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的苏格兰，外科手术正处在上升期。几十年间，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 Hunter）把实验和细致观察带进西方医学，手术的面貌随之改变。拿破仑战争又推高了对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的需求——这是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退休流行病学家阿伦·埃文斯（Alun Evans）向《大众科学》讲述的背景。
需求传导到教学端，就变成了尸体。1827年，爱丁堡一所解剖学校的经营者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撞上了麻烦：法规调整后，解剖成为医学课程的重要环节，他的学校下一年需要超过400具尸体。而当时，公民没有任何合法途径把遗体捐给医学。
有需求，供给就会跟上。爱丁堡医学院1728年开办，此后近百年里，与学校有关的盗墓指控一直不断。刚下葬的尸体被挖出，由所谓“复活者”送到医学院门口。尸源来自哪里，对缺尸体的医学界并不重要；家属则用尽办法对抗——有人守在亲人墓旁数周，等遗体失去“医学价值”；工厂生产出“防盗墓笼”（mort safe），这种沉重的铁笼罩在新挖的坟上。诺克斯不得不从更远的地方找尸体，甚至从爱尔兰海对岸运来。
城里另两个人也有自己的“尸体问题”。爱尔兰人威廉·黑尔（William Hare）在爱丁堡草市附近和妻子经营一家客栈，租客中有同乡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两人成了朋友。
1828年初的一天，黑尔发现一名租客夜里死了，更糟的是这人还欠着房租。两人想出个回收欠款的办法：把尸体抬到诺克斯门口。对方付了7英镑10先令，超过一个月的工资。
贪念被打开后，伯克和黑尔定下计划，要为急需尸体的诺克斯持续供货。此后12个月，他们送去16具新鲜尸体，每一具都来自爱丁堡穷人的性命。他们把受害者诱到黑尔的客栈，在夜里将其闷死，作案时压住胸口，尽量不损坏值钱的尸体。受害者多数是女性。
这场杀戮在1828年11月才被制止。黑尔客栈的一名租客向警方报告，在床下发现了一具尸体。警察突袭搜查，只找到尸体原先所在位置的一处血迹。审讯中，伯克和妻子的说法前后矛盾，最终伯克、黑尔及两人的妻子都被逮捕。
罪行相当，结局却完全不同。黑尔提出向当局全盘招供以换取自由，他的证词定了伯克的罪。两个月后，伯克在围观人群的喧嚷声中被绞死。讽刺的是，依据1752年的《谋杀法》，他因所犯罪行不得下葬，遗体被交给爱丁堡医学院，他的骨架至今仍在展出。黑尔获释后消失，埃文斯说，有研究认为他回到了爱尔兰，也有人认为他最终死在唐郡的基尔基尔济贫院。
诺克斯承受的后果比黑尔更重。他从未因与谋杀案的关联受审，但名声已被埋葬：他被逐出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一个管理职位，最终迁往伦敦，再没能拿到大学教职，只在一家医院继续做解剖学家。
埃文斯说，丑闻的阴影不止落在诺克斯一人身上。“伯克和黑尔丑闻严重拖累了爱丁堡的医学，也解释了都柏林和巴黎的医学校为何越来越受欢迎。”
有一件事或许会一直缠着诺克斯：如果他再撑几年、抵住伯克和黑尔送来的尸体的诱惑，就能等到1832年通过的《解剖法》。那部法律允许外科医生从医院、监狱或济贫院获取48小时内无人认领的遗体，自愿捐献也在同一时期合法化。
他没有等到。诺克斯成了苏格兰历史上一段黑色传说的一部分，伯克和黑尔的罪行则成了爱丁堡阴森过往中抹不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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