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军衔的仪式正在举行。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个落定，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按理说，这是军人一生极重的荣誉，可他神情并不轻松。熟悉他的贺龙看在眼里，便问了一句：“是不是又想起卢冬生了？”
这段往事主要见于老同志回忆。话是否原样说过，已难完全考证，但陈赓与卢冬生的交情，却不是一句传闻能够概括的。
卢冬生1908年出生于湖南桑植，陈赓比他大五岁。卢冬生幼年家贫，曾到陈家放牛。陈赓虽出身乡绅家庭，却不把他当下人看待。读书时，陈赓让卢冬生在旁边听讲，还教他认字。那段少年相伴的日子，改变了卢冬生对自身命运的看法。
1916年前后，陈赓因反对包办婚姻离家从军。这个举动在卢冬生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逐渐明白，穷苦出身并不意味着只能困在原地。1925年，卢冬生也进入湘军唐生智部，从一名普通士兵开始闯荡。
北伐期间，两位旧友再次相遇。1926年，卢冬生所在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随军作战，后来在武汉与陈赓重逢。陈赓当时已经是部队干部，便把这个熟悉乡音的伙伴调到身边担任副官。
真正让两人患难与共的，是1927年南昌起义后的突围。8月下旬，起义军在江西会昌一带遭到重兵追击，陈赓腿部中弹，倒在战场附近。卢冬生没有独自撤走，而是把他背到隐蔽处，替他查看伤口。
陈赓知道形势危险，劝他先走：“你带着我，咱们两个都走不了。”卢冬生没有答应，只说：“要走一起走。”不久，敌军脚步声逼近，陈赓只好装作伤重不动，卢冬生则藏在草丛里。敌人离开后，他们仍不敢立即起身，直到夜色渐深才获救。
后来，起义部队搜索到这里，起初并未认出陈赓。卢冬生赶忙从藏身处出来说明身份，两人才被带回指挥部。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安排陈赓转移治疗。两人辗转到香港，却因枪伤敏感，迟迟找不到愿意接诊的医生。
那段日子极其艰难。陈赓腿伤发作，只能由卢冬生搀扶。一次，陈赓看见街边西餐馆，半开玩笑地说想吃一顿。卢冬生翻遍口袋，发现钱还够，便真去买餐。餐馆伙计跟到厕所门口，听说用餐者就在里面，顿时满脸疑惑。陈赓听见动静，忍不住笑了起来。
伤势稳定后，陈赓接受了组织安排的治疗。多年以后，他仍说过类似意思的话：没有卢冬生，自己未必能活下来。这样的评价，并非泛泛的战友情，而是从生死关头里得出的结论。
两人分开后，卢冬生奉命协助贺龙、周逸群返回湘鄂西。他长期担任贺龙身边的重要干部，先后在红二军团担任警卫营营长、团长，并负责过独立师的政治工作。洪湖地区反“围剿”斗争中，他曾在与主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部坚持，重新会合时，队伍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得到发展。
卢冬生的能力，还体现在组织和带兵上。他不是只会冲锋的勇将，也能在环境极差、联络中断时维持部队。这类经历，恰恰是后来成为高级指挥员的重要基础。
关于他若活到1955年是否能够获得大将军衔，只能作历史推测，不能当作既成事实。许光达获授大将，重要原因之一，是他能够代表红二方面军的一支历史力量。卢冬生长期参加湘鄂西斗争，资历深、战功实，又是这一地区早期干部中的幸存者。若他没有牺牲，确实很可能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代表。
但军衔评定并非只看早年资历，还要综合职务、战功、建军贡献和革命经历。因此，说他“必定是大将”并不严谨；说他具备竞争大将的条件，则有充分依据。
长征途中，卢冬生腿部曾受重伤。三大主力会师后，他与分别多年的陈赓重逢。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一度被安排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因伤病和培养计划未能立即赴任，后来赴苏联治疗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这并不是被冷落。任弼时等人认为，抗战仍需培养能够适应正规战争的干部，卢冬生因此接受系统军事教育。苏德战争爆发后，他未能及时回国，转而在苏联远东地区相关部队中担任教官，继续积累正规作战经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卢冬生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先后担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同年12月，他在哈尔滨处理苏军士兵扰民事件时遭枪击，因伤势过重去世，年仅37岁。肇事者后来受到惩处，但一位成熟指挥员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消息传到解放区后，贺龙十分悲痛，并为这位老部下撰写碑文。陈赓后来再见贺龙，两人常谈起卢冬生。授衔名单上，陈赓的名字已经成为大将；而在他心里，那个从陈家牛棚旁一起长大的伙伴，始终没有离开过那段并肩逃生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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