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下乡修电视,无意撞见一户女子洗澡,她拦我:除非你娶我
1996年九月十七日,我二十四岁,在县城一家电器铺里当学徒。
那天早上,师傅把一台黑白电视的维修单递给我:“柳湾村陈家的电视坏了,今晚要看戏,你赶紧去。”
我把螺丝刀、万用表和几个备用保险管装进工具箱,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出了门。
柳湾村离县城二十多里。一路都是土路,车轮压过晒干的泥块,颠得工具箱直响。到了村口,我问了几个人,照着指点找到一户院门敞开的农家。
我在门口喊:“有人吗?修电视的。”
里屋传来水声,一个年轻女人应道:“电视在堂屋,你先进来等,我马上出来。”
我把车停在院里,提着工具箱进了堂屋。
电视摆在旧木柜上,后盖松松垮垮,像是以前拆过好几次。我蹲下检查,听见隔壁灶房里的水声停了。
“师傅,电视坏得厉害吗?”女人问。
“还不知道,可能是保险管烧了。”
“那你等一下。”
我刚伸手去拿万用表,灶房的木门忽然被风吹开了一条缝。我下意识抬头,看见里面一个刚洗完澡的年轻女人,湿发贴在肩上,手里抓着衣服。
我只看见一瞬,立刻转过身,背对着门。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屋里安静了一下。随后是急促的脚步声。
我听见她把衣服穿好,走到我跟前。我低着头,不敢看她。
“你看见了?”
“就一眼,门被风吹开的。”
“你会不会跟别人说?”
“不会。”
“你拿什么保证?”
我把工具箱合上,想赶紧把电视修好离开:“我保证不说。”
她却一把按住工具箱,挡在堂屋门口。
“你不能走。”
我抬头看她。她脸涨得通红,头发还在滴水,眼睛里有羞恼,也有藏不住的慌张。
“我把电视修好就走。”
“修好也不能走。”
“那你想怎么样?”
她攥紧衣襟,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除非你娶我。”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除非你娶我。”她声音发颤,却没有让开,“不然你今天不能出这个门。”
我握着螺丝刀,半天没动。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那又怎么样?”
“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叫陈秋菊,二十三岁,没结过婚,也没有对象。现在你知道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又往门前站了一步,“你刚才看见我了。你回去不说,别人也可能看见你从我家出去。村里人会怎么讲,你知道吗?”
我说我可以发誓,她却摇头。
“发誓有用吗?你说不说,是你的事。别人传不传,又不是你能管的。”
“我不会害你。”
“你现在说不会,回去以后呢?”
她的手还按着工具箱,指节白得发紧。我能看出来,她不是在拿这件事开玩笑。可要我因为一眼意外就娶一个陌生人,我做不到。
“你不能因为我不小心看见了,就逼我娶你。”
“我就是要逼你。”她没有退让,“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又气又窘,想从旁边绕过去。她横移一步,仍旧拦着我。
“你先让我把电视修完。线路坏了,不修好我也没法交差。”
“电视不重要。”
“对我很重要,我靠这个挣钱。”
“那你就修。”她看着我,“但修完不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我没接话,蹲下重新打开电视后盖。她没有再阻止,只站在门边盯着我。
我查出保险管烧了,换上新的,画面却还是出不来。线路板上一处焊点发黑,需要回县城拿配件。我把情况告诉她,起身要走,她又拦住门。
“我下午再来。”
“你不能走。”
“你要把我关在这里?”
她嘴唇动了动,没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低声说:“我哥去田里了,嫂子带孩子走亲戚。等他们回来再说。”
我这才明白,她是打算把我留在家里,至少等家人回来后再放我走。
“你这是扣人。”
“我没打你,也没绑你。”她眼圈泛红,“我只是不能让你走出去,然后把事情全丢给我。”
“我说了不说。”
“你不说,别人就不会猜吗?”
院门外有人路过,朝里看了一眼。我心里一紧,陈秋菊立刻把门推得更开,像是怕人误会,又像是怕我趁机出去。
这时,一个扛着锄头的中年男人进了院子。他看见我们堵在门口,停下脚步。
“秋菊,怎么回事?”
