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是985的研究生,几年前月薪两万,现在人跟废了一样。
我叫王桂芬,今年五十八。退休前,我在县供销社做会计,算账算了三十多年,最熟悉的就是每一笔钱从哪来、往哪去。可儿子陈默那几年的日子,我怎么也算不明白。
他明明是家里最争气的孩子,怎么忽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饭都不愿意吃?
陈默读书时,从来不用我和他爸操心。小学成绩好,初中成绩好,高考考进了省城一所985大学,学计算机。大学毕业后,他保送本校研究生,亲戚见着我,总说老陈家出了个有本事的孩子。
陈默研究生毕业那年,去北京一家大厂上班。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他给我转了五千块钱。
我当时正在厨房择菜,手机响了一声。我擦擦手,点开银行短信,数了两遍零,才敢相信那是五千。
他打电话过来,说:“妈,拿着花。你和爸别舍不得。”
我说:“你刚上班,自己在北京吃住都贵,给我们这么多干什么?”
他说:“我每个月两万,够花。”
“两万”这两个字,我记了好多年。
他给他爸换了个新手机,给我买了一件羽绒服。寄来的时候,箱子上贴着快递单。我把衣服取出来,摸了摸袖口,觉得料子厚实,穿上身也暖和。
陈默视频时看见我穿着那件衣服,笑着说:“北京冬天冷,家里也冷,穿着暖和点。”
我嘴上说他乱花钱,心里却高兴。过年亲戚来家里,我把儿子给我们买的东西摆出来。人家问他在做什么,我就说在北京的大厂,一个月两万。
亲戚听了,都说:“桂芬,你们两口子这辈子没白辛苦。985研究生,月薪两万,往后有福了。”
我总说还行还行,心里却把那句话收得牢牢的。
陈默最初确实像是过得不错。每周给我们打一次视频电话,偶尔还会把工作上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他说公司里人多,项目也多,忙的时候晚上十点多下班,最晚也就十二点。
我听不懂他嘴里的那些代码和项目,只会叮嘱他按时吃饭,别总叫外卖。他每次都说知道了。
后来,电话渐渐少了。
一开始是一周一次,变成半个月一次。再后来,我打过去,他常常说正在开会,或者马上有事,讲两句就挂了。
我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吃了。
我问他累不累,他说还行。
我问北京冷不冷,他说:“妈,我这儿开会呢,回头说。”
他说的回头,常常要等上十来天。
老陈跟我说:“年轻人刚进大厂,忙是正常的。我们别老打电话,省得影响他工作。”
我听他的,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却没敢追问太多。
那年冬天,我坐高铁去北京看陈默。
他住在五环外的一间次卧,屋里只有一扇小窗,窗帘拉着,白天也像天快黑了。门一打开,我先闻见一股闷着的外卖味。地上放着几个没扔的餐盒,桌上摞着杯子和纸袋,椅子上搭着一件皱巴巴的外套。
陈默坐在电脑前,听见我进门,回头看了我一眼。
“妈,你怎么来了?”
我把行李放下,仔细看了看他。他瘦了一圈,眼窝凹下去,脸上没什么血色,胡子也没刮。
我说:“你这屋怎么乱成这样?”
他转回电脑屏幕,说:“我知道东西在哪,你别动。”
“我帮你收一下,你忙你的。”
“妈,别动我东西。”
他的语气不算凶,可我手里的塑料袋还是停了一下。那几秒,我不知道该把菜放哪儿。
我还是把袋子放到门边,只把厨房台面腾出来,煮了一锅面,炒了两个菜。他坐在电脑前,听见我叫他,过了一会儿才出来。
我看他吃了半碗就搁下筷子,说:“这就饱了?”
“没胃口。”
“你是不是工作不顺心?”
