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深夜,北京。

一辆小汽车在夜色里往郊外开。车里坐着陈伯达,左右各一个军人。他刚被人从床上拽起来,塞进车里的时候还迷迷糊糊——吃了安眠药,脑子没转过来。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只大概分辨出车子出了城。

车停在一圈高墙外面。陈伯达下车,看了一眼那堵墙,心里明白了这是什么地方。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不肯往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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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扒着门,大声喊了一句:“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这句话喊得很具体。不是“我做过好事”,是“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一个河北西部的小县城,一个1948年的地名,被一个1971年的阶下囚在监狱门口当成了最后的筹码。他赌的是,听见这句话的人里面,有人知道阜平发生过什么,有人记得那件事,有人愿意认这笔账。

这句话后来确实被报上去了。陈伯达在秦城初期的待遇,据他自己说,因为这句话得到了改善。从睡草垫子的牢房,换到了单独一层,有专门的炊事员问他想吃什么,定期有医生来检查身体。他自己晚年对叶永烈说过一句极其坦白的话:“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他喊的那件“好事”,如果去翻原始材料,会发现它比“救毛主席”四个字要模糊得多。模糊到连陈伯达自己,在不同场合说出来的时候,版本都不一样。

一、先把阜平那几分钟还原:到底谁在场,谁说了什么

1948年4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到了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住进了晋察冀军区大院。陈伯达当时住在平山县,毛泽东到城南庄之后,专门把他叫了过来,原本是准备派他去苏联的,后来因为斯大林说要派米高扬来西柏坡会晤,陈伯达就没走成,留在了城南庄。

5月18日早上,城南庄北山上拉响了防空警报,上空出现了敌机。后来的调查查明,是特务孟宪德、刘从文把毛泽东住城南庄的情报传了出去。

那几分钟里,毛泽东的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同人的叙述拼在一起,画面是这样的:

聂荣臻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他听到警报后往毛泽东的房间跑,和警卫人员一起劝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不肯走,说“敌机飞来飞去是常事”,“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最后是聂荣臻、赵尔陆、警卫员等人连架带搀,把毛泽东弄上担架,抬起来往防空洞跑。刚进防空洞,炸弹就落在了院子里,毛泽东住的那间屋子玻璃全碎,墙也塌了。

陈伯达的版本,来自他晚年对周扬的一段谈话。他说的是:那天早上他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毛泽东正在犹豫,他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毛泽东听他一说,就走了。毛泽东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陈伯达还没走,回头喊了他,他催毛泽东快走。他看见毛泽东走到安全地方,自己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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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能对上的部分是:陈伯达确实跑了过去,确实催促了,毛泽东确实是在众人劝说下离开的。对不上的部分是:陈伯达的叙述里,毛泽东是“听我一说,就走了”;聂荣臻的叙述里,毛泽东是被“连架带搀”抬上担架的。叶永烈后来明确说过一句话:“毛泽东1948年在城南庄脱险,陈伯达是救了毛泽东的,可是连聂荣臻的回忆录里也不提陈。”叶永烈的解释是,因为陈伯达后来成了“文革”的主犯之一,人们写到他的时候就讳言这件事。

这里就冒出了第一个让人不舒服的问题:如果陈伯达真的在那几分钟里起了关键作用,为什么这件事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几乎消失了?如果他没有起关键作用,为什么连叶永烈这样一个采访过大量当事人的严肃传记作者,会明确说“陈伯达是救了毛泽东的”?

答案可能不在“有没有”这个层面,而在“怎么算”这个层面。

二、“救过毛主席”这顶帽子,为什么扣不死

陈伯达自己晚年的说法,其实并没有把话说满。他对周扬讲的是“他听我一说,就走了”,这是一个行为的描述,不是一个功劳的宣示。他没有说“没有我毛主席就死了”。他说的是,我跑了过去,我催了,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