陈秋菊没有看他,先对我哥说:“他看见我洗澡了。”
她哥脸色一下沉下来,把锄头靠到墙边:“他欺负你了?”
“没有。”她说,“我让他娶我。”
她哥愣住了,随后皱眉:“你胡闹什么?你们才见了一面。”
“我没胡闹。”
“人家是来修电视的,赶紧让他走。”
“他走了,外面的人怎么想我?”
她哥转向我:“兄弟,今天是个误会。你先回去,电视以后再修。”
我点点头:“我可以下午带配件来。”
陈秋菊的脸白了一下,终于把门让开半步。
“你走吧。”
她说得很轻,像是刚才那个咬着牙拦人的不是她。
我提起工具箱,走到院门口,听见她哥在身后叹气:“你别拿自己的婚事赌气。”
她没回答。
我骑车回了县城。师傅问我电视修得怎么样,我说还缺配件,下午再去。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
晚上回家,我把事情告诉父母。母亲听完,只问我:“你真的只看见一眼?”
“是,门被风吹开的,我马上转过去了。”
父亲坐在炕沿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就把你能做的事做好。你不愿意娶,明明白白拒绝;你愿意了解她,也别拿愧疚当成答应婚事的理由。”
我一夜没怎么睡。
第二天一早,我拿上配件去了柳湾村。
陈秋菊正在院里晾衣服,看见我,手里的木夹子掉在地上。
“你还来了?”
“电视没修完。”
“你可以不来。”
“我答应下午来。”
“现在还是早上。”
“我起得早。”
她弯腰捡起夹子,没有接着说。
我把电视修好,画面亮起来。她哥坐在旁边看了几分钟,问我多少钱。我报了八块。陈秋菊拿出钱递给我,我照数收下。
“你昨天说的事,”我把工具收进箱子,“我想清楚一点再回答。”
她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
“你还要想多久?”
“我不能因为撞见你洗澡,就马上决定结婚。”
“那你想不想娶我?”
“我现在不了解你。”
“那你可以了解。”
她哥在旁边劝:“秋菊,别逼人家。”
她看了哥哥一眼,又转向我:“你来,我不拦你。但你要是真不愿意,就现在说。”
我没说话。
她伸手把堂屋门打开,给我让出路。
“你走吧。昨天是我逼你,今天我不拦了。”
我看着她泛红的眼睛,心里发沉。她确实逼过我,也确实害怕。两件事都是真的,不能因为我同情她,就假装那场争执不存在。
“我不想现在走。”我说,“我想和你相处一个月。一个月后,如果我们都愿意,就谈结婚;如果不合适,我会当面告诉你,也会守住我答应的事,不把那天说出去。”
她盯着我,像是在辨认这话里有没有敷衍。
“一个月以后,你不会说是我逼你的吗?”
“不会把责任推给你。我会自己作决定。”
“那一个月里呢?”
“我每隔两三天来一次。不是只为了修东西,也为了跟你说话。”
她沉默片刻,问:“要是我不同意呢?”
“我不勉强你。”
她抬起下巴:“你现在倒会说不勉强了。”
“昨天你也有权拦我,但我也有权不答应。我们要是真想成一家人,不能靠谁堵住门。”
她看着我,手指慢慢松开。
“好,一个月。但你不能一声不响地来,也不能一声不响地不来。”
“我答应。”
她让开门,这回是真的让我走。我走出院子时,她追到门口问:“后天来吗?”
“来。”
“这次不是修电视?”
“不是。”
她点了下头,没有笑。
头几次见面,我们都不太自在。我到院门口先喊她,她听见了才让我进来。她不再让我直接进堂屋,也不在我进屋时去灶房洗澡。
第三天,我留下吃了一顿饭。她炒鸡蛋放盐多了,我吃了一口,说有点咸。她把筷子放下:“嫌咸就别吃。”
“我没说不吃。”
“那你还说?”