“没有,就是项目紧。”
我想再问,他已经起身回了屋。
我在北京住了三天。三天里,他每天半夜还在敲键盘,早上又起不来。我敲门叫他吃早饭,他隔着门说不吃了。我给他留一碗粥,晚上回来时,碗还是原样放在桌上。
临走那天,他送我到车站,给我买了一杯热豆浆。
他说:“妈,你放心,我好着呢。”
我捧着豆浆,看他站在检票口外。人来人往,他瘦得像被那些行李箱和人影衬得更单薄了。我想问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可他已经抬手催我进去。
我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他。他仍站在原地,低着头看手机。
那时我心里堵得慌,却说不上哪里不对。
半年多以后,陈默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辞职了。
“怎么辞职了?”我一着急,手里的锅铲都停了。
“公司裁员,我们组没了。”
“那你再找啊。你读了那么多年书,总能找到工作。”
“我想歇一阵。”
我说:“那就先歇歇,身体最要紧。”
他拖着两个箱子回了家,进门就躺到床上,说想睡一觉。
那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下午。我和老陈没叫他,想着他大概这些年太累了。
最初的两个月,陈默还会翻翻书,改改简历,偶尔接个面试电话。我们没催他,怕他刚回来心里难受。
可后来,简历也不改了,电话也少了。他每天睡到中午,起来随便吃口饭,就坐到电脑前打游戏,常常打到半夜,有时凌晨三四点,屋里还亮着灯。
老陈开始看不下去。
“你一个大男人,985研究生,天天在家打游戏,像什么样子?”
陈默不说话,把门关上。
老陈气得在客厅来回走:“早知道这样,当初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我夹在他们中间,叫老陈少说两句,又劝陈默出去走走。
陈默说:“妈,你别管我。”
我说:“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自己管自己。”
“你管成什么样了?”
他看着屏幕,半天才说:“我就想歇歇,歇够了自然去上班。”
这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一个月过去,半年过去,一年过去,后来又一年过去。
镇上的人开始问我:“桂芬,陈默回来啦?”
“回来歇一阵。”
“北京那么好的工作,怎么说回来就回来?”
“公司裁员。”
“那再找呗,985研究生还怕没工作?”
我只能笑笑。
问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学会了一套说法:“他在家接点私活,现在年轻人不一定要坐班。”
其实我知道,陈默没接什么私活。他天天打游戏,不怎么出门,偶尔帮我去楼下扔一次垃圾,回来也很快关上门。
有一次我去镇上买菜,碰见老陈以前的同事。对方随口问:“你家陈默还没走啊?”
我说:“快了,快了。”
回到家,我把菜放在桌上,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老陈看着我:“哭什么?”
“我丢人。”
“丢什么人?他不出门,我们还不活了?”
老陈说得硬,可那阵子他也很少出门了。以前他天天去学校找老同事下棋,后来就在家看电视。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常常盖过陈默房间里游戏的声音。
我们都不太愿意看对方的脸。
有一天晚上,我端了一碗银耳汤进陈默房间。他正戴着耳机打游戏,屏幕上光影闪烁。我等了会儿,见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就把碗放在桌边,伸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
他摘下一边耳机:“怎么了?”
我在床沿坐下:“妈不逼你。你跟妈说句实话,你到底怎么想的?”
他没回答,视线落在桌面上。
我说:“你是不是还不想找工作?”
“我不知道。”
“那你天天关在家里,也不跟人说话,身体怎么受得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忽然问:“妈,你是不是觉得我废了?”
我心里一紧:“我没这么说。”
“你不用瞒我。我爸天天那个眼神,我又不是看不出来。”
“你爸是着急。”
“他着急也没用。我自己都觉得我废了。”
他说这句话时,没哭,也没发火,只是坐在那里,像是在说一件已经认定的事。我手里的勺子碰到碗沿,响了一声。
我说:“那你倒是振作起来啊。”
陈默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妈,我不是不想上班。我一想到要投简历、要面试、要跟人说话,我心里就慌。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我有时候觉得,活着没意思。”
我吓了一跳,手指把围裙边攥得发皱。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摆摆手:“我就是说说,你别怕。”
“你别拿这话当随便说说。”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稳一点,“你到底难受多久了?”
“很久了。”
“在北京的时候就这样?”
他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把耳机放到一边。
那晚我没睡着。天亮后,我跟老陈说了陈默的话。
老陈的脸沉下来,沉默了很久,才说:“那怎么办?”
