军当年出发的场景，站在同一片土地上，看今天的村道、新房、学校和来往的年轻人；在贵州遵义，他们登娄山关、走战斗遗址，感受“雄关漫道真如铁”，下山后看遵义城的新貌和乡村的变化；在宁夏，他们登六盘山长征小道，朗诵“不到长城非好汉”，走进西海固，看“苦瘠甲天下”如何变成脱贫样本。历史和当下以同一片土地及土地上的人串联，国际青年在行走中自然发问：当年为什么走？今天为什么变？答案就在脚下。
“他者视角”是这部纪录片的核心方法论。但在实际操作中，国际青年的视角和主创团队的视角难免存在张力。节目组的原则是“主创提供框架，但不代替他们说话”。主创负责历史事实核查、拍摄点位、安全行程和叙事结构，国际青年负责提问、观察、记录和表达。遇到国际青年不理解或有疑问的地方，节目组不回避，也不强行“统一口径”，而是将疑问保留为叙事节点。国际青年有许多自发的讨论场景，节目组不干扰、不打扰，按照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悟记录留存，后期通过交叉剪辑，让主创视角退后，国际青年视角在前。这样既保证主题方向，又保留真实、鲜活的“他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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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象历史到真实情感
5位国际青年是整部纪录片的核心。节目组围绕“不同国家、不同背景、有表达力、对中国有真实兴趣”选择嘉宾。美国青年文彬主修中国历史和文化，来中国后结识同样来自美国的小溪，两人都看过《西行漫记》，并相约重走长征路。受他们影响，尼日利亚的王倩、法国的乐安德、法籍华裔的陈若瑜相继加入。王倩在中国读博士，一路专心做笔记，毕业后想把中国经验带回尼日利亚；乐安德在行程中受到很大精神鼓舞，对坚韧和团结有了新理解；在巴黎出生长大的陈若瑜想回来寻根，了解父母生长的地方到底什么样。
令节目组印象颇深的，是在福建宁化凤凰山村，5位国际青年走到无名烈士墓前，没有提前安排，也没有拍摄指令，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折一束松枝献上，安静地站成一排，低头默哀。节目组工作人员回忆，“那一刻，现场特别静，来自美国、尼日利亚、法国的年轻人，语言、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表情和动作却是一样的。后来，他们说，墓碑上没有名字，却让他们第一次真切感到，长征不是书本上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用生命走出来的奇迹。”在节目组看来，这个场景没有宏大口号，却比任何讲解都更有力量，它让我们看到，长征精神可以跨越国界，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
对于海外传播，节目组希望这是一次可信、可感的对话，让对中国历史好奇的海外青年，通过国际青年的同龄人视角看到，长征精神和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和事。节目组希望海外观众了解“原来中国是这样走过来的”，进而想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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