“因为确实咸。”
她自己尝了一口,皱眉:“是有一点。”
她把鸡蛋重新热了一下,没再和我争。吃饭时,她问我为什么没读完高中。我说家里穷,父亲腿脚不好,母亲常年吃药,我出来学手艺,家里的药钱才能接上。
“你以后想开自己的修理铺?”她问。
“想。现在还不行,手里没本钱。”
“要开铺子,你得会记账。”
“我会算。”
“会算不等于会记账。”
她说自己也会算账,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帮家里卖粮时常替哥哥记数。我问她会不会修电视,她说不会,但可以学着分零件。
“你不怕弄坏?”
“比你把螺丝全扔桌上强。”
我笑了,她也笑了一下。
相处的日子里,她不再提那天的事。我也没有用那件事让她欠我什么。我们聊家里,聊干活,聊她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她说她不想离哥哥家太远,父母年纪大了,能照看时想多照看一些。我告诉她,我每月要给家里二十块钱药费,短时间里不可能存下多少钱。
“这些我都知道。”她说,“我没指望嫁给你就能过好日子。”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急着要我娶你?”
她低头拨着碗里的菜,过了半天才回答:“那天我怕。以前有人借着修东西往灶房看,被我哥说成是我小题大做。你转过身就道歉,我觉得你不会拿这事笑话我。”
“可你还是逼我。”
“是。”她没躲,“我怕你走,也怕别人说。可我不该把你的选择拿走。”
这句话让我愣了一下。
她继续说:“我不是说不想嫁你。我还是想嫁。但你要是因为怕我难堪才答应,往后吵架时就会觉得自己吃了亏。”
“我还没答应。”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说?”
她抬头看我:“因为我不想靠那天逼你一辈子。”
一个月快到了。我开始计算日子,她也记得清楚。第二十六天,我到她家时,院墙外有两个邻居在说闲话。
“修电视的又来了,这家电视够忙的。”
另一个人笑了一声:“没准修的不是电视。”
陈秋菊手里的水瓢掉进缸里,发出一声闷响。我想出去问个明白,她拉住我的袖子。
“别去。”
“她们这样说你,你不生气?”
“生气也堵不住她们的嘴。”
“那我不能装没听见。”
“你出去,她们会说得更多。”她手指攥着袖口,“她们说我天天叫你来,说我先拦着你要嫁,后来又假装你是自愿的。你现在还没给答案,别人更觉得我不知羞。”
“我没有说过你不知羞。”
“可你一直没回答我。”
我看着她,一时没能开口。
她的眼泪涌上来,却没有掉。她问:“你到底愿不愿意娶我?”
“我不想因为村里人议论,就匆匆答应。”
“我不是问她们。我问你。”
我看着她,想到她从一开始就没要求我有钱,也没要求我带她离开家乡。她要的不是一桩能堵住嘴的婚事,而是一个肯把她当作平等的人、认真做选择的人。
“我愿意。”我说。
她手上的动作停住了,眼睛眨了一下,像是没听清。
“你说什么?”
“我说,我愿意娶你。”
她没马上露出笑容,反而问:“不是因为那天看见我?”
“不是。”
“也不是因为外面的人说闲话?”
“不是。”
“那你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月里,我认识了你。你有主意,记账比我清楚,也不怕把难听的话当面问出来。我愿意跟你一起过日子。”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才问:“那你还记不记得我最初怎么说的?”
“记得。你说,除非我娶你。”
“那你现在是被我逼着答应的吗?”
“最开始是被你拦住了。现在不是。”
她眼里的泪终于落下来,手却还紧紧攥着衣角。
我又说:“不过我有一句话要说。真结了婚,以后不能再拿那天拦我的事来证明我欠你。你可以提起它,但不能把它当成我必须听你的理由。”
她点头:“那你也不能拿我那天逼你的事,吵架时说我算计你。”
“我答应。”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她吸了吸鼻子,伸手在我肩上推了一下。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去跟我哥说。”
我和父母去了陈家。我们家拿不出多少聘礼,按乡里的规矩凑了三十六块钱,带了两件新衣服和一篮鸡蛋。
陈秋菊的哥哥问我:“你真能让她过上好日子吗?”