我说:“带他去医院。”
“他肯去吗?”
“他不肯也得想办法说服他。”
陈默起初不肯去。我说你陪妈去做个体检,顺便问医生几句话。他皱着眉,说:“我没病,不用去。”
我站在他门口,没有像从前那样跟他说算了。
“妈不是要给你定性,也不是要逼你马上找工作。你既然睡不着、心里慌,我们就去问问医生。你不想说的话,可以先不说。”
他不答应。
我又说:“你之前说活着没意思,我听见了。我不能当没听见。”
他看了我一眼,脸色很难看。我没有再催,也没有走开。过了几分钟,他低声说:“那就去一次。”
市里的医院里,我们挂了精神科。陈默进诊室时一开始不太耐烦,医生问他近况,他只说最近没工作。
后来医生问他睡眠和情绪,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来回摩擦,终于把这些年在北京的情况一点点讲了出来。
他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周末也随时待命。组里的竞争厉害,领导说话很难听,他怕被裁,常常一整天都提着心。夜里回到出租屋,他明明累得眼睛都睁不开,脑子还停不下来。
真正被裁那天,他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可回到家以后,那口气很快又堵住了。他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有更好的前途,觉得对不起我们,也怕以前的同事知道他失败了。越不敢出门,越觉得自己没用;越觉得自己没用,就越不敢碰简历和面试。
医生问他:“你觉得活着没意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
陈默沉默下来。
我坐在旁边,忍不住想伸手碰他,却又怕让他更不舒服。
他最后说:“有过一闪而过的念头,没有做过准备,也没有行动。”
医生接着问了很多问题,又让他填了量表。之后医生告诉我们,陈默目前有中度抑郁和焦虑的症状,需要按时复查、配合治疗。医生给他开了药,也叮嘱我们别把“赶紧上班”挂在嘴边,要先帮他把睡眠和日常生活慢慢稳下来。
我拿着处方单,手一直在抖。
老陈在走廊里蹲着,双手撑着膝盖。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了一句:“早该来了。”
我那时才知道,前面那两年,我们一直把他的不出门当成懒散,把他不说话当成不懂事。医生没有说他是废物。我们却在家里用那些话,一点一点替他下了这个结论。
回家后,老陈没再说“你一个大男人”那类话。陈默吃药的头一个月,整个人仍旧没什么精神,但睡觉稍微好了一点。
医生说,不能急。
我和老陈便尽量忍着,不再追问找工作的事。亲戚来电话打听,我说陈默在调整身体,等好一些再做打算。偶尔有人继续问工作,我也不再替他编“接私活”的话,只说现在还没上班。
头一个月,陈默仍然大部分时间待在房间里。我们怕他吃得少,做饭时会问他想吃什么。问得太多,他会烦;问得少了,我又担心。
我只能把饭菜放在桌上,告诉他什么时候吃都行。
他不一定吃完,但有时会从房间出来,自己把碗端回去。
到了第二个月,他开始早上跟我去菜市场。
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换鞋,鞋带系了两次都没系紧。我没催他,就在旁边等。他低着头把鞋带重新打好,走到路口时还回头看了看家门。
“你不想去,我们可以回去。”我说。
“没事,去买菜。”
菜市场里人很多,摊贩的叫卖声一阵接一阵。陈默跟在我身边,起初什么都不说。我买了青菜、豆腐和鱼,他帮我拎袋子。走到卖鱼的摊位前,摊主老张认出我们,冲陈默问:“小伙子在哪上班?”
陈默停了一下,说:“没上班,在家。”
老张看了他一眼,说:“那好。现在工作也不好找,慢慢来。”
陈默没说话,只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他忽然问我:“妈,老张没笑话我。”
“人家为什么要笑话你?”
“以前我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我看着他手里拎着的菜袋子,说:“你不知道别人的心思。我也不知道。咱们别先替别人把坏话说完。”
他没接话,但那天中午,他多吃了半碗饭。
药不能让一个人第二天就恢复成以前的样子。陈默的状态还是有起伏。有时他愿意跟我出门,有时我叫他吃饭,他会说不想吃。有一回他在电脑前帮人改代码,改到一半突然烦躁起来,把鼠标摔在桌上。
我听见房间里一声响,站在门外没进去。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把鼠标捡了起来,重新坐回电脑前。
晚上吃饭时,他没有提这事,我也没有问。我们把饭吃完,他主动把自己的碗放进水池。
医生复诊时,我陪他去。医生问他这阵子有没有规律睡觉,陈默说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医生问他对找工作的想法,他说还是怕。
我坐在旁边,听见“怕”这个字,心里很难受,却没有再说“你都研究生了,有什么好怕的”。
我只问:“那我们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行不行?”
陈默点了点头。
那以后,他开始试着接一点网上的活。有时别人让他改个程序,他就坐在电脑前忙几小时,一单能拿几百块钱。
钱不多,但每次有活做完,他会把结果发出去,再把报酬告诉我。有一次他转了几百块到自己的生活账户,坐在桌边对账似的看了好几遍。
我问:“挺顺利?”
他抿了抿嘴:“还行。做得比我想的快。”
“那就好。”
他靠着椅背,没再说话。那天晚上,他比平时早睡了一个小时。
接活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对方临时改要求,他做了半天,对方又说不合适。他会烦,会觉得自己果然不行。遇到这种时候,我就尽量不在旁边替他出主意,只告诉他饭在桌上。
有一次他凌晨才睡,第二天中午才起来。我把饭热给他,他忽然说:“妈,我现在做这些小活,和以前在公司干的,差得太远。”
我说:“那又怎么样?”
“我以前一个月两万。”
“我知道。”
“现在接一单几百块。要是说出去,人家肯定觉得我混得不行。”
我把菜放到他面前:“你现在先把日子过稳,收入多少不是唯一的事。”
他盯着饭碗,没什么胃口。
我坐在他对面:“以前你赚两万,我觉得你有出息。现在我知道,我只看那点工资,是我糊涂。你日子能过下去,晚上能睡着,比我在外面听见几句好听话重要。”
他抬头看我,眼里有些意外。
我又说:“你不用因为我以前那句话,就非得挣到两万才算回来。”
他低下头,把饭吃了几口。
那天以后,他不再每次收到一单报酬都解释许久。有时接到活,就做;做完了,就告诉我“弄好了”。
去年秋天,他研究生时期的一位同学给他打电话。
那位同学在省城开了一家小公司,缺人做技术,问陈默愿不愿意去试试。工资一个月七八千,不算高,活也不算轻,但不用常常加班到深夜,周末大多数时候能休息。
陈默没有马上答应。
那几天,我看见他把手机放在桌上,隔一会儿就拿起来看看。有一次电话响了,他盯着屏幕很久才接。
挂断以后,他在客厅坐了半天。
晚上吃饭,他问我:“妈,你说我去不去?”
我说:“你自己拿主意。”
“那边工资不高。”
“我知道。”
“七八千,跟北京差远了。”
“你要是去,得自己在省城租房,花销也要算进去。”
“我怕我干不好。”
“你现在还怕,就说明这件事对你有点难。”我停了一下,“但怕,不一定就说明不能做。你可以把担心的事情一件件问清楚,再决定。”
他拿筷子的手停在半空,想了很久。
“要是我去了,干两个月又不行呢?”
“那就按实际情况再打算。你不是签了以后就不能回头。”
“你会不会觉得我又放弃了?”
我摇头:“以前我希望你有份好工作,是怕你受苦,也怕别人说。现在我不想拿别人的话替你做主。”
老陈坐在旁边,没说话,只把一块鱼肉夹到他碗里。
过了两天,陈默决定去省城试一试。
他出发那天,我陪他去车站。临进站前,他还在看那边发来的工作安排。我看见他的手指反复点开又关上聊天框。
“紧张?”我问。
“有点。”
“紧张就紧张,不用装得一点事没有。”
他笑了笑:“你现在倒会说了。”
“我也是慢慢学的。”
他去省城后,租了一间不大的房子,离公司不远。刚开始那两周,他每天回来会给我发一条消息,说今天做了什么,哪里还不熟。
他没有天天打电话,有时两三天才说一次话。但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不再总用“忙”把话堵住。
有一天,他跟我说同事问他以前在哪上班。他先是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后来又觉得有点不舒服。我没有让他“想开点”,只说:“你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不想讲的,也可以不讲。”
他在那头安静了一会儿,说:“好。”
工作并不是一去就顺。省城那家小公司不大,项目要自己跟到底,陈默有时也会因为一处错误返工。他有一次回来,吃饭时脸色不太好,说自己一整天都在改一个接口,晚上脑子里还是那段代码。
我问:“要不要停一天?”