我没有说漂亮话:“我现在不能保证让她过得富裕。我能保证有多少收入跟她说清楚,家里的事和她商量,不让她一个人扛。”
陈秋菊站在一旁,替我回答:“日子是两个人过的。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顺。”
她哥看了她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没有再问。
婚事办得简单。亲戚邻居坐了几桌,院里摆了几张旧桌子。有人当着面问:“你俩是修电视认识的?”
“是。”陈秋菊说。
“听说你还拦着人家,非要他娶你?”
她端起茶杯,稳稳放在桌上:“是我拦的。我那时候害怕,也做得不对。他后来是自己想清楚才答应。”
桌边安静下来。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那句“自己想清楚”比我说多少遍都更重要。她没有掩饰自己当初的强硬,也没有拿它逼我认账。
婚后,我们的日子并不宽裕。我仍骑着自行车下乡修电视,秋菊在家照看老人,顺手帮我分配件、记账。她把保险管和电阻放进不同纸盒,纸盒上写清名称。我回家翻东西时,她就敲敲桌面:“自己放回去,别下次又找不到。”
有一次我出门修机器,连续几天没回家。回来后,她一句话不跟我说。我问她怎么了,她只说:“你忙起来,好像忘了家里有人等。”
“我在挣钱。”
“我知道。”她说,“但挣钱不是不打招呼的理由。”
我没再辩解。后来每次要在外面过夜,我都会托人捎话回去。
我们也不是从不吵架。钱不够用的时候会争,家里老人需要照顾时也会争。可每次吵起来,我们都没有再拿那次意外当筹码。
结婚半年后,我去柳湾村修一台彩色电视。进院前,我听见灶房里有水声,便在院门口停住。
“秋菊,屋里有人吗?我在门口等。”
里面的人答:“是我,你进来吧,门关着。”
我等她穿好衣服出来,才拎着工具进屋。她看见我那副谨慎样,笑了。
“你现在知道先喊了。”
“那次记一辈子。”
“你后悔吗?后悔进了我家,后悔被我拦着?”
我想了一下:“我后悔那天让你觉得一句‘我不会说’就够了。至于认识你,我不后悔。”
她没有说话,只把毛巾递给我。
“那句话呢?”她问。
“哪句话?”
“除非你娶我。”
我看着她:“记得。”
“现在呢?”
“现在是我自己愿意娶你。”
她点点头,像是终于把那句话收进了心里。
电视修好后,我们坐在堂屋里吃炒鸡蛋。她依旧放盐多了,我吃了一口,没说咸。她瞥我一眼:“这回怎么不挑了?”
“怕你不让我吃。”
“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吃?”
“你说嫌咸别吃。”
“我那是说给以前的你听的。”
我笑了。她也笑起来。
很多年后,我们在县城开了一间不大的修理铺。秋菊管账、收钱、整理零件,日子仍旧要精打细算,但我们不再需要靠沉默猜对方的意思。
有人问她:“你们当年怎么认识的?”
她从不躲闪:“他下乡修电视,无意撞见我洗澡。我拦住他,说除非他娶我。”
客人听得尴尬,她却接着说:“我当时怕得厉害,所以做了过头的事。他没立刻答应,后来相处了一个月,是自己决定娶我的。”
有时候她也会拿这件事逗我。
“陈师傅,电视坏了,怎么修?”
“先拆开看看。”
“修好了以后呢?”
“修好了还得算工钱。”
“那娶不娶我?”
“娶。”
“这回是你自己说的,可别说是我逼的。”
我看着她,想起1996年那个秋天,想起旧木门被风吹开的一条缝,也想起她红着脸站在门口,非要我给出一个答案。
她确实拦过我,也确实说过“除非你娶我”。可那一个月里,她没有再堵门;我也没有因为愧疚留下。最后把我们带到一起的,不是那一眼,而是她敢把恐惧说出口,也肯让我重新选择。
“这回没人逼我。”我说,“是我愿意娶你。”
她把账本合上,笑着推了推我的工具箱:“那就把电视修好,别耽误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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