他摇头:“明天还得做。我先把该做的做完。”
他没有把“坚持”说成咬牙硬扛,只是把电脑放下,吃完饭后去散了一会儿步。回来以后,他给同学发了条消息,把卡住的地方问清楚。
那晚他睡得不算早,但第二天还是去上班了。
他瘦还是瘦,但眼睛里有了些光。说起新工作的时候,他不再只说工资,而会说公司里的人怎么样、项目做到哪一步、自己哪件事做得比上个月好。
上个月他发了工资,给我转了两千块钱。
我手机响时,正在给老陈缝一颗掉下来的扣子。看到转账,我愣了一下,问他:“你怎么又给我转钱?自己留着花。”
他说:“我有。妈,你买件衣服。”
我收下了,转头跟老陈说:“儿子给我转钱了。”
老陈哼了一声:“两千块就把你高兴成这样。”
我看着他:“你不高兴?”
他嘴一撇:“高兴啥。他要是早这样……”
话没说完,他站起来去了阳台。
我知道他心里也松了。
前几天,陈默周末回来。晚上吃完饭,我们三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陈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视里的人说话声压得很低。
陈默忽然问我:“妈,你以前是不是觉得我废了?”
我转头看他。
“我那是气话。”我说。
“我知道。”他看着电视,“我自己也觉得我废了。那时候觉得只要我不去面试,就不会被拒绝;不出门,就没人会问我在干什么。可我越躲,越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我没有抢着接话。
他接着说:“我现在还没好利索,偶尔也会慌。工作有时做得不顺,我还是会觉得自己不行。但我至少能睡觉,能去上班,也能回来吃饭。”
我说:“那就够了。”
“够吗?”
“够。你不用给我一个多厉害的答案。今天能过好一点,明天再走一步。”
他嘴角动了动,像是笑了一下。
我问他:“你以前月薪两万,和现在七八千,自己怎么想?”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在北京那几年,月薪两万,可我没一天睡踏实过。现在挣得少,反而能睡着觉了。”
“钱少点就少点,人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他侧过脸看我:“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低下头,摸了摸袖口。那件羽绒服穿了好多年,袖口磨得有点起毛,里头仍旧暖和。
“我以前糊涂。”
“妈,你这话我记下了。”
我笑了笑,眼睛却有些热。
从前别人问起陈默,我总先说他考上了985研究生,再说他在北京一个月挣两万,像是非得把这两件事摆出来,才能证明我们当父母的没有白辛苦。
后来他辞了职,回家两年,我怕别人问,也怕自己承认日子过得不顺。那时我替他编“接私活”,替他找理由,也替自己撑着一张体面。
现在我再也不说那些了。
别人问起来,我就说:“他在省城上班,周末回来吃饭。工资七八千,不算高,但他现在过得比以前踏实。”
有人说:“那挺好。”
我说:“是挺好。”
陈默还是985的研究生,也还是那个曾经在北京月薪两万的年轻人。他只是走过一段很长的低谷,把自己弄丢了,又一点点找回来。
我不再拿他现在挣多少钱去跟过去比较,也不再拿他的工作去换别人的一句夸奖。
一个人走得慢,未必是走错了。能认出自己已经走偏,再一点点往回走,就不算迟。
那天夜里,陈默睡在家里的旧房间。房门没关严,里面的灯按时熄了。
我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没有敲门,也没有叫他起床。
第二天早上,他自己出来吃早饭,问我中午要不要陪我去买菜。
我说:“好啊。”
他把碗端到水池里,顺手把窗帘拉开。屋里一下亮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那点亮